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时间：2020-05-12

经济史方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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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述经济史同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因此，虽然本文回顾了经济史的主要发展，也用例子说明了各种争论中的主要观点，但是本文不可能对这个学科的历史做广泛的论述。

作为一个学科的经济史的发展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40年以前，美国的经济史仅“有几个例外的光辉成就，它既不是好的经济学，也不是好的经济史，只不过是美国制度主义者的微弱的回声”（麦克洛斯基McCloskey，1976年，第435页）。而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史却主要研究工业革命和它与成人教育的社会改良传统的联系（巴克Barker，1985年，第36页）。结果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就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方法论和数据，并且至少是在英国，这门学科不那么容易地和社会史、商业史共存。

在战后初期，由于全国经济研究所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观念的推动，对经济波动的历史作了很多研究，对历史上的国民收入帐户亦作了仔细的考察。至60年代中期，这使同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有关的经济史知识得到显著的增长。到了1960年就进入了新经济史的阶段，第一届克莱奥计量学会议在普度召开。从这时起，美国经济史学家越来越多地转向正式使用经济模型和假设检验，从而转向一个更加量化的经济史。就像经济史通常的倾向那样，这门学科也成为一门“问题推动”的学科（马赛厄斯Mathias，1971年，第371页）。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史学当然也就受到三个特别有趣的争论的支配，这三个争论内容是，来自19世纪的铁路的社会储蓄，美国南部的奴隶经济学，以及19世纪后期英国企业主的失败。

1960年也是罗斯托（Rostow）出版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的那一年。这本书是在以前有关国民收入的资料证据不断增多的基础上写成的，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和进一步的研究。在60年代的经济学说中，的确到处都充斥着“起飞"的语言，虽然大部分专业经济史学家不久就对罗斯托的论断表示怀疑。当时，经济史学家特别热衷于讨论发展中国家历史经验的教训。

在过去10年里，经济史学进入了更加“成熟"的时期，60年代那种轻率的断言让位给更加稳重和更少争议的美国经济文献。这些文献的范围很广，更多地是研究20世纪的问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开始重新发现过去的、描述性的传统的优点。

欧洲的经济史学家一直很不愿意追随这种研究途径。本来人们会认为，由于在经济学中有很强的英裔美国人传统，英国经济学家会沿袭这条路线，但是即使是在英国的经济史中也基本上保留着描述性的、历史的写作方式。在那个学术大发展的年代，经济史的分支也繁荣起来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里增添了很多知识；但是经济史作为一个整体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还是相对地很小。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社会史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英国大多数的经济史学家从新经济史中转行（萨普尔Supple，1981年），经济史学的教授和经济史分支迅速减少。

经济史能给经济学家提供什么

美国经济协会的1984年年会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从帕克（Parker，1986年）所编的文集里找到会议的论文和讨论内容。会议的背景当然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职业经济学家把数理的和经济计量的分析方法空前深入地具体化了，与此同时，他们却非常轻视和忽略了经济史本身的研究。麦克洛斯基（1976年）对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令人鼓舞的贡献，他提出经济史学科本身的实际价值可以从5个方面来评价，这5个方面是：（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的经济事实；（3）更好的经济理论；（4）更好的经济政策；（5）更好的经济学家。

最明显的是，经济史提供非常广泛的证据，以及通过更长的时间序列资料来进行研究的可能性。现在，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大大地扩充了数据库，使之成为随时可以利用的形式。令人鼓舞的是，经济学家们所出版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已经认识到了利用这些资料的可能性；也许更重要的是，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技术已经变得更加强有力，因而也就能够从这些资料中获取更多的好处。于是，最近我们不仅看到了弗里德曼（Friedman）和施瓦兹（Schwartz）（1982年）那里程碑式的研究。他们运用了其他资料中范斯坦（Feinstein，1972年）对英国的收入、产出和价格的研究，以及根据他们自己仔细建立起来的货币存量的时间序列资料估算出来的有关美国的数据；而且我们还看到了亨德里（Hendry）和埃里克松（Ericsson）（1983年）利用经济计量进行的毁灭性批评。还有，卡皮（Capie）和韦伯（Webber）（1985年）已经把1914年以前的英国货币的时间序列资料做了很大的改进。

