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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尧舜禹这三个人或传说，“禅让制”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过的。那么官是什么？俗话说“官字两个口”，其实是错的，其实，官字是宝盖加“阜”的上半部分。什么是阜？小山或高地，宝盖代表屋顶，“官”的本意，就是建在高处的房子。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原始部落，部落里最重要的建筑就是公屋，既是议事场所、也是社交场所甚至宗教场所。酋长或长老是公屋里最有威望权势的人，但他要听大家的意见，而且到了一定时候，他要让位给新领导，换言之，这个公屋不归任何人私有，而是大家公有的。我想“官”最初的含义就是这个，我还怀疑，可能古人艳称传颂了2000年、却还是说不明白的“明堂”，其实也是这个东西。官字就像一个密码，代表着一种历史记忆。所以，我认为“五帝官天下”的传说不是儒生的臆造，而是对原始社会部落民主的集体记忆。
各部落的原始时期都存在军事民主啊，王权都已经是文明的高级形态了。连私有制都是到禹的儿子启那一代才建立起来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由推举出来的人承担责带领部落给自己带到了利益更大。是到了生产力逐步提高的时候，出现财产差异的时候，禅让制与公有制就被破坏了。孔孟吹的很美好，但其实就是早期的军事民主而已。
晚期小墓出土若干小型青铜器，我们甚至无法确知陶寺的政体性质，或者实际控制范围—-仅仅凭陶器类型是无法得出这些信息的。同理，由于二里头也没有发现书写系统，它的政体是否真的能控制所有二里头文化类型陶器分布的范围也是未知数，比如二里头下七冯类型是不是控制在二里头手里，在中国学者中便存在争论。只不过二里头文化有了更高级的青铜容器制造，高等级宫室系统和四级聚落形态，可以更有把握推论其具备国家形成的标准。至于宏大精美的公共建筑、雕塑和其它艺术品。按照你的说法，哥贝克力那绝对是国家了（记住，金属和文字绝对不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无论考古还是社会学家，都绝不会因为有了宏达精美的公共建筑、雕塑和其它艺术品，就认为这个遗址对应的聚落就算国家。哪怕有城墙也不会。国家是人类社会学概念，并有严谨的定义。和酋邦，部落等划分是一个层面的，有清晰的界限。这个不以考古或者历史学家的好恶而改变。
再来说说文明，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但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文明的定义自己内部就有极大分歧。文字金属说是专属于大部分考古学家但不被历史学家全面接受的。这导致文明和国家的定义是无法对应的。可能某个酋邦有文字，金属，城市。比如某些较原始的部落，他们借用了周边文明的文字，也有金属，也会构筑简陋城墙，但它们没有常备军队，社会阶层也没有区分度连酋邦的水平都达不到。所以，一个文明，可能不是国家，一个国家，也可能不是文明。
社会首领(酋长)发挥的符号象征作用大于集权领袖的作用，部落重大事物往往由具有影响力的部落长老们共同决定。原因在于，这样的物质条件的社会中，牛是维系生存的最重要的资源，而牛的数量非常有限，没有一个独裁者有能力垄断牛的分配。因此，努尔人所谓的酋长，象征作用远大于领袖作用，这也意味着酋长的位置并不是多么的吸引人去积极争取。等进入到农业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增加，多余的粮食和财富开始被创造，这才出现了不平等，这也才让可以集中更多财富和权力的领导人这个位置相对富有吸引力起来。综上，虽然不排除尧舜禹所处的时代，社会已经发展到首领的位置足够吸引人去不惜用暴力手段去争取的阶段，但那样的原始社会中，首领的位置因为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出现和平禅让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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