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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泰
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老人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应该是受人尊敬的人？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配获得全国道德模范这样的殊荣？
我想首先应当是淡泊名利，在人生的大起大落面前宠辱不惊，并且无论贫穷或者富有都能无私为他人服务，拥有大爱的人。开国将军甘祖昌做到了，他的妻子龚全珍老人秉承他的遗志也做到了。
龚全珍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1957年，龚全珍离开繁华都市，随甘祖昌离开都市回到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参与家乡建设。在坊楼乡九都中学任教，此后便扎根这片红土地上，几十年如一日，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从教师战线退下来依旧关心下一代的教育成长。2003年，她加入了县镇两级的老干部宣讲团，经常进为青少年作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报告。有一次，她讲完后，她来到了学校的图书室，看着空荡荡的书架，她有了新想法。回到县城后，她拿出平时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生活费，到县新华书店购买了1000多册书籍，送到了凫村中学。不久后的一天，龚全珍在县关工委看报，无意中听到工作人员说起县关工委打算购买《激励永远》教育光盘捐赠给学校，她又毫不犹豫地捐出了2400元。
2004年，在一次下乡宣讲时，龚全珍偶然认识了下坊乡湾溪小学三年级学生郭艳兰，当得知她的父母亲均患病，全家生活非常困难，小艳兰随时面临辍学的情况后，龚全珍落泪了，她资助小艳兰顺利完成了小学学业，进入了初中。
27年来，龚全珍走进学校、机关、部队、工厂，义务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与贫困学子结成“1+1”帮扶对子，资助学生达百人之多，捐款达10余万元。对于这一切，龚全珍平静地说：“为党工作是本分，离休不等于离岗，自己做的事情哪怕再小，都是在延续甘祖昌建设美好家乡的梦想。”
“健康时，每周去一次福利院，为孤寡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病时，不住特殊病房，不用价格昂贵的进口药品……逝世后，生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此生最后的党费；生前资助的5名贫困大学生，要求子女们继续资助到毕业……”这是龚全珍向党组织递交的承诺书。
1986年3月，甘将军因病离世，这一年，龚全珍63岁，为了不给儿女增添麻烦，龚全珍住进了县幸福院。在幸福院的5年中，她把自己当作是院里的工作人员，在幸福院旁，住着残疾人尹韵娇一家子，2005年，尹韵娇检查出患了白血病。龚全珍了解到她的困难后，不顾年迈，主动帮助她照看小孩，并带头捐款3000元，联系好医院，让她接受治疗。在龚全珍的带动下，她的亲朋好友纷纷慷慨解囊，帮助尹韵娇战胜了病魔，对尹韵娇一家的关心和帮助，龚全珍一直坚持了15年。
2011年，琴亭镇在社区建立龚全珍工作室，聘请她作为辅导员，她愉快地答应。她每周都会来到工作室，与群众沟通交流，帮助群众解决思想和生活上的问题。担任社区辅导员期间，她一丝不苟，讲述甘将军不谋私利，一生为党、为人民作奉献的感人事迹，龚全珍共组织开展讲党课、参观活动、思想辅导、走访慰问等30余次，参与学习教育活动人次650余人，让社区党员和居民接受了生动的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
往往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事就能铸就一个人的伟大。“我从不认为自己身份特殊，但我有一份特殊的责任，就是要把老甘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开国将军夫人，这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精神，是将军夫人永恒的坚守。
