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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女作家方方在武汉的日记，备受各界关注，但也引发了很多争论。
不同的观点当然可以讨论，但是，一些极端到荒诞的声音，同样值得警惕。比如有一篇自称的中学生的“反驳方方”的文章，对方方充满了诛心之论，指责方方不配当作家。此人如此声称道：
“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优秀作品鼓舞人、激励人的人！作家就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
——那么，照此逻辑，从屈原、司马迁、到鲁迅、余华，以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等世界级的文豪，哪个也不是“鼓舞人激励人的正能量”。
难道他们都不够作家的资格？
尤其是，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方方，和反对她的力量，二者是不对等的。
这些反对者绝大多数都没有公开实名，但他们的口水几乎可以触及方方的一切，包括她身为作家的资格；尤其是，他们动辄挥舞着国家、制度等大词汇，你和他们辩论，就可能被扣上各种大帽子……
支持方方的人虽然也不少，但大都非常低调。可能大家都不想给自己招来麻烦，社会名流尤其如此。
然而，有这样一位成名多年、著作等身的女作家，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转发了方方日记。她用这种方式，公开表达对方方的支持。
在万马齐喑的时期，她的做法，格外引人注目。
她叫张抗抗。
“女性叙事”的代表作家
张抗抗生于1950年，本名张抗美，浙江杭州人。她自幼喜欢阅读、写作，尤其喜欢安徒生的童话故事。11岁上五年级时，她的作文《我们学做小医生》，入选《少年文艺》。
然而，她16岁初中毕业那年，“文革”爆发了。
那是个荒诞的岁月，“中国虽大却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张抗抗从此失学，阴差阳错地加入了“上山下乡”的队伍，此后八年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躬耕于北大荒。
但即使如此，她依然没有放弃文学之梦，工作之余写作、投稿。从1972年起，她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作品。同时，她也没有中断自学各种知识。
1977年“文革”结束后第一次恢复高考，张抗抗考入了黑龙江艺术学校，一边学习编剧，一边继续创作小说。
那是一个人性开始觉醒的时代，也是一批女作家，开始尝试以女性视角进行创作的萌芽时期。舒婷的朦胧诗，毕淑敏女医生视角的小说，霍达立足于国计民生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宏大视野，王安忆对上海的独特情怀，都是当时女作家的杰出代表。
而张抗抗，则立足于普通女人的视角，关注平凡女人生活中的辛酸苦辣。
她认为，女性叙事完全可以独立于国家、民族或者“时代精神”等“宏大叙事”，建立一个以普通女人为基点的价值坐标。每个普通人，尤其是长期“失声”的妇女，她们既平凡又艰辛的命运，同样值得关注。
这种理念，在张抗抗文学创作历程中，越来越鲜明。
她在《牡丹的拒绝》中写道：“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由美丽而消遁。它虽美却不吝惜生命，即使告别也要留给人最后一次惊心动魄的体味。”
这里的牡丹，就是女性的隐喻。
对于宏大的时代背景，她站在普通女人的角度，也有深刻的反思：
“这些年里，其实我也同样体验了这种‘你死我活’的人生哲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恐怕几乎没有一个能幸免被人所整而又整人的悲剧。”
从1980年代初，一直到21世纪，张抗抗一直在创作，出版了80多种小说、散文和各类作品集，累计超过了600万字。她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
不过，她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很低调。她是一个把自己隐藏在各种作品背后的人。
一个鲜为人知的八卦，是她的老公——长期从事社科研究，多年来只出版过一本小说，引发了轰动，但他本人却一直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绝大多数读者都“只读其书，未见其人”。
她的老公叫姜戎，《狼图腾》的作者。
从《隐形伴侣》到《赤彤丹朱》
长篇小说《隐形伴侣》（1986年）和《赤彤丹朱》（1995年），是张抗抗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隐形伴侣》初版于1986年，讲述了两个青年男女在北大荒恋爱、结婚又离婚的故事。
