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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东林党，估计没几个人对这个组织有好印象，他们建立之初良好的宗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到后来彻底演变成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添乱”！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再是国家命运，而只是纯粹的个人利益，从而使得日薄西山的明末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东林党的起源——东林书院
毋庸置疑，东林党一开始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为民的知识分子，比如说顾宪成、杨涟、左光斗等等，正因为这些人在明末的“党争”中失利（东林前六君子和后七君子全数罹难），所以他们的继任者们都纷纷陷入党争无法自拔——争权夺利，丝毫不顾及国家命运，将明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东林党人杨涟
先说争权，明末东林党人的“党同伐异”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不只在朝廷内部安插自己的人手——想法设法推举“自己人”进入内阁，成为首辅，同时他们还盲目插手明朝对后金的防务（主要是抓权）——排挤能作战的将领，任用“志大才疏”的“自己人”。比如说，正当明末名将熊廷弼对后金的形势日益好转时，他们硬生生地派上去一个完全不会作战的东林党人袁应泰，结果一败再败，丢掉了沈阳和辽阳；当朝廷扛不住而不得不又重新起用熊廷弼时，他们又派上去一个只会掣肘的东林党人王化贞，于是又丢掉了广宁。由此可见，后金的迅速“成长”和东林党的不顾一切的“争权”有着很大的关系！
明朝官员
再说夺利，明朝与后金的战争损耗巨大，崇祯皇帝为了省钱，都已经开始穿打补丁的衣服了。其实当时明末南方的工商业是极其发达的，其中江浙地区尤为富庶，“万历三大征”结束以后，由于朝廷缺钱，万历皇帝果断在江南地区开征的“矿税”（主要就是工商税），给朝廷增加了大量收入。可是东林党人一贯的宗旨就是反对工商税，反对宦官干政，其中原因就是当时大部分东林党人都是亦商亦官的“代理人”，他们以矿监（大部分都是皇帝派出来的太监，而且确实有些太监在各地征税期间横征暴敛）贪腐为借口，极力抵制工商税，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钱袋子”。比如说东林党早期领袖李三才，多次公开上奏抵制抵制皇帝征收工商税，而另一方面他个人的家财竟然达到了470万两白银之多（相当于明朝一年的收入）。当然不仅仅是李三才一人，后面的东林党领袖比如说刘一燝、叶向高、钱谦益等等，随便哪一个其实都是家财百万的“资本家”，不然他们哪里会有钱和“秦淮八艳”打得火热？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其实就是明末资本家和官僚阶级（基本可以等同于他们自己）的根本利益！
东林领袖钱谦益和柳如是
一方面东林党人都是家财万贯，另一方面则是朝廷因为和后金的战争消耗巨大、国库空虚，面对如此困境，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得不开征“辽饷”，可皇帝又拿根深蒂固的东林党没有办法——不能增加工商税，那就意味着只能增加农业税。据历史记载，明末农民的农业税已经到了“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的程度，如此夸张的赋税，你让老百姓们还怎么活得下去？于是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趁机揭竿而起，自然也就受到了广大穷苦农民的积极响应。事实证明这些农民起义恰恰是造成明朝的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一点上，东林党人实在是“功不可没”！
闯王李自成
所谓“国家”，应该是先有“国”再有“家”，而东林党人这种只顾“家”不顾“国”的毫无远见，只顾争权夺利的行为直接加剧了明朝的灭亡速度。他们由此做出的各种“神助攻”，对明朝的灭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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