经济史还确实能提供当前所不能提供的资料，例如，19世纪的统计提供了丰富的典型调查资料；经济史还提供了制度安排运行的例子，这些例子在今天找不到，但对今天的政策却有启发意义。怀特（White,1984年）对19世纪自由银行制度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许涉猎兴趣更加广泛的是全国经济研究所近来所编的古典金本位运行的著作（博尔多Bordo和施瓦兹，1984年）。

与此同时，把经济史看得过高又必然会限制了它作为给经济学家提供直接的经验教训的来源的价值，或者作为检验经济模型的资料来源的价值。例如，在研究失业问题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验近来已经成为最令人感兴趣的课题。英国的经济学家，像莱亚德（Layard）和尼克尔（Nickell）（1986年）在他们的著作中所用的很多标准的时间序列资料或者是不存在的（如，工会或非工会的工资确定），或者是在很不同的基础上收集起来的（如失业率）。在两次大战之间，国民核算估计值不是每季度做出的，而是每年做出的，总共也只有18个观察值，其中还包含了两次大衰退。可是，很清楚，他们所用的模型和替代变量一般要依赖对70年代的估计，而这又意味着70年代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一直远远低于在二次大战之间所观察到的失业数字（克拉夫茨Crafts，1984年）等。因此看起来在二次大战之间的经济结构及其数据库和今天的经济学家所熟悉的领域都是很不相同的，从而要对那个时期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宏观经济模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要是仅仅依据一种严格的先验和一个方程简单地计算失业率，那是太容易了。本杰明（Benjamin）和科钦（Kochin）（1979年）就是这样做的，然后就宣称在二次大战之间的情况是在高失业基础之上的自愿失业，因为这相对于工资率来说是有利的。贝弗里奇（Beveridge，1944年）和后来的很多教科书也是这样做的，然后就绝对地断言二次大战之间的失业是由于需求不足造成的。但在实际上是很难通过一个宏观经济模型来搞清二次大战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作用的。

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人口过渡”是另一个人们研究得很多的课题，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对今天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一个历史经验。现在的先进国家在1870年至20世纪30年代已经经历了这个时期，在这方面也保存有基本的统计资料。特别是由于普林斯顿的研究项目，的确使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生育率下降时期的决定因素（科特Coate和沃特金Watkins）（1986年）。然而还是很难确定早期这些国家的“自然生育率”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高向低过渡，而且这种过渡又是在或多或少很不相同的经济情况下同时发生的。有人认为新古典学派的最优化模型适用于过去100年里的西欧生育率，但不适用于更早些时候，因为那时年龄组法则起着支配的作用（里格利 Wrigley，1978年，第148页）。

在某种程度上，以往经济学家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提供了某些与今天不同的信息。因此，对模型的恰当选择依赖于制度的和社会的情况，并且随着时间的变迁，一个政策工具也会产生很不相同的结果。例如，英国在1913年、1925年和1931年对银行利率的调整，或1949年和1967年的货币贬值，后果都很不相同（凯恩克罗斯Cairncros和艾肯格林Eichengreen（1983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经验都是同今天的政策问题有关的，但是对历史的认识也是经济史能造就更好的经济学家的重要贡献。

经济学对经济史的贡献

在过去的20年里，理论模型和数量技术在经济史研究上的应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大多数的经济史研究都使用了经济分析或者使用了经济计量学，或者两者并用。早先人们注意到，英国在经济史方面的影响比美国要小得多，但是后来英国在“新经济史"方面的文章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每年5篇增加到1979一1981年的每年28篇（李Lee，1983年，第47页）。当然，经济学家的方法论在多大程度上注入了经济史，这还是有争论的。在这方面持怀疑态度的人不仅有传统的经济史学家，而且还有像索洛（Solow，1986年，第26页）这样的经济学家：

