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泰
图为江西莲花石门山
——1957年8月，经组织批准后甘祖昌带着全家回到了他阔别29年的江西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第七生产队安家落户当农民。这一年，甘祖昌的二女儿甘仁荣出生四个多月。
甘祖昌回到家乡后，听说沿背村多年来不仅没有给国家交过贡献粮，反而还要吃回供粮，他的心里不是个滋味。有位年龄比他长几岁的老农说，“老天赐给我们的这片红土地，也只能种一些冬水田，田里的水很凉，苗长不起来，产量也上不去，几代人了，谁也想不出个好的法子来。”乡亲们的话，深深地刺痛着甘祖昌的心。从那时起，甘祖昌就下定决心，带领全村群众改造冬水田，他说不能再让乡亲们年年吃国家的“反销粮”了，这样对不起国家。
从1957年入冬开始，甘祖昌就带着沿背村的乡亲们，大干了3年，改造冬水田224亩，引进和改良水稻品种，使冬水田的粮食产量，比没有改造前的1956年增加了30%左右。其中，有80亩稻田平均亩产达到了500斤，产量最高的一个生产队有32亩冬水田亩产达到了910多斤，同历史上最好的丰收年相比还要高出两倍多，村里的乡亲们笑在脸上，甜在心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改造冬水田和提高粮食产量，进一步坚定了沿背村群众改造自然的决心和信心。
“开始生产队里不大愿意听他说，他们认为这个老头子在外边是当兵的，是指挥军队的，他到这儿来干农田，他不懂。生产队最初是按那个老办法，一尺多一斗，一尺多一斗来施田，产量很低，一亩田收个两三百斤。后来，甘祖昌到别处去参观啦，引进了新的品种，那个产量就从两三百斤增加到了四五百斤，五六百斤，最高的时候亩产就接近一千斤了。”甘祖昌妻子龚全珍讲述了当时改造冬水田增加产量的真实情况。1961年秋收之后，沿背大队的7个生产队掀起了改造冬水田的热潮，村里的男女群众还立下了这样的誓言：“一定要把落后的低产田改造成优质的高产田，早日摘掉吃国家回供粮的冒子。”
当时，沿背大队改造冬水田，产量翻一番的消息传开后，周围十里八乡的群众前来取经，莲花县还专门组织各乡的干部来到沿背大队进行参观和交流。有位叫李延年的老汉拉着甘祖昌的手，激动地说“老俵，你有功啊！你的试验田成功了，乡亲们心里都有一本帐啊，往后你就领着大家干吧，我们相信你”。“这个甘祖昌在乡下当农民，他不是个本本分分的农民，他是不断地革新，不断地要创造新品种，怎么样想办法能够使农民多收入一点”。甘祖昌妻子龚全珍说。
为了鼓励群众改造冬水田，甘祖昌将他当时仅有的储蓄全部拿出来，给乡亲们支付劳动报酬和购买化肥。据统计，从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间，甘祖昌为全村群众购买化肥5万多斤，为水稻和其它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生产队的事基本上是他当家，他一年定期买化肥都给生产队，他自己掏钱，自己的钱，那个时候，我是生产队长，我清楚的很，今天拖化肥来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今天有化肥来了，他就叫他那第三个儿子来叫我，一叫我就知道了，又买来什么东西来了，又是化肥呀。”沿背村原党支部书记时任民兵连长李伏林说。
“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把他的家乡建设的好一点，搞水电站啦，搞加工厂啦，用引来的水发电，发了电以后搞个小型加工厂，那家家户户的米呀就不用在家里用那个土办法，人工来熏，他就可以拿到加工厂去，加工厂就用机械化，就给他用水利就把皮给磨掉了，就是可以吃的米了。还有家乡一直用的是煤油灯，没有电灯，怎么办，就建电站，他就走了很多地方，我们本大队，还有别的公社别的大队，到处去看，什么地方能够建立水利电站，因为水利发电是最省钱的，成本最低。先搞的是我们沿背大队，沿背大队搞了以后，那甘家大队一看，啊呀，搞了个水利发电，用那水冲的力量推动机器发电”。龚全珍说。
1962年春节的大年初二，坊楼公社书记刘可兴，到甘祖昌家里拜年，甘祖昌就向刘书记说起他要兴修水利和建设电站的设想，并希望公社对坊楼的水利、电站建设提出一个方案。一个多月后，刘可兴书记向甘祖昌汇报说“甘部长，有您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定要把坊楼的农业和粮食产量搞上去，想办法摘掉吃‘回供粮’的冒子。”刘可兴还专门提出了兴建江山水库和建设电站的方案。
甘祖昌高兴地说“刘书记啊，我们真是想到一块了，回到家乡后，我看到群众自己用土石堵河截流建水库，结果一场大雨，山洪暴发，如无缰的野马，把那些凑合起来的土工程全被冲垮了！现在的问题是，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一家盖不起天山庙，一人造不起洛阳桥啊。光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你和我就算浑身都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子。所以，我们要动员一切可动员的力量，特别是技术力量，没有技术人员，什么也搞不成。现在县里拿不出钱，公社也只有几万元的家底，不敷支出。怎么办？有人给我说，等条件具备了再干，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啊？社会主义建设是靠群众的创造，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据了解，峙垅已停产多年的那个煤矿储量很大，很有开采价值，不知刘书记是怎么考虑的？如果峙垅煤矿能赶快上马，两年的利润就是20万元，把煤矿收入的这个钱用来建设江山水库和电站是可行的。”刘可兴书记听后，感到甘祖昌将军不愧是一个统过兵打过仗的指挥员，思路清楚，决心果断。对此，龚全珍是这样评说的“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把个人利益都是放在人民的这个基础之上，他从来不考虑自己还要吃什么好东西，还要怎么样享受，他觉得，现在享受已经够高了，已经够好了，国家还困难，我们那个队还是比较贫困落后的，所以，他尽力量在给国家办事情的时候，有些事情他自己也出钱。”