龚全珍的先进事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等中央媒体及省、市各媒体纷纷报道她的事迹。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中国共产党萍乡市委分别在全省、全市开展向龚全珍同志学习活动。她先后荣获国家、省、市“扶贫助学先进个人”、“关心下一代‘爱心老人’”、“优秀共产党员”、“全民国防教育先进个人”、江西省三八红旗手标兵、萍乡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与她同样伟大的是已经离世的甘祖昌将军。。。。。。
1966年7月，与江山水库建设工程配套的江山电站建成后，甘祖昌四处找人托关系，为电站购买配套发电设备。找来找去便找到了他在福建工作的一个老战友，于是就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我已回来好几年了，看到乡亲们日子过的很苦，家家都还点着煤油灯，心里不安啦。我们已经修成了一座大的水库，同时建成了一座水利发电站，现在面临的大问题是没有发电设备，急信之目的，恳请你能帮忙给解决一台发电设备。目前村里没有钱，我打欠条，等有了钱，如数付还。”没过多久，一台500千瓦的发电机从福建通过火车发到了萍乡。甘祖昌就打发当时的莲花县坊楼公社党委书记刘可兴带着王新安从萍乡很快运回了发电设备。当时在没有厂家技术人员指导的情况下，甘祖昌和王新安一起研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机器就安装和调试好了。“解决了这个就好办了，机子能够发电，其它事情自力更生，没有电杆，各村自己坎树，架电线的钱由各村自己想办法解决，就这样几个村全部架起来了。我记得把电一供，家家户户亮起了电灯，全公社的人都高兴啦。”93岁高龄的刘可兴说起当年的那一幕，记忆犹新。
甘祖昌回乡29年，动员和组织乡亲们修建了3座水库，4座电站，3条公路和25公里的引水渠以及12座桥梁。“修桥的那个时候，我当支部书记，就是向上面要了3万块钱，以我们这个沿背大桥为主修了10多座桥。那个时候3万块钱修了12个桥，现在修一个桥要几十万啦，所以他就是提倡少花钱多办事。” 时任沿背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沿背村原党支部书记甘松柏说。
图为龚全珍老人 （2014年5月拍摄）
29年中，甘祖昌把自己每月330元的工资几乎全部献给了家乡的建设事业，用这些钱来修电站、建学校、办企业和救济贫困户，占了他同期工资总数的70%以上。“为了家乡的建设，把他的工资，几乎是绝大部分都拿出来了，我从来不问他的工资，因为我了解他，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把他的家乡建设的好一点”。龚全珍说。
（图为沿背村村民谢九生讲述甘祖昌将军当年用自己的钱为大队购买水泥和化肥的故事。此人当时在沿背生产队担任出纳员）
92岁高龄的龚全珍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她经常听甘祖昌说“党和人民发给我的工资，就是要我用来为人民群众服务。一定要勤俭节约为家乡人民多办一些好事。在家里，我们随时都在接受他的思想灌输，连孩子都懂得了节约和省吃检用的道理……”。
当时回到家乡沿背生产队的甘祖昌和大弟、二弟三家人合住一栋房子里，而且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一直住了好多年才分开。
甘祖昌的三女儿甘公荣出生在江西老家，她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眼泪汪汪地讲了她6岁时一个不平的事，甘公荣说“我6岁的时候，就基本上懂事了，我看到村里的孩子都穿了新衣服，我就闹着要新衣服，当时，我小也不懂事，就觉得人家的孩子有新衣服，为啥我没有，才6岁嘛，我就拉着我爸爸的腿，我一定要新衣服，没新衣服就不行，后来，爸爸看到我这种情况，心里也很难受，就找到我妈妈说，唉呀，老龚啦，我们还有一个带花的被面子，你就把它裁掉，给孩子做个衣服吧，后来我妈妈就把那个被面裁掉了，给我做了个新衣服”。
（图为甘祖昌在读毛泽东选集）
1957年8月，甘祖昌离开新疆回江西老家时，专门给妻子龚全珍交代“我们到农村去是劳动当农民的，不能像‘托运公司’和‘转运站’一样，大包小包都往家里拿。棉花不能带，老家有棉花，新疆现在需要棉花，被子取出棉絮网套，只带被面和里子。”
“我就听他的命令了，就都不带了，行李就减少了不少，被子都不要带，就带几件衣服不是很简单。好了，回来了以后，他说买棉絮要购布证，要布票，没有布票，借布票，祖昌他这儿亲戚比较多了，就跟人家借布票。后来就把那被子、衣服都制好。我们全家头5年没有做过一件衣服，所以这个孩子和大人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都从新疆带回来的那两件衣服，都是破了又补，补了又补。”龚全珍说。
甘祖昌说，“我们要给后代留下艰苦奋斗的传家宝，不能给他们留下贪图享受的安乐窝，孩子大了就要靠他们去创造，这样他们在社会上才能有立足之地，”
（图为60年代初甘祖昌在家在家检查孩子学习的情景）