“当我考察目前在经济史方面的一些著作时，我有一种消沉的感觉，因为很多著作看起来正是我刚刚讽刺过的那种经济分析：千篇一律的用积分、回归、啄数来代替思想！"

也许，要评价经济学对经济史的贡献应该采取类似于麦克洛斯基考察经济史对于经济学的价值时的分类，合适的标题可以是（l）更多的事实；（2）更好的事实；（3）更好的假设；（4）更好的数据解释；（5）更好的历史学家。

把经济分析用于历史资料记录，的确已经大大地扩大了经济史学家可用的数据库。数量技术的使用总的来说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也许是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 Schofield）（1981年）对英国在1541一1871年间的人口史所做的开创性的重新构造。经济学对于经济史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像国民收入或货币存量的时间序列情况一样，这是由于其概念的建立是植根于经济学的，而现成可用的资料却倾向于是按经济学家研究历史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自然的结果，其早期的特点表现在：例如，盖尔（Gayer）、罗斯托和施瓦兹（1953年）所建立的价格资料，1860年美国手抄本统计里帕克一高尔曼（Parker Gallman）样本中的农业投入和产出资料（帕克，1970年）。

也许，在“更好的事实"方面，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在那些受指数问题影响的领域，在经济史上这样的问题很多，这是不奇怪的。传统的历史学家整个说来太轻易使用粗糙的指数了，而这些指数并不适合于他们研究的问题一一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克拉彭（Clapham，1926年）在讨论工业革命时期的实际工资时，使用了完全不适当的西尔伯林格（Silberling）价格指数作为另一种例子，“新"经济史学家的最近的著作在研究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生产和生活费用时，已建立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加权指数。

在标题（3）、（4）、（5）下对成绩进行的争论要多一些。很明显，假设的主要根源一直是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自凯恩斯时代终结以来。到了今天，解释性技术在历史分析中已经运用得很多，例如哈顿（Hatton，1983年）等人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分析考察18世纪英国的贸易，威廉森（Williamson，1985年）用琼斯（Jones）型一般均衡模型考察19世纪英国收入不平等的原因，福格尔（Fogel，1964年）把成本效益分析用于美国铁路的社会储蓄，特明（ Temin，1976年）用 IS LM分析揭示了大萧条产生的原因，托马斯（Thomas，1983年）运用投入产出或社会核算矩阵、或两者并用的方法，再加上按惯例运用二阶段最小一乘法，以及经济增长的核算，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裁军对就业的影响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方法的采用对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经济史是很陌生的，所用的技术设备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家看来也是一个不可超越的障碍。对于这种经济史分析的有效的批评大部分都是来自新经济史阵营内部，例如萨奇（Sutch，1975年）写了一篇精采的论文回答了福格尔和恩格曼（Engerman）（1974年）对美国南部奴隶制的解释，不过这种情况也许是太少了。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正规的经济分析的运用阐明了很多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对1914年前英国经济中企业家经营实效的评价标准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新古典分析却用利润最大化术语把这个问题规范化，表明了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在棉纺业保留走锭精纺机（桑德伯格Sandberg，1974年）和在铜铁行业中不急着采用碱性加工法（麦克洛斯基，1973年）——这些选择在英国的生产要素相对成本下都是正确的。这种研究不久就弄清楚了，泛泛地批评英国的业余性质、保守主义和能力平庸是把问题过分地夸大了。

一个更肯定的论证是认为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是有经济效益的（如果不是美国南北战争，奴隶制是不会仅仅因为奴隶的生存率低就崩溃的），其证据是相对于其他可能的投资，奴隶的价格是有竞争力的，并且从整体上看，奴隶主对经济刺激能做出合理的反应（艾特肯Aitken，1971年）。