搞水利工程需要专业技术人才，刘可兴就大胆地向甘祖昌推荐了一个当时被“停止工作，交代问题”的“四类分子”技术员王新安。刘可兴说，“此人曾是莲花县水电局的一名技术员，技术水平高，而且还有实践工作经验，又肯吃苦，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地富反坏分子，天天挨批斗”。这件事龚全珍记得很清楚“祖昌说天天批他斗他，斗完了以后，将来人家落实政策走了，我们什么都得不到，还是让他帮我们修点水利建设，修几个水库，他跟那大队干部商量，大队干部说，当然是，给我们修了水库留下来，我们子孙万代可以用，你批他斗他，斗来斗去，到时候走了，咱们什么也没有。”
甘祖昌对刘可兴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有成份不惟成份论嘛，搞惟成份论可不是马列主义。出身不好，重在表现，我们需要他的技术。我们新疆部队在大生产运动中，当时急需专业建设人才，王震司令员为了寻找和招纳技术人才，踏破铁鞋，从监狱中把那些当囚犯的专家人才都请了出来，并给予他们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我们也是特殊需要嘛，目的是让他们的专业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他很会用人，而且时机抓得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两个水利专家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我们队里，说这些专家都是四类分子，祖昌他就觉得是宝贵财富”。龚全珍说。
为了家乡的建设，甘祖昌不拘一格大胆使用人才，他的原则是：搞水利建设，是给群众办事，出身不好的人只要有技术，可以大胆使用，用了还要像古人说的那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肝胆相照。刘可兴说，“甘部长，只要您同意王新安参加江山水库建设，我没意见，不过，这个时候我去请他，似乎不大合适。”甘祖昌说，“那好，你是公社书记，不便于出面，我亲自去请他。”
甘祖昌见到王新安就说，“我是请你来帮助乡亲们修江山水库的，不要怕出身不好。你有技术，有实践经验，我们信得过你。工资按照原来你在水电局时的50元标准发给你。”王新安感动地说，“甘部长，工资我没有考虑过，关键我还是一个受管制的人，怎么敢在群众面前指手画脚呢？”甘祖昌说“你怕什么，乡亲们不把你当管制分子，我和刘书记给你撑腰，有问题我们来担着”。从此，王新安放下“出身不好”的包袱，全心身地投入到了江山水库的勘察设计中，他整天跟着甘祖昌将军，早出晚归，在江山冲观察水情，计算流量，设计施工方案，在江山冲的山间小道上，不知走了多少回，有时遇到大雨下好几个小时，但他们依然坚守在工地上。
尽管如此，龚全珍最清楚“也有的群众就这样讲，说甘祖昌是个糊涂将军，他专门喜欢那些四类分子，地富反坏，保护他们，让他们当工程师，还来指挥我们干活，也有人这样的看法，后来我跟祖昌讲，我告诉他，有些人说你是个糊涂将军，他说到底是我糊涂还是谁糊涂，历史将来可以证明。”
在江山水库的建设中，乡亲们决心表示，“在甘祖昌将军的带领下，大干苦干200天，引来江山河水灌垅田”。甘祖昌高兴地说，“我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以后大家再不要称我‘部长’，也不要叫我‘将军’，我是咱们社里的一名普通社员。把江山冲的水引到垅里灌田，这是乡亲们大家的愿望。修了水库，不仅可以灌溉农田，还可以建设电站发电，有了电，就能解决家家户户的照明问题，还能搞农副业生产加工，这些都要靠乡亲们大家来努力啊！”一位叫刘云林的群众对甘祖昌说，“我们村是受旱最严重的一个，大伙们都说了，就是3年不分红，也要把江山水库修好！”
沿背村原党支部书记时任民兵连长李伏林说“1965年，那个时候我任民兵连长，我带的队，带50个劳动力，搞那个灌水坝，搞那个电站，天天早晨，我带着50个劳动力，我是带队的，我们没有到工地，甘将军他第一个到工地。”
在修建江山水库时，甘祖昌一直担任总指挥， 他每天早晨5点起来，第一个来到工地，又最后一个离开工地，全心身地投入到江山水库的建设中。有一次施工中，突然从山上滚下几块石头，砸到了甘祖昌的左胳膊和一位民工的手上，伤口流血不止，旁边的群众急忙为他俩包扎好伤口并劝他休息，甘祖昌说，“不要紧，只不过是挂了点彩，磕磕碰碰的事难免，只要不伤着骨头，就影响不了干活。”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一座高19.5米，长25米，可蓄水550立方米的江山水库和21.5公里的引水渠同时建成了，原计划40万元的工程总投资，最终只花了12.1万元。（未完待续）本文资料图片均为甘祖昌家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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