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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知青的话题一下子纷杂繁多，因为一代知青都在急着回忆往事，老了，再不唠叨唠叨，会留下遗憾和后悔。所以，每次老知青聚会，大家都很认真地，挖心挖肝的捣鼓那些已经过去五十年的旧事儿。提到伤心事，有嚎啕大哭的，说到开心话，有手舞足踏的。总之，一代知青，话就一代历史，撑起一个民族，兴盛一个祖国。这半个世纪的主人说是一代知青，丝毫不为过。其实，每一个知青都有一个故事在身，富锦兴隆的知青可能故事较多些特殊性。因为兴隆的知青有三分之一者是干部子弟，文革开始，浙江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各部委厅局的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都成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被打到。他们（她们）的子女也都成为下乡的知识青年。所以，他们的故事就有了特殊性。一位作家讲述了发生在兴隆知青中一个《凋谢的兰》的故事，还拍摄了电视剧。在富锦在兴隆，在黑土地上，还有更多更惨的知青故事。有死在奔跑马车轮子下、才十多岁的花季少女，也有下嫁农民，怀揣腹中之胎，投入水缸而夭折的准妈妈，也有人活着的而疯了一辈子的。这些让我们知青闻而伤心啼哭流泪的故事，早在北大荒，就在我们知青中有传闻。曾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写写这样的故事。我说，不能写。因为人死需要安息，不要去打扰她们渴望超度的灵魂，也不要将过去了几十年的旧事，让她们的父母和亲人们再次流淌心中的血和泪。2012年8月，我回到兴隆公社（已改名为宏胜镇），碰到一位杭州女知青，已经做了元祖母，她的女婿才40挂零已做了外公，女婿在富锦县城陪我一整天，他对我说：丈母娘完全同化于东北人，连说话的口音和腔调也纯粹是大碴子味儿了。我想与做了元祖母的杭州老乡好好聊聊，女婿说，别打扰她了 ，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杭州，和家乡的人几乎没有联系和往来。我想也是，她现在活的平静心安理得，与满堂子孙好好的过着日子。聊起旧事会让她伤心，我也于心不忍，就留下了几条杭州的真丝围巾。《收获》杂志上有写兴隆知青的档案的叙述，一时间，众知青议论纷纷。知青档案本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黄色牛皮纸袋里面就几张纸。一份是学校学生毕业的登记表，一份上山下乡登记表，这两份表格前者由自己填写，前一张表由学校盖章；后一张表由接受单位兴隆公社革委会盖章。还有一份父母单位提供的材料。我曾经因工作关系，查阅过一些曾经是知青的档案，档案中有好多父母亲单位或所在居民区提供的材料。我的档案中也不例外。父亲单位注明的是：X X X 军统特务。文革结束后，我父亲被彻底平反，父亲单位保卫科领导当我的面销毁了那个装档案袋中的结论材料。也有些档案中的材料，看后让我哭笑不得，这些材料多半是书写在一些小纸条上，也有写在学生作业本撕下的纸上，也有就写在一个香烟壳上。比如：某某母亲偷了隔壁邻居的几个煤球，某某父亲在单位食堂偷抓吃了菜素，还有，穿游泳衣在走廊弹风琴，等等荒诞的却铁证如山的档案材料。对于这些历史材料一旦装进那个黄色牛皮纸袋，谁也不能随意消除，于是陪伴你终生，并且一代代传下去。兴隆知青档案，发现少几份表格，却乃乃小事，而兴隆知青档案真正引人发靥和心悸的不是少了一份表格。而是公社的广播站，向全公社的贫下中农和知青公开宣读知青的档案。1969年的5月，大多数知青已经慢慢平定下心来，开始和贫下中农一起下地干活儿。我们知青参加最早的活儿是：踩格子。那是北大荒最简单，可是最烦躁，也是很累的活。一条黑黑的足有十多里长的地垅，用牛扒犁从中间往垅两旁翻起浮土，然后在垅中的豁里扔下苞米或大豆种子，然后又用爬犁把两边的土往上垄。我们知青和一群妇幼儿童组成一支队伍，每人手里拄一根柴火棍，在那条约20公分宽的松软的土垅上走路，老乡管这个活叫：踩格子。目的是把刚放入土表面的种子踩实，在泥土中而不会受冻。我们从凌晨三、四点天不亮下地开始踩格子，除了中午回屋啃俩苞米饼，喝几大口井水，再接着踩。日出日落一天，在湿润松软的土上走路身子不稳，要求后脚踩着前脚印，如模特走的猫步，所以时常前倾后仰，摔个跟斗，还要时不时蹲下来把掉进棉鞋里面的土垃坷倒出来。生产队规定我们穿比自己脚大上几号的棉胶鞋，于是，我39号的脚穿上43号的鞋，应为这样压在土垄上的压强面积大和实。就这样，每天歪歪扭扭走上六七十里路，傍晚收工回到家，个个人仰马翻，一头倒在炕上像昏死一般。（现在在操场跑道在林荫小路上走路，时不时会想起：踩格子）那天，刚过晌午头，下地干活走半道上，突然乌云密布，紧接着下起了豆粒般大小的冰雹，幸亏那季节还穿着过冬衣服，大家把衣服蒙脑袋上就一个劲儿往家跑。冰雹过后，生产队长慈仁宣布：下午歇力。我们知青高兴的就在炕上蹦立起来，高呼：乌拉！万岁！下午，我们还趴在土炕上蒙在被窝里睡大觉，突然被吊在梁柱子上的那个广播喇叭里发出的义愤填膺的声音吵醒。广播员说：我要告诉贫下中农同志和广大知青们，来我们这里插队落户的有好多人是坏人和敌人的后代。于是广播员就开始阅读一份一份的知青档案材料，这样的档案宣读一直延续好几天，可惜那时的通讯设备太差，广播里传来的声音也老是嗡嗡的听不清楚。但是，也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也就是从那些公开的档案材料中，我们知道了，原来省委书记、省长，还有那么多高干子弟也和我们在一个公社插队种地。隔了两天，公社广播员兰姑娘从公社回家休息，（她住我们大队二小队）路过我们生产队地头，对我们说：啊呦，我的娘呀，我读你们杭州知青档案，吓得出一身鸡皮疙瘩，咋来那么多的坏人呀！她还说：公社赵主任喊话了，我在这里当主任，这些黒六类子弟该好好整整。这个叫赵应堂的年轻的公社革委会主任，是造反派，没干多久就下台，并被上级带走了。后来又有话传到兴隆知青耳朵里，说东风大队有知青的爸爸是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的入党介绍人。那知青写一封信，不久，赵主任就下台，不知去那个角落去反省自己了。这一个兴隆知青档案的风波，来的匆匆，去也匆匆，可是在我们兴隆知青中应该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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