然而，这种研究结果最终还是导致了新经济史学家中的最激烈的争论，批评福格尔和恩格曼的人说，他们对奴隶制做了错误的解释，主要是他们想使一切事情都完美地适合于新古典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每一个和所有的奴隶主都仅仅是把奴隶视为生产工具，并且把他们用于单个压倒一切的目标：金钱收入最大化”（戴维David等，1976年，第341页）。因此有批评意见认为，先入之见导致有选择地寻找证据和对奴隶制抱太乐观的观点，并且也导致把奴隶主的动机作为一个整体而作了不可靠的推断。

类似地，由于麦克洛斯基（1970年）成功地为英国的独特技术选择作了辩护，企图在此基础上做出一般的论断，说市场能良好地运转，后期的维多利亚经济是以当时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增长，这也引起了争论。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麦克洛斯基的论断是大大依赖先验推理的，是在一种很简单的新古典模型上整理事实的。按这种方法，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同投资率无关；早先得自低效率的资本市场的收入也只不过是整个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产品市场是有竞争的从而生产力能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英国经济的独特结构是由其比较利益造成的。但是后来的作者的先验成分也许要少一些，并没有接受麦克洛斯基对英国经济所做的描绘：汉纳（Hannah，1974年）和肯尼迪Kennedy，1984年）揭露了信息的失败和接管机制那种减缓了市场迫使低效率管理的调整所造成的紧张；艾伦（Allen，1979年）阐述了在钢铁行业所有要素生产率的令人担忧的低落；克拉夫茨和托马斯（Thomas）（1986年）论证了比较利益在于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出口，还提出了有关人力资本积累的问题，等等。

这些例子反映了在经济学中人所熟知的方法问题。当然，对于工具主义的问题一直存在长期的争论。所谓工具主义，就是以理论的预测能力来判断理论的优劣。由于经济学家经常关心的是理论的语言性而不是解释的精确性，预言成绩就容易被接受为评价理论的标准。例如，即使厂商的行为与利润最大化并不一致，也可以认为厂商就像是谋求利润最大化。对于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很危险的过分简单化，会导致他们错误地相信已经理解了人们的经济活动动机，或者所有的决策都不过是建立在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之上。在上面的各个例子中，这种困难在批评家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

另外一个同上面所说的不是没有联系的问题产生于对严格先验的运用。近年来有些著作说，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一般总是认为某一种模型不如其他的模型那样需要较严格的检验一一例如，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比别人更容易接受同标准价格理论相一致的经验研究结果，而更不容易相信市场的失灵（雷德Reder，1982年）。事实上，经济学的检验很少变成认真的证伪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是简历在大家同意，而其大部分又是未经检验的假设之上的，所以新古典模型中的边际均等是很勉强地获得的（麦克莱McClelland，1975年，第26一27页）。显然，经济学家尽管都不相同，但同历史学家相比，他们之间共同的先入之见更多一些。同样明显的是，把经济学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大部分著作并不涉及对相互竞争的假说进行检验。

如果新经济史除了说服经济学家之外还要说服历史学家，那么就要求它能提供比迄今为止一般所具有的那些证据更加标准的证据一一同时它也将对于那些回归分析和演绎推理提供一些“悟"的补充，这一点通过历史学家对《处于十字路口的时代》（斯坦普 Stampp，1976年）一书的反应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同样，历史学家将（正确地）需要对钢铁行业的企业家精神做更多的研究，而不是根据一种（重要的）技术变革研究来考察企业家的决策，以及天真地试图证明：价格成本差额低，因此可推断经理的目标只是不破产（麦克洛斯基，1973年）。对于那些更复杂的模型论证，就像威廉森所做的，则是需要劝告历史学家们认识到，这种论证值得进行，虽然它的一些假设是高度限制性的，并且，与其竞争的一些模型是否能对历史记录做更好的解释这一点无关紧要。

