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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到北大荒生产队后，我们发现，这里竟然那么荒僻和遥远，连一份报纸也看不到，也没有收音机，就一个广播喇叭，多半时发出的是嗡嗡的杂音，也没有电话。外界的信息什么也不知道。生产队离县城和公社又远，没啥事，也不会去。平时想买一点生活必须用品，也要跑十二里地外的永林屯，因为只有那里有一家供销合作社。 每当干完一天沉重的农活儿，躺在硬实的土炕上，仰望窗外漫天的星星，大家都在想：从大城市来到农村，这天壤之别的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这脚下的路究竟走往何处？也不知道。 生产队订有一份合江地区报，每次邮递员送来报纸，没等送到队上，就被几个老乡在屯子路口截走私分，拿去当卷喇叭筒烟纸了。外界的信息主要通过亲友书信传递，可是，从杭州邮寄到屯子的一封信，往往要走上半个月，甚至更长些。到生产队后要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是：写信。从杭州家里出来，一路上走了五天，还经历了风风雨雨，尤其是列车上发生的血腥事件，回返的受伤的列车已经把消息告诉了杭州的家人，所以家人都在盼望我们把真实的消息传递回去。知青们第一次，在遥远神秘的北大荒，写第一封家书，想在第一时间，发给杭州的亲人，却成为一件难事，因为没有一个可以坐着写信的桌子。一条大炕配一个小炕桌，屋子里没有一个椅子或凳子，找不到一个安逸的地方。男生写信简单，想到了啥就写啥，主要是给家里报一个平安，就把炕桌让给女生，随便找一个地方，把一张纸搁膝盖上就把信写了。女生就不一样，几个人趴炕桌上写，各自用一个手护着自己的信笺，埋住头，有千言万语要说。下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到这里来干嘛来了，吃什么住哪里，该说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想着想着，写着写着，伤心的泪水禁不住潸然落下，打湿了信纸。一个女孩子伤心，又感染其她女孩子，信写不下去了，大家拥抱着凄凄凉凉哭一场。乡邮员叫陈志安，家住兴隆公社太和屯（隆胜大队三小队）个子不高，长得胖墩墩的，满脸带着笑，见到知青就一句话：又来笋干菜啦！那时，从杭州家里寄来的包裹，最多最平常的是“笋干菜”，平时能当菜，也能搁嘴里嚼着当零食。兴隆公社分东西两片，陈志安负责我们东片的邮路，东片的知青近两百人，跑一趟邮差，光是信就有一千多封，回去时，还把我们发出去的信顺便捎去。小伙子见了我们总是说：“你们知青来这旮瘩，尽写那些个没完没了的信，我原来一个邮背包装不满，现在两个邮背包还装不下”。知青的花头太多，一个知青收一次信有五六封，多的有十几封，还有包裹单，明信片等。邮递员只负责送包裹通知单，包裹还是需要自己去公社邮电所取。以后，陈志安看我们胜利屯离得公社远，有时，也帮着把我们的包裹提出一起送来。邮递员陈志安一来二去和知青混熟了，啥话都说。有一次，他和我说，你们知青一张八分钱的邮票能用好几回。我问是咋回事。他说：好些个知青，在把邮票贴在信皮上，往邮票上抹一层胶水，对方收到了用湿布轻轻一擦，把邮戳就擦掉了，那邮票还能再用。于是，我也学着那办法，省下好几毛钱。陈志安对各知青点的情况知道的多。他能把我们这一带一百名多杭州男女知青的名字和绰号，说得清清楚楚，就连谁父母是干啥的，谁家住杭州哪里，还有知青中谁和谁恋爱好上了，他都知道。兴隆公社的知青中发生什么事，有什么故事，他都也一一传达给我们。我们知青管他叫“包打听”，但却很喜欢听他胡诌瞎扯，每半个月享受一次八卦，也是一种乐趣。在北大荒的乡村，邮递员成了我们知青最欢迎的人，也是我们知青最想念的人。1969年4月24日党的九大已经闭幕，几天后收到完整的信息，邮递员特意把那些天的报纸，一天不拉，交到我们知青手里。从报纸上知道，全国各地都在轰轰烈烈的庆祝九大胜利召开。我们知青合计，去公社看看，有没有重大的庆祝活动，也要表示杭州知青的一腔热情。正好有知青家里寄来了包裹。我们几个结伴，第一次去了公社。老乡指点一条近路，说只有三十多里地，（老乡习惯把公里说成是里。）比走大道近一半路。路近却不好走，就是草甸子里一条泥泞水洼的羊肠小道，路旁是长过一人高的茅草，幸好，冬天的大雪把茅草都压得倒伏了，能看见周围和远处的情况。我们十个男女知青拿几根木棍，遇见狼可以防卫，遇到水坑相互可以揣一把手。男知青扁头个子高大，走在最前面，他一不小心摔倒了，把我们后面的也连拉带拖跌入水洼。有人比喻是红军长征过草地，走两个小时，连个村庄也没有见，再想想红军走出草地要几个月，我们又鼓足了信心，争取赶到公社去庆祝党的九大召开。我们一干人，带着一身泥巴，蓬头垢面走进兴隆公社，发现公社也是冷冷清清的，一条覆满了泥土的柏油路上，几条懒洋洋的狗在闲逛；路两旁有几间红砖外墙的平房，屋顶一排烟囱，争先恐后的向天空倾吐一柱柱浓浓黑烟。区别于我们农村屯子的草编泥坯墙，就是那些个一长溜的红砖墙。中间一溜房前有一块空地，空地上竖立有几根松木杆子，其中两根杆子上挂一大红横幅，上面的方块字几乎都不完型，有几个已经掉地上，有几个半悬着，随风吹摆。一个黑色的厚厚的棉门帘被打开，从砖墙房子里出来一个穿中山装，上面口袋别两支钢笔，看上去像似干部的中年人。我们赶紧迎上前去。他听我们说完来公社的目的，就说：你们回去吧，公社会派人到各大队去宣讲九大精神的。说完就蹬上一辆自行车走了。我们几个人匆匆而来，原以为公社一定很热闹，大家都会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像杭州一样，白天黑夜都会有人在街上游行，挥小旗子，喊口号，还会跳忠字舞。可是这里冷清清的，那干部也不让我们进屋喘口气，一句话就打发我们走。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再也没有雄赳赳的精神了，大家已经又累又饿，啃上一个苞米饼就又上了回队里的路。走了一段路，发现我们身后有几位也是穿黄棉袄的女知青，她们超越我们走在了前面，就主动招呼我们，一位眼睛大大的姑娘听说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就热情爽快的邀请我们去她们队上。说前面不远的东悦屯，是她们下放的生产队。东悦屯就挨着路旁不远，离公社也只有五六里地。一屋子女知青，穿一色的黄棉袄裤，见来了杭州的客人都很热情。大眼睛姑娘招呼同伴烧水做饭，还拿出杭州寄来的香肠招待我们。忙完一阵子，她自我介绍说：姓周，叫建国。饱饱一餐后，我们才提起精神回队。这一回，让我们记住了一位热情善良的杭州姑娘，叫周建国。从那以后，我们去公社或是县城，到了吃饭和天黑的时候，就打听哪儿有知青点，有挨着路边的，或者离道上不远的知青点，就跑去噌饭吃，也有借宿一晚的。不管走进那个知青点，不管是碰着男知青还是女知青，大家见着都是客客气气的。我们明白了，杭州知青是一家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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