她一方面大胆地描述女人对爱情的渴望，在那个男女关系依然充满敏感的时代，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另一方面，又质疑了“爱情至上”和当时流行的“真善美”空洞口号，描写了复杂的人性，和女性在爱情中的追寻和迷惘。
尤其是，她在这篇小说中谈到：婚姻对于很多女人，往往意味着爱情的幻灭。
“婚姻是爱情坟墓”的极端说法，是1990年代才盛行的，类似的观点，在1980年代，堪称惊世骇俗。
透过肖潇和陈旭的爱情故事，张抗抗深入探究的人性的复杂：所谓的善与恶，往往是混沌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个“隐形伴侣”，不同的人格特质，会相互扶持，但也会造成一个人的内在分裂。
人性的背后，更深刻的因素，是大环境的影响。《隐形伴侣》的时代背景，是知青在北大荒的岁月，纯真的理想、不切实际的大口号，和切实的身存压力，和那个荒诞时代对人性的种种扭曲，光怪陆离地交织在一起……
这是一篇爱情故事，但蕴含的多重主题，远远超过了爱情本身……
1995年，张抗抗出版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她以一个名叫朱小玲的女人视角，讲述了祖辈、父辈在革命岁月的种种经历——“大时代”中，众多小人物的辛酸和血泪。
小说的标题，“赤彤丹朱”，每个字都有“红色”的含义。
红色，象征着“山河一片红”、“根红苗正”的革命话语，同时，也是“甲第朱门”的权力象征，也是血的颜色。各种“红色”的叠加，象征着那个时代，众多普通人的命运。
被冯唐称为“当代文学第一人”的王小波，写过一篇《赤彤丹朱》的书评，文风辛辣，对这篇小说颇多吐槽。王小波认为，张抗抗的这部作品，和尤瑟纳尔的长篇名作《北方档案》、《虔诚的回忆》，颇多异曲同工，但比尤瑟纳尔略逊一筹。
尤瑟纳尔是法兰西院士，当代顶尖的作家之一。王小波对文学作品的点评，向来非常耿直，连托尔斯泰都没少被他吐槽。张抗抗的《赤彤丹朱》在王小波看来，足以和尤瑟纳尔的名作进行比较，这也可以说，是对《赤彤丹朱》的一种极高评价。
《隐形伴侣》和《赤彤丹朱》，至今都是长销书。
时间是最残酷但也是最公平的，经得起时间考验，就足以被称为经典。
接地气，为现实生活发声
一些作家，仿佛完全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即使以当代作为故事背景，呈现出来的一切，也和现实生活大相径庭。
而张抗抗并不是这样的人，她是个非常接地气的人，多次针对现实问题发声。
张抗抗半生的足迹，从西湖畔到北大荒，成为作家后，也去过很多地方。但她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纪之交，发现了这样一个突出问题：
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在经济竞相发展的同时，本土文化往往不断削弱甚至泯灭，甚至在城市规划设计中也互相“抄作业”——到处都是风格类似的高楼大厦和立交桥，灯红酒绿的另一面，是普遍的庸俗，毫无个性可言，本土化、多元化的人文精神也在不断流失。
为此，她写了一篇短文：《城市的标识》。
在这篇文章里，张抗抗毫不隐晦地指出：
“城市与城市之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多胞胎了。”
“窗东的猎奇门、窗西的八佰伴、南门的肯德基、北阳台下的麦当劳……都像是你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克隆弟兄。就好像每个城市的商店宾馆，都像是你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克隆弟兄，就好像用各自特制的拉链，把天下各处自家的门脸统统锁成了一个连体人。”
她还说：如今，只有树木——比如福州和广州的榕树、海口的椰子树、喀什的圆冠榆——成为仅有的城市标识。
在文章的最后，她呼吁道：
“也许有一天，树将成为城市的灵魂。以心去爱我们城市的树吧，那是大自然留给我们最后的馈赠，也是城市仅存的个性了。”
这也是一种委婉地“吹哨”——在世纪之交，各个城市在迅猛发展、进行各种建设的同时，树木都急遽减少，大片的树木绿化带在各大城市都纷纷绝迹。
这篇文章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被选入小学和初中的语文教材。
此外，张抗抗多次为提高对作家稿费的征收门槛、扶持传统书店和纸质书行业、提高退休教师待遇、完善《著作权法》等现实问题，大声疾呼。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方方日记几乎成为全国文坛的另类。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作家，有些人长期沉默，有些人说几句无关痛痒的场面话，更有人大声歌颂，仿佛这是一场重大胜利，而不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而张抗抗，则以转载方方日记的方式，公开表达对方方的支持，这在当今的文坛，也成了罕见的特例。
这是张抗抗的勇气，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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