也许应该说经济学作为假设的源泉对经济史作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些假设的检验要让新古典学派的忠实信徒信服比让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信服要容易得多。经济模型作为一种整理事实的方法的用处已表明了普通田间农业的合理性（费诺阿尔泰亚Fenoaltea，1986年），或对土地税估价的理解（麦克唐纳McDonald和斯努克斯Snooks，1985年）；另一方面，经济学的专业训练所灌输给人们的信念以及经济学家对有限的证据的特有考虑，这些都更适合于做预测而不是进行解释，并且可能成为充分理解历史事件的障碍。因而这种危险可以说是“经济理论既使经济史丰富又使经济史没落"（索洛，1986年，第21页）。

经济增长和经济史

从传统上看，经济学同经济史联系最紧密的方面一直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研究，因此对这方面做更细致的回顾是合适的。遗憾的是，我们必须直率地说，经济史同战后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小的。更令人失望和惊讶的是，对于诸如英国经济从长期来看相对衰落这样的有关经济增长应用理论的重要问题的研究，经济史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增长理论和经济史之间的一个最接近的、有成果的接触点来自丹尼森（Denison）模型的国民经济增长核算。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令人吃惊地表明，生产要素总生产率在20世纪的增长同早期相比有多么大的差别（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和戴维，1973年）。丹尼森的研究所得出的生产要素总生产率的加速增长相对地较晚的印象又为克拉夫茨（1985年）的研究所证实，克拉夫茨发现在产业革命中生产率的增长局限在较小的、次要的先进领域，结果是宏观经济实际上每年也许只增长0.4％。这个发现并不特别令人惊奇，但是的确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

的确可以认为，近来经济学对理解长期经济发展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更好的计量方法达到的，这种研究是从库兹涅茨（Kuznets）开始的，并且还在富有生气地继续发展。当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原因的认识并没有增加太多时，我们在这方面的数量化知识却有了很大的增加。不幸的是，现在在国民收入长期增长方面所积累的资料还不能给经济增长方面的雄心勃勃的“大理论”，提供多少支持。

对于西方是怎样富裕起来的所进行的一般概括性解释多年来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尽管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这方面很注意，尽管这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家就应该认识的问题。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私有财产权的发展、能够不受政治和宗教干涉地追求经济活动的相对自由的可能性，以及对世界的研究转向一种更加实验主义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所有这些都是受到贸易和商业活动发展的推动，由此又激励了18和19世纪技术进步的显著加速，而技术进步又在资本的质量和多样化的发展中得到体现（罗斯托，1960年；兰德斯Landes，1969年；希克斯Hicks，1969年；诺思North和托马斯，1973年）；罗森堡Rosenberg和伯泽尔Birdzell，1986年）。结果到了20世纪生产率就在更加发达的教育、研究和发展的基础上加速增长。如果杰文斯（Jevons）和李嘉图（ Ricardo）对西方今天的增长进行核算的话，一定会对技术进步的持续性和活力感到惊奇。

总的来说，由于尽力采用经济分析方法的经济史学家已经努力把分析做得更细，预测模型在研究中仍处于最客观的层次上。上一代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做了3个突出的尝试，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影响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这就是罗斯托（1960年）、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年）以及诺思和托马斯（1973年）所提出的分析框架。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使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它的“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观点。这个理论对经济学的支配大约有10年左右，以致即使是反对它的人也把它作为思考的条件。成长阶段理论的核心是一个有保证的增长率方程，这个方程的基础是投资率、资本产出率以及“主导部门"的思想。主导部门能有力地影响需求和成本，其途径是关联效应，也就是通过经济中的投入产出矩阵。起飞的特征是，当农业生产率、基础设施等必要前提具备后，就出现了主导部门、恰当的制度框架、生产性投资率的急剧提高以及经济发展的急剧加速。这个理论原来是用来描绘英国的，英国被看做是其他国家按同样的阶段次序发展到现代世界的模式。在这个理论中，罗斯托还根据当时所能取得的资料，提出了其他国家起飞的数据。

