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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观就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从理论体系上它们的相互关系与概念如下：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者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世界观：人们对世界总的、根本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哲学是其理论表现形式。作为一个人来说，世界观又总是和他的理想、信念有机联系起来的，世界观总是处于最高层次，对理想和信念起支配作用和导向作用；同时世界观也是个性倾向性的最高层次，它是人的行为的最高调节器，制约着人的整个心理面貌，直接影响人的个性品质。可以讲，世界观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价值观是指人对客观事物的需求所表现出来的评价，它包括对人的生存和生活意义即人生观的看法，它是属于个性倾向性的范畴。价值观的含义很广，包括从人生的基本价值取向到个人对具体事物的态度。
人生观被认为是对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根本观点。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否正确，将直接影响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来源|观察者网首先大家要知道，方方是一个怎样的作家？了解一个人，家庭背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人是有群体之分的，方方属于知识分子的群体。方方的曾外祖父杨赓笙是辛亥革命元老，写过《讨袁檄文》。方方的伯祖父汪辟疆，是中国近代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名家。方方的舅公是杨叔子，中科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方方的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其实绝大多数现在谈论方方的人，并不属于这个群体，也未必了解这个群体。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我们有扶贫和义务教育，许多平民老百姓家的孩子，多少都读过书，上过网，可以用文字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思考。但曾经，只有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可以有渠道，有能力，来表达所谓的独立思考，所谓的批判精神，这个群体就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我们国家的地位，也经历过很多波折。比如在文革时期，他们处在低谷。在改革开放初期，他们的影响力上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他们中一部分人，和另外一些本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一起扮演的角色，叫公共知识分子。而最近这些年，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从神坛跌落，甚至“公知”这个词也被污名化了。当然，方方不是“公知”，她作品主要是严肃文学，现在其实非常小众。曾经这个垄断性的群体，已经随着垄断权丧失，逐渐边缘化。但身份虽然渐渐消解，信念却不会轻易改变。今天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具备很高专业技能的人，比如程序员，比如医生等等，他们当然也都从事知识分子那样的脑力劳动，也有自己的思想，但他们的主业都很忙，特别是这次为抗疫，冲锋陷阵的医护人员。只有作家、媒体人等文人的圈子，依然能以批判现状的文字为生，因而表达的自由，当然也对他们格外宝贵。其实应该说我们，因为仅从职业来说，我也是他们的一员。你也许会认为，方方所在的这个文人圈子，是对中国的一切专门挑刺的群体。不是这样的。四年前，有一个诗人，叫柳忠秧，他把方方给告了。柳忠秧得了鲁迅文学奖，方方批评了他，说他“把所有评委都搞定”，他告方方名誉侵权，告赢了。柳忠秧的诗我给大家念念：昔人已去，此地空余，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芳草凄凄，日暮乡关冷月浮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诗，就说先不说水平怎样，怎么念着这么耳熟。但要说歌颂吧，我也觉得怪怪的。方方当然很不服气，说自己“宁可坐牢也不道歉”，还给广东高院院长写了封公开信《我的批评权在哪里？》，但还是被强制执行。方方这里犯了一个可能至今还没认识到的错误，就是她没有充分的证据，就去做那样的批评，即便她说的有可能是真的，但法律也不保护这样的“言论自由”。这次方方的日记，她也不觉得证据，核实准确有多么重要。很多消息她都是“听朋友说”，比如那个最著名的“满地的无主手机”的照片。在日记3月23日，她“听朋友说”，广西年轻护士“去世”，实际上该护士仍在抢救，并未去世。有几个错误她自己道歉了，比如，说“可防可控”的王广发医生，他是第二批来武汉的专家，方方写成了第一批。又比如，雷神山医院的屋顶被风吹走几片，她写成了火神山。不过她道歉的同时说，“不是大错，我的核心内容没有错误。”方方或许认为，她讲出了“常识”，才是最重要的。柳忠秧的事情说明，文人的圈子，也是很复杂的。一年后，方方也获奖了，是她的一部小说，叫《软埋》，获得了路遥文学奖。但获奖的同时，文人圈子又复杂起来了，《软埋》遭到了很大的批判，最后被停印、下架。有人说，“《软埋》是一株大毒草”，还有人说，“《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采、黄世仁们翻案。”这件事，方方认为是自己遭到了极左派的围攻，大家注意，这次《武汉日记》，很多人批评了方方，方方的看法也是如此，她认为自己的对立面依然是“左派”，但事实上，这两次是很不一样的。《软埋》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简单来说，是一个地主家庭，经历“土改”事件后的曲折命运，讲的是一个很悲惨的人生境遇。这个小说其实没有正面写土改，但你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叙述故事，无论你怎样不动声色，立场都会流露出来的。