甘祖昌的二女儿甘仁荣说“爸爸妈妈从小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比如说在生活方面，就是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我们从小也是光着脚丫子长大的，跟农村的孩子真的是没什么两样，甚至比他们还要艰苦一点。农村的孩子过年都有新衣服穿，可是我们小时候，我哥哥的衣服穿小了就是我姐姐穿，我姐姐不能穿了就是我穿，我穿完了就是妹妹穿，反正穿到最后就是实在不能穿了。”
甘祖昌将军经常灌输给子女们的是“要有红军后代的革命责任感，不能有干部子女的优越感”。他很喜欢孩子，但不把孩子溺爱成“贪图享受，盛气凌人”的精神贵族。“以前，新疆军区后勤部过年都寄点葡萄干过来，我爸爸就把它分成几份有大有小，他故意这样做，然后把我们小孩子都叫过来，说你们自己挑，其实他就看着你，看那一个小孩，只要你挑大的，他要你吃最小的，如果你挑最小的，他要你吃最大的，从这些细小的事情来教育我们，所以我们就从这一点点的小事上，能感到爸爸做的事情，他看出你拿小的，就说你很棒，如果你拿了大的，他就要批评你，你太自私了”。甘公荣说。
（图为60年代初甘祖昌和乡亲们在集体食堂吃饭）
甘祖昌有四个女儿，大女儿甘平荣、二女甘仁荣、三女儿甘公荣、小女儿甘吉荣，乡亲们夸她们是村里的“四朵金花”。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有三个女儿都到了结婚的年龄。“我爸爸说，你们结婚成家，说明自己都已经长大了，立业成家就完成了父母抚养的义务，小时候，你们没有这种能力，是要靠父母抚养你，现在你到了18岁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我大姐结婚跟我是一年，我是年底，她是年初”。甘公荣说。
（图为甘祖昌给子女们讲艰苦奋斗的故事）
1981年大女儿甘平荣和三女儿甘公荣都要出嫁，妻子龚全珍在想，结婚成家是儿女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如何把她们的婚事操办好，作为母亲一直在挂在心上。
甘祖昌和村干部利用吃饭吃饭的机会谈工作
（图为甘祖昌二女儿甘仁荣）
说起当年为儿女操办婚事的话题，至今让龚全珍老人心里不平“女孩子出嫁，她都有一套简单的家具，你比如说一个床，一个桌子，几条板凳，或者椅子，后来我都问过了，我问那些老师，我说你们的孩子出嫁的时候，女孩子是不是会也有陪嫁，他们说是有啊，这是风俗习惯。”
在儿女的婚事问题上，甘祖昌与龚全珍有分歧，甘祖昌说“结婚是儿女们自己的事，要给介绍人说清楚，对方也不送礼，我们也不用置嫁妆，双方都不请客，也互不送礼，我们要带头移风易俗”。龚全珍说“后来我说不行啦，农村有农村的风俗习惯，你家长不给一点东西，别人嘲笑你，说你这孩子是叫花子家里出身”。
（图为原莲花县坊楼公社党委书记刘可兴）
在妻子龚全珍的反复劝说和开导下，甘祖昌勉强同意了老伴的意见。甘祖昌说，“本着一切都从简的原则，两个女儿每人给她们200元，不能超支。”龚全珍按照甘祖昌的意见，总共花了370多元，给两个女儿每人分别买了一套新被褥、新床单和新枕头，作为女儿出嫁时的陪嫁品。
“我在家里待了20年，我从来没提过任何什么要求，所以，爸爸对我们也很满意，说实话，他没有说过我什么，我从小到大，我心目当中就有一个艰苦奋斗的爸爸。我在干部学院给他们上课，有的学员也问我，他说，你们在农村长大，你爸爸当了这么大的官，你心里平衡不平衡，我说我们没有平衡不平衡这个心态，也没有想过平衡不平衡，为什么呢，像我是在农村长大，爸爸就是一个农民，妈妈就是一个教师，我就没有想过爸爸是大官的概念，也不知道这个，人家说部长是什么官，我们也搞不清楚，反正也不知道，没这个概念，就知道爸爸妈妈有工资”。甘祖昌三女儿甘公荣说。
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甘祖昌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他说，“当年参加革命是跟着共产党解放劳苦大众，现在，虽然全国解放了，但是还有不少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都过着苦日子啊，我们的心里要想着那些困难的群众。”
（图为龚全珍当年在新疆八一中学和教师们在一起）
“听爸爸讲，有一次他们到西安去给部队购置被服，他和另外一个两人一起去出差，我爸爸一天只花了一毛钱，而另外一个同志一天的开支比他高出好几倍，回来报销的时候，财务部门提出质疑，问我爸说，你一天才用了一毛钱，那个人为什么比你高出几倍，是不是他贪污浪费了。我爸爸就跟他解释说，他也不是贪污浪费，他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我出去的时候自己炒了一小瓶辣椒，每餐只要吃两个馒头，蘸点辣椒就可以了，他是北方人，出去以后胃口大一点，吃碗稀饭或着面条，再加个馒头，肯定开支就要比我多了。我爸爸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能省就省，哪怕是能够省一个铜板，他都会去省出来。” 甘祖昌的二女儿甘仁荣说。