罗斯托的著作引起了一系列批评性评论和极富有成果的研究响应。在理论层次的批评有库兹涅茨（1963年）和菲什洛Fishlow，1965年），他们反对阶段理论，认为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条件的定义是模糊的，并且认为总量增长方程缺少行为内容。在经验层次上的批评者发现，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是很难辨别出它的起飞阶段的（马尔切夫斯基Marczewski，1963年），并且认为对铁路的数量考察也很难同主导部门的观点相符合（福格尔，1964年）。迪恩（Deane）和科尔（Cole）（1962年）对英国所做的数量化研究也很快得出结论说，在投资、主导部门或增长转折点方面，罗斯托的起飞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同资料相吻合，后来的研究也再次加强了他们的观点（克拉夫茨，1985年）。

罗斯托的“统一"模型的进一步批评是，认为后来国家的发展将不同于先行的国家，也许这是由于要素的禀赋、技术或贸易机会的不同。格申克龙（1962年）把这种批评观点系统化，反对起飞的前提条件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的发展过程将可能不同，其特征是，由于大规模投资，制造业的产出突然大增，要求提高生活水平的压力更大，在重工业中集中了大规模的工厂的政治制度是强制的，农业部门是落后的。俄国就是这种模式的经济。

虽然人们对格申克龙的批评所做的反应比对罗斯托理论所做的反应还要慢，但是结果好像也没有支持申克龙的观点。格雷戈里（Gregory）（1983年）证明了在生活水平、农业或重工业方面，俄国的数据资料并有支持格申克龙的论断。克拉夫茨（1984年）对欧洲17个国家进行抽样的结果也表明，肖定格申克龙关于落后同工业产出消费或投资之间相互关系的信念。

现在文献中的总趋势是，我们对于西方的经济增长没有一个分类学。人们认为不同的国家是沿不同的道路走向现代世界的（奥布赖恩OBrien和基德尔Keyder，1978年），并且在同一个收入水平上也表现出了很不同的结构特点（克拉夫茨，1984年）。特别是，英国早期农业劳动力的裁减，很高的农业生产率和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很低的投资率，显得很不具有代表性。也许，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来思考就不会对这种情况感到奇怪一一生产结构肯定会依相对的要素禀赋的不同而变化，在19世纪不断发展的贸易中，各个国家的确是在发挥不同的作用。人们现在还没有充分认识很早就引起人们注意的不同的人口增长格局。人口格局严重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道路，特别是法国和俄国的不同正是这种表现，然而人口格局并没有成为罗斯托和格申克龙重大理论的一部分。通过回顾可以认为，格申克龙和罗斯托的预测模型看来不仅仅是与经验不符的，而且构思也不适当。

第三个理论大纲是诺思和托马斯提出来的，这个大纲同现代经济开始增长的前一时期有关，把建立一套恰当的私有财产权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这个前提可以保证在社会的和私人的创新收益率之间有一个合理程度的相等。这种方法的最新颖之处是企图把制度结构内在化，特别是把制度创新同人口增长、土地一劳动力比率的变化以及相对价格联系起来。然而，这个理论认为对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的力量、国家对财政问题的反应以及巨头们的政治勾结程度。

诺思和托马斯区别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制度结构的经济根源，认为由此产生的任何协议都能影响经济增长。在这样做时，他们希望放松常规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一个假设，即规则的外生性。但是又保留了用新古典的效用最大化方法来建立模型。要是在这个方面取得成功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将能对各种模型和经济学家经常考虑的一系列社会演变提供一个重要的补充，也就是说从研究历史问题方面看，对经济学是个潜在的重要贡献。

不幸的是，为了解释国与国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的不同，诺思和托马斯也被迫回到各种各样特有的（政治）解释，以致在他们的模型中也显得缺少一种能明确地预测人口变化的结果的能力（菲尔德Field，1981年，第190页）。就像诺斯后来所反省的，他的研究虽然是令人鼓舞的，但最终是不成功的，其原因是缺少一种人口变化的理论，缺少一种解决冲突的理论，缺少新的体制安排的一个供给函数，并且首先是缺少“一种用以解样......对新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考虑偏离的思想理论”（诺斯，1981年，第12页）。如果这不是一个反面教训，至少也是我们已吸取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对于那些没有认到过去与现在不同的经济学家，这应该是他们的一个思考材料。

