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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花令”本是中国古代一种喝酒时用来罚酒助兴的酒令。不过，它比“五魁首，六六六”之类的民间酒令高难多了，没有诗词基础的人根本玩不转它。
追根溯源，“飞花”一词出自唐代诗人韩翃《寒食》诗中“春城无处不飞花”一句。最基本的飞花令诗句中必须含有“花”字，而且对“花”字出现的位置同样有着严格的要求。例如：花开堪折直须折，第一字是花；落花人独立，第二字是花；感时花溅泪，第三字是花……以此类推。这些诗人可背诵前人诗句，也可现场吟作。行令人一个接一个，当作不出诗、背不出诗或作错、背错时，由酒令官命其喝酒。此外，还有另外一种行令方法：行“飞花令”时，诗句中第几个字为“花”，即按一定顺序由第几个人喝酒。
酒令的历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酒风俗，就有所谓的“当是歌诗”“即席作歌”。从射礼转化而成的投壶游戏，实际上就是一种酒令。由此形成的“投壶令”，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到了秦汉之间，承袭前人遗风，文人们亦在席间联句，名之日“即席唱和”，用之日久，作为游戏的酒令也就产生了。“酒令”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贾逵传》（贾遵）尝作诗，颂、诔、连珠、酒令凡九篇。”这里提到的酒令，即是行令的令辞。魏晋时，文人雅士整日间饮酒作乐，清谈老庄，游心翰墨，作流觞曲水之举。这种有如阳春白雪的高雅酒令，已不仅是一种罚酒手段，更因作诗这种高逸雅事的参与而不同凡响。最著名的一次“流觞曲水”，当时，王羲之与众人所作诗篇，荟萃成名传千古的《兰亭集序》。唐宋时，酒令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元稹、李商隐、杜牧、皇甫松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描写饮酒行令的诗篇，为酒令文化增添了浪漫色彩。
中国历史上的酒令虽五花八门，品类繁多，但大致可分为雅令和通令两大类，其中又以雅令最受欢迎。行雅令时，必须能引经据典，当场构思，即席应对，这就要求行令者既要有文采和才华，又要敏捷和机智，所以它是酒令中最能展示饮者才思的项目。例如，宋人《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唐朝使臣出使高丽，宴饮当中，高丽有一人行酒令曰：“张良与项羽争一伞，良日‘凉伞’，羽日‘雨伞’。”唐使即席应对曰：“许由与晁错争一瓢，由曰“油葫芦”，错曰‘醋葫芦’”。此令中名对名，物对物，唐朝使臣应对得体，同时也可以看出高丽人对中国文化之熟识。
雅令中最文的还要算诗酒令，这是文人墨客把酒令与诗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字游戏。好的酒今不但令人赏心说目，也能道出行令人的心境。明朝国子监祭酒陈询因得罪权贵被贬谪，同僚为他送行，酒至微醺，行令是必不可少的游戏。陈询说：“轰字三个车，余斗字成钟，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朋友对：“品字三个口，水面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陈询又答：“矗字三个直，黑出学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人生失意莫不酸楚，但能和同道之人借酒切磋，也算是苦中作乐，有所安慰吧！
毋庸讳言，酒令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酒文化中一朵别有风姿的奇葩，是劝酒行为的文明化和艺术化，可称为酒席间的“笔会”。自然，为健康计，饮酒还是不醉为佳，不过这就是另外的主旨了。
（选自张梦泽《“飞花令”与中国古代酒令文化》，有删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 完成下面小题。《国语》为何不是“经”书 ①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 《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 且成书年代相近 据传作者也为同一人 但始终没有成为“经”。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首先 “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其次 “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书籍 它不仅为“法定” 而且是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 固然不称为“经” 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 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 也不能称之为“经”。再次 “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一的主要工具 基本上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经”与封建社会相始终。这三个特点 也是成为经典的标准。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 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 其次是儒家思想 第三是孔子。《论语》和《孝经》都有过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经历 就是取决于它们是否迎合帝王的行为和心理 是否迎合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合则为“经” 不合则去之。 ②至于《国语》 不能成为“经”书 最重要的是它不解《春秋》。思想上 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 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 如礼治 民本 正名 忠恕等。其他学说《国语》中也约略可见。傅庚生先生指出其尚有墨 农 法 阴阳 黄老等思想的萌芽分布于鲁 齐 晋 郑 越等诸语当中。这样驳杂的思想体系 也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 《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 内容上对孔子的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 《国语》也不可能为儒者拥护及被统治者选中。 ③《国语》的辞采 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 “富艳浮夸。”崔述曰：“《左传》纪事简洁 措词亦多体要 《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 语言风格一致 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或长篇大论 侧重理性说教；或小巧精致 语言隽永；或以修辞见长 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 实不能令《国语》一体 而诸语风格的差异 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 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藉口 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④基于此 《国语》无缘经书之列。尽管如此 其与《左传》关系密切 也颇受那些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 勉强维持其“春秋外传”的声誉。清代编修《四库全书》 将《国语》改隶“杂史类” 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 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 加《国语》《史记》《说文解字》等 成“二十一经”。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 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 欲建立一个别于《十三经注疏》的体系。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 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 合成“十八经” 终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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