（图为甘祖昌当年在生产队组织社员交公粮）
甘祖昌从小读过几年私塾，战争年代就开始写日记和写心得体会，他的每一篇日记和学习体会，都真诚地体现着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理想的崇高追求和一个领导干部所要担当的责任。
1951年的夏天，王震司令员和甘祖昌谈起了进疆部队和起义部队中一些大龄官兵的婚姻问题。王震对甘祖昌说“后勤部要管一管大龄官兵的婚姻问题，不能让他们拿着坎土曼在戈壁滩上当和尚啊，要想办法给他们讨老婆！”甘祖昌说，“司令员，这事解决起来，要比搞粮食物资都难啦。”甘祖昌接着对王震说，“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号召没有对象的官兵利用探亲机会，在老家找，找到的可以带到新疆来安家落户；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派人到山东去，战争年代，山东打仗打的激烈残酷，很多地方不少男的都牺牲了，留下了许多年轻的寡妇，从20多岁到30多岁的都有，可动员她们来参军，自愿恋爱。”王震听后，感到言之有理，经请示中央同意后，从1951年到1953年，分期分批在山东动员了大批女青年参军进疆，加入到了边疆建设的行列。
据统计，1951年到1953年的这三年间，从山东、湖南等地参军进疆的几批女兵，共有3万多人。女兵们的到来，使戈壁滩滩上“一班一室”的地窝子，变成了“一家一室”的地窝子。从此，戈壁的早晨有了炊烟，荒原上听到了第一声啼哭，绿洲有了代代相传的生命……
甘祖昌在回乡的29年中，省吃俭用，把他积蓄的大部分工资都用在了家乡的建设上。他抽的生烟是自己种的，吃的粮食和蔬菜都是自己种的。
甘祖昌将军有一条毛裤穿了23年，上面打了41个补丁。这条毛裤是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将军1938年12月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结束后去东北工作时送给他的。甘祖昌同志从战争年代到全国解放一直把它保存在自己的身边，他说，“同志的感情和友谊深似海，这条毛裤伴随我几十年了，虽然不能再穿了，但是，我也舍不得丢掉它。”
20多年来，他只穿了三套打满补丁的“卡机布”衣服。村里的乡亲们说“甘将军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筒没有咀，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起路来快如风。”唯一和农民有区别的就是，走起路来还保持着军人的姿势。
在回乡的29年中，甘祖昌一直坚持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夏天，他光着头，顶着烈日干活，冬天也很少戴帽子，在寒风中坚持锻炼。10几年过去了，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奇迹般的痊愈了，可是伴随而来的“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却成了他最后难以抵制的疾病。
1985年10月，甘祖昌将军病重期间，新疆军区专门安排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到江西莲花县医院看望，并提出给他盖房子的事，甘祖昌婉言谢绝。他说“你们从遥远的新疆来看我，我已经很满足了。感谢新疆军区领导对我的关怀，我没有什么功劳，我原来是个农民，党培养教育我几十年，做了点事是应该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还能做什么呢？房子我不要，我在乡下住很好”。
甘祖昌说，“钱我有，每个月300多元，但要用在发展生产上，农村建设搞好了，农民富裕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过上好日子。不能光顾自己吃穿，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的病情恶化，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他给妻子龚全交代，“这个月的工资领了，买化肥和农药，送给贫困户，支援农业建设，我不要房子，不要买房子……我有三枚军功章，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留给平荣、仁荣和公荣，她们每人一个。”这就是甘祖昌将军的最后交代和全部家产。
未完待续（本文资料图片一部分是截取电影纪录片《将军当农民》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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