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经历

在经历多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回去，单靠天天劳动，是不能养活自己的。 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之所以被称作“邮票队”，是因为“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面值都是八分钱。 1973年，毛主席收到了李庆霖写来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回复。而“文革”结束，思想松动，果然铸成了知识青年雪崩般的回归浪潮。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回城潮、新疆阿克苏事件更是将回归浪潮推上了最高点。幸运的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家领导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1975年，我当时正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我走了，200个学生就没有老师了。不过，更主要的是这个小学校课表是我排的，我有很大的自由。比如，下午我可以排一些其他农村老师也能教的体育、劳动、自修课，而我就能腾出时间写小说。可以说我是有些私心的。为了能够写小说，我选择了：留下来。 第二次机会我也没有要。当时复旦大学到贵州招生，成绩只要求190分。我已经出了三本书了，招生的老师对我说只要你写一篇作文，我们把分数打得高些，其他五门分数加起来你还不用达到90分。我婉辞了他们的好意。那时我正在写《蹉跎岁月》。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蹉跎岁月》完成后，1979年10月，我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就这样，我在满脑子只有出书的情况下离开了农村。我连出了3本书，稿费是每千字2元至5元不等，总共拿到了400元。实事求是地说，我是6700万知识青年中运气较好的。 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是在上海领导关心下才调回的。当时贵州也想挽留我。后来我获知当时贵州领导曾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本人坚决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亲年事已高，我便再次争取，终于得以调回上海。 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 不能回城的，只能留下；回了城的，也面临着重新融入城市生活的新问题。80年代初有一篇名为《粪桶》的文章，说的是北京仅有的几只粪桶都是由回城找不到工作的知青负责清理。这篇文章反映的返城知青的生活窘境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前两年北京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识青年。那一份报告，我看了都触目惊心。报告里说到，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级政府关照的，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识青年”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 那年，我插队的修文县县长到上海，要我找20位曾经在修文县插队的知青，一起聚聚。我选了各个层次的知青，有当教授的、有普通职工的、有下岗的，也有回来找不到工作的。座谈后要吃饭时，有两个知青说，今天的菜很好，贵州的茅台酒很香，但是抱歉我们不能吃了，要去上班了。之后才知道一个是酒店保安，还有一个在机关值夜班，看门。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孽债》中，我写到过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顶替后就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管得很好。读书的时候我就形容他，除了热水瓶的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他什么都能修。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现在却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块，他已经很满足了。我说这不像话，那个老总我认识，我去和他说。他说，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当初我写的小说叫《孽债》，大家只从故事层面来理解，其实这是从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来写的，我们的债并没有还清。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人们曾用各种字眼来形容上山下乡那段岁月，但一提到知青题材，人们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恐怕还是“蹉跎岁月”四字。《蹉跎岁月》、《孽债》为何长久地受读者、观众欢迎?――我写的只是几个知青故事，反映的却是我们整整一代人。 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再回首，无论是《蹉跎岁月》，抑或是《孽债》，之所以分别被写进了中国文与学史，被写进了中国电视史，至少它反映了6700万知识青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6700万人的一殴历史事实。 一度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以后，有的人说，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有的人说，文革是要否定的，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否定，青春无悔。有的人说，怪就要怪我们国家人太多了。有的人说，这无非是个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好了，今后就不用下乡了。有的人说，回忆往事，那些年月还是有值得留恋与美好的东西。有的人说，美好，那你再美好去啊，你怎么不去?有的人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的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大地上发生在特殊年代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30年了，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当年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们，还有多少现在还留在农村的呢?留在农村里的，又是哪些人呢? 现在尚留在农村里的知青，是有的，而且是知青中的极少部份。但是留在农村的这极少部份知青，决不是当年高喊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那些人，也不是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视使劲地宣传过的那些人，更不是当初也曾大有作为或有所作为的一批人，他们往往是知青中的弱者。近几年的报纸上，广播里，电视中，时有对这些人的报道和关注。他们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婚姻，有的是因为当时的良心，有的是因为城市中包括大上海已没有了家。无论他们的个人命运怎么样，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生活中的失意者。有的出现在镜头中，还让人感觉十分衰老和可怜。可能是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以及个人也曾是知青的原因，我还收到过不少他们的信。 每次展读他们的来信，给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他们的青春，在知青岁月里荒废了。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 1027243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