从艺术的角度，这是一部很精致的小说，但对于土改的评价，由此引申出来的政治立场，简直就是“房间里的大象”，不可能不被人抓住。方方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说，自己的小说《软埋》被左派围攻，或许有人背后策动，因为她对评奖搞活动的人批评过，这些人仇恨她，利用极左的情绪报复。方方说，不然，很难理解，三个退休高官几乎在同时看了小说，并且同时期写出内容大体相同、文风大体接近的文章批评她。而且这三个退休高官的共同点都是喜欢书画。什么叫极左呢？方方在采访中也给了定义。她认为，现在的极左人士，有文革的拥护者，但又不太一样。极左是在利用一些人，什么人呢？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付出了代价，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们。互联网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彼此回首往事，怀念当年要穷一起穷，要苦一起苦的清贫岁月。方方说啊，极左就是利用他们的情绪化，煽动他们，反对改革开放。方方生于1955年，在青春期经历了一个极端的年代。那个年代，非黑即白，二元对立，一言不和就乱扣帽子，上纲上线，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那时候没有网络暴力，往往会用真正的暴力解决问题。所以她今天遭到围攻的时候，很容易就想到了那个年代。但真的是这样吗？她的记忆，和今天中国的现实，是完全脱节的。《软埋》遭到批评，这个书甚至大家都买不到，下架了，当时只有圈子里少数的人看过这个书，他们都是社会精英而非底层，纯粹是一个文人圈子内部的争斗。因此，认为是煽动对改革开放不满的，穷苦的底层人群反对方方，这是说不太通的。而到了《武汉日记》，情况就更不一样了。这次所有人都能在网上看到方方的日记内容，而对她提出批评的，相当一部分，是根本不知道方方是谁，没有看过她的书，也根本不知道“土改”是怎么回事的年轻人。不管怎么说，小说是虚构的，《软埋》的原型人物，只是方方的朋友的母亲，只有一点点痕迹，她却可以这样发挥。但日记就不一样了。方方的日记里，确实有失实的错误，这难免引起人们的诟病。但更重要的是，方方的日记，往好的方面说，流露出了对弱者的关怀，对伤痛的记忆，那为什么改革开放中失落的人群要反对她呢？我只能说说我的观察，我觉得更容易解释得通。反对方方的主力，特别是年轻人，恰恰不是往后看，怀念过去的极左人群，而是向前看的人群，他们眼中，今天的世界，处在一个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当中国处在这样一个上升期，如何应对外部的敌对势力，如何帮助中国占领国际舆论的高地，如何走好民族复兴的最后一段艰难征程，这才是主要矛盾。这些年轻人有足够的自信，也有足够的判断力，他们虽然不了解方方，但他们很清楚自己对国家前途的期许。反过来，方方也不太了解她的批评者，她觉得这拨人，和批评《软埋》的那群人，和她有过节的那些文人，都是所谓的“极左”，或者是被“极左”煽动的。方方局限在了自己的经历和认知当中，她不了解年轻人的话语，比如“凯申物流”这样，轻松的、调侃性质的名词，也不了解年轻人的心理。方方说：“改革开放如果毁在了这些人手里，是我们这代人的耻辱。”但据我观察，当代年轻人不是极左，也不是被煽动者。他们拥有更广阔的国际比较视野，对于当下的中国与世界，有更清晰的认识。他们有学历，有工作，很多还很努力，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积极参改开与全球化大潮的人。他们有工作中的严肃和敬业，也有休闲里的轻松和从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任务，方方应该相信年轻一代，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现在，方方的日记出了英文版、德文版，速度远超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翻译速度，这等于又给境外反华势力送弹药，也更坐实了批评者对方方的判断，这根本不是什么“左右之争”，而是一个对中国国际形象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有很多日记是畅销书，《安妮日记》讲的是德军占领下的人民苦难生活，《拉贝日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日军的累累罪行。所以方方的日记，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即使没有翻开书，浏览一下封面和介绍，就知道是要说什么，干什么了，并且会被视为和前面这些日记一类的东西。出版商公布的介绍里，关键词也确实一个不少：“威权主义”、“高科技手段监控”、“警察国家”、“信息管制”、“异见”、“腐败”、“滥权”……明明方方的日记在中国互联网上大行其道。方方一直讲客观，讲常识，我来给她讲一个常识。这个常识叫“议程设置”，是一个传播学的常识概念。说的是，大众传播无法决定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我们退一万步，即使方方所记录的东西真的绝对客观，又没有任何错误，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这样假设啊，但通过呈现方方的日记，引起英语读者对武汉封城期间种种元素的关注，引导他们去想这些事情，这就完成了“议程设置”。正是通过“议程设置”，西方媒体和出版界，不断向西方人洗脑，无论输入什么参数，什么变量，都能输出同一套结论。或者说，是在先有结论的前提下，才去筛选他们的“真相”。我们十分可怜地看到，在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报道和评价，只能有一种声音。因此方方送过去的弹药，是无论如何也身不由己的。但她或许有心，或许无意识，还对此毫不在乎，继续认为问题的焦点是在“左右之争”，是中国内部发展路线的问题，这是她最大的误会。方方当然有权利把日记公开，但她回应批评的方式确实有问题，她认为自己的后台是“常识”，她此前的败诉，恐怕没有提醒她另一个常识：随意给人贴标签，下结论，弄不好是会被法律处罚的，我在这里也善意提醒一下，辩论的时候，还是少说自己不了解、没查证过的事情，别再吃一次亏了。最后我也想说，没有方方，中国也会继续被西方媒体“议程设置”的。即便是《三体》这样的书，出英文版时大张旗鼓宣传的，也是“文革”这些元素，因此我们也大可不必太在意，这次是送了子弹还是炮弹。我们能做的，是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让对方也给我们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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