在长期增长的研究中，另一个重要领域，就是技术变化领域。这一领域中，上述方法并没有对它加以适当的分析，而经济史学家是希望能在这方面运用经济理论的。对这方面进行的分析，人们所看到的成就是很有限的。特别是，把技术的传播过程作为来自创新的收益，就能更好地加以理解。这样，海德（Hyde，1977年）对采用炼焦技术的研究，戴维（1975年）对机械收割机的研究，格斯利（Greasley，1982年）对采煤机器的研究，都表明了比较成本的重要性和采用新技术的经济本质，证明了对基本的新古典方法论的富有成果的运用。对来自创新的社会储蓄的计量也揭示了相对于总收入水平来说，即使是储蓄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也是不重要的（福格尔，1964年，冯·藤兹尔曼（Von Tunzelman，1978年），并且同技术进步的双曲计算一起有效消除必不可少的观念。

然而，在其他方面，成绩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其中最突出的是引致创新方面的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取决于怎样理解数量化证据已表明的生产率的加速增长。很明显，在这方面作出引人注目的贡献的是经济史学家哈巴卡克（Habakkuk，1962年）。他认为在19世纪早期美国制造业中的“劳动力稀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稀缺引致需要更多的和更好的机器一一同英国相比，在技术变化方面美国的整体进展速度更快，更向节省劳动力的方面倾斜。戴维（1975年）采用创新可能性边界的概念对哈巴卡克的理论做了更加广泛的考察，表明了哈巴卡克的理论太绝对化了，相信那样的理论就会导致极端相互矛盾的结果，特别是会发现英国的创新可能性边界更高，这同所有的人早先的信念是相反的。戴维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技术进步区域化的概念，这就是技术进步来自使用中的学习，向邻人学习技术选择，这种选择又是由起始的要素价格决定的。不过，戴维的观点还仅仅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推测。

在我们的回顾中隐藏着一点悲观，其原因是，第一，经济史研究所提出的要求超越了目前的经济理论的能力，但是这种情况又没有引起任何重要的理论发展；第二，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制度和技术的变化这些关键的领域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点已经由历史所提出的问题的困难性揭示了出来：第三，对于如兰德斯提出来的，刺激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还远远不能给出精确的答案：

“（1）为什么现代化工业制度的首次突破发生在西欧？（2）就欧洲的经验而言，决定变化所发生的时间的原因是什么？决定变化所发生的地方的原因是什么？"（1969年，第12页）

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基本理论方法的某些局限性，新经济史学家也应该认识到他们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更多的成功是在计量方面，而不是在解释方面。

经济史的未来

很清楚的是经济分析和数量化方法在经济史中的采用已经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即使这些成绩并没有完全达到在20年前人们对它所希望的那样。早期的特点是，由于出版的容易使确凿的、重要的观点得以发表，但在理论解释方面总的来说又更加不能令人满意——很不幸，很多人离开传统史学家的轨道，仅仅根据一些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把各种明显简单化的论证结合起来，而又不能成为真正的“奠基人”。现在在经济史领域各方面都显示出已经认识到并且在寻找办法纠正这些缺点（菲尔德，1986年）。

因此，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理由对未来经济学和经济史两者之间的关系抱乐观态度。经济计量学是更强有力和更容易运用的工具，在美国和英国，人们对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和衰退的兴趣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厚，新经济史学的开头难问题已成为过去。不过，总的说来经济学家看来还没有整个领悟历史研究，而由于财政紧张对大学经费的更加严重的冲击，经济史学家又到处隐退。正像麦克洛斯基在10年前所说的，“在大约15年来克莱奥计量学家已经向历史界的同事们阐明了经济学的重大作用。那么现在，他们也应该向他们在经济学界的同事们阐明历史学的伟大作用"（麦克洛斯基，1976年，第455页）。

来源：《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编辑于 2018 0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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