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曾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而针对文艺工作而言，习主席也说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
在讲话一周年之际，广电总局和人保部联合举办了以 讲好中国故事 为主题的高级研修班。主讲人包括国家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东方卫视中心总监李勇、《中国人的活法》总导演刘鸿彦、《等着我》总导演梁爽、《生命缘》总负责人邵晶以及世熙传媒总裁刘熙晨等。
讲好中国故事 这个议题这里面包含了两个主要的概念，一个是什么是中国故事，另一个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其实所有的文化产品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在讲故事，认同了这一点之后，再来谈一谈什么是中国故事？顾名思义，中国故事就是有着中国特征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中，它必然包含着中国人、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和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有哪些故事呢？上至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下至当下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远至英雄人物的动人事迹，近到普通人日常的奋斗打拼 这些都给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丰富的选材资源。但是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讲述对象呢？
怎么讲好这些故事也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各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它的文字语言不一样、它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它的历史不一样，所以导致它对事物的理解也必然不一样。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如何选择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以及选择何种方式讲中国故事就显得十分重要。
讲好 中国故事 ，你必须记住这三点
结合主讲嘉宾们的观点，三个核心关键词 共鸣、简单、有希望 是在讲述 中国故事 中应当被引起重视的：
1. 共鸣
一个好的节目，是价值观和模式的总和。制作节目和收看节目的过程是价值观的传递过程。节目所请的明星、所设置的节目环节 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传递价值观的方法。文化产品主要消费的不是明星、不是故事结构，而是 价值观的认同 。如何能够让不同背景、不同层次的观众对节目实现 价值观的认同 ？这是在节目中讲故事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大公约数 这个词，被主讲嘉宾屡屡提及。寻找到价值观的 最大公约数 ，让观众 看别人的故事，流自己的眼泪 ，实现共鸣，是节目深入人心的根本。正如我们观看好莱坞大片，虽然我们与影片的主创人员的生活背景有诸多的不同，却都能被其中传递的 美国梦 打动，原因就在于其传递的是 小人物通过奋斗实现大梦想 的精神，而这是全世界共通的。因此我们说，只要达到情感的共鸣，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观众，都不存在传播障碍。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在节目最初的策划阶段，就需要主题先行，要策划，不要总结。也就是说，节目主创人员应该先选好主题，而不要等节目拍完之后再来总结概念。回顾近十年来获得成功的节目，高收视的节目往往在潜意识里反映了观众当前的心理需求。以音乐节目为例，选秀节目的鼻祖《超级女声》，反映的就是观众对于 谁都会有机会 的渴求；《中国好声音》则体现出对公平（背选）和平等（选手选导师）的需求；《我是歌手》则直接让500名观众决定歌坛大腕的命运。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曾多年笑傲周六、周日晚间档收视排行榜的《非诚勿扰》，被戏称为 披着相亲外衣的社会观察节目 。因此，在制作节目之前，我们应该通过研究这些节目来分析观众当前深层次的心理需求，进行当前社会舆情的挖掘和分析，寻找到值得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与现实产生准确而深入的勾连，从而实现直击痛点的目标。
2. 简单
模式不是目的，模式是在电视工业化进程中，由从业人员总结的对于制作节目的经验总结，属于技术层面的范畴。模式宝典代表的是一种工业化生产方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通常被用来控制节目的质量。
在文化产品的实践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个误区，重视壳（模式）和形（表达方式），而忽视了核（价值观），认为晦涩难懂、技巧繁杂，才能体现水平高。但实际上，这种复杂的文化产品是不利于传播的，那些真正经典且能够被人反复回味的，都是用观众熟悉的语言表现，使观众看得懂，甚至觉得很简单的。
在确立了能够引发最大程度的共鸣的主题之后，壳和形才是能够给节目增色的因素。与6月的上海电视节论坛嘉宾观点不约而同， 标志化、标签化 成为当前好节目模式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如 转椅 之于《中国好声音》， 撕名牌 之于《奔跑吧，兄弟》，简单且显而易见的标志化设计，往往能够帮助节目给观众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人物，是讲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立住了，故事也就成功了一大半。通过节目中人物的状态改变、情绪改变甚至是命运改变这一系列可能的由弱到强的变化，展现最真实的人性力量。为了更好地展示这种力量，电视从业者们也在尝试采取多种方式。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等着我》节目为例，这是一个访谈和真人秀形式结合的节目。与传统的访谈节目不同的是主动建设了一个 压力场 ：只有当职导演对事件有认知，包括主持人在内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故事的发展，现场随时处于应激状态。在这样的场域下，主持人和主人公的情感迸发更为激烈，内心的打开程度更高，真实度也更高。
3. 有希望
不仅存在 gate keeper ，哪怕是综艺节目也存在着把关人的角色。其原因在于媒体资源有限，每个节目的时长也有限，因此不可能完整白描社会的现状，而是由导演组有选择性地决定呈现什么样的内容给观众，表达什么样的思考。
因此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如何从浩如烟海的素材中选择合适的人物、合适的事情，从细节之处展示人民群众的生活，寻找共性、体现中国精神，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通常，因为要呈现 普通人通过奋斗追求梦想 的主题，往往在选择素材的时候会选择那些悲情的、苦情的故事，能够引发观众的同情心。但是，光有同情和怜悯还不够，如何传达正能量，那就要考虑人物和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它一定要是有希望的、积极向上的。
譬如说，北京卫视的《生命缘》节目中获得中国奖一等奖的一期 《无影灯下的生死博弈》，讲述的是一位手术后死亡的病人的故事。虽然生命价值是人类最高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这个节目对病人本人以及家属来说是一个悲剧，观众也会为他的命运感到伤心。但节目超脱了生死这个客观结果的讨论，而是上升到医生的尽全力救治，以及家属对医生的感谢的层面，凸现了医患关系的主题，让观众泪中带着欣慰，悲伤中带着感动。而从实践工作的交流和沟通可知，现在上节目的当事人，其实要的也不是同情，而是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感化观众。因此，如何通过节目让观众感受到对于生活的希望，苦中见精神、泪中见坚强，是讲述中国故事不变的精神主旨和追求。
附
本次 中国故事 题材影视节目策划创新高级研修班的主要内容有：
高长力司长介绍 中国梦与中国故事题材影视节目的发展与政策 ，从宏观的角度阐释在讲述中国故事中值得聚焦的主题，提出在当前应该重点讲述 普通中国人的奋斗故事 ，揭示当前存在的 既不攀登正能量高峰，也不触碰低能量底线 的问题，并宣贯了 好节目进入好时段 的管理理念，以及对纪录片的扶持政策。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技巧方面，高司长提出植根传统文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要求。
李勇总监主要针对 如何策划、制作具有中国故事文化内核的电视节目 ，以《笑傲江湖》、《生活大爆笑》、《急诊室故事》、《妈妈咪呀》等节目为例，介绍了东方卫视在社会观察类和喜剧这两个节目类别中对讲述中国故事做出的实践，提出要找价值观的 最大公约数 的理念。
刘鸿彦导演则分享了纪录片《中国人的活法》的创作过程，认为纪录片的人物应当 有时代感、有行动、有对梦想坚持的力量 ，并提出中国故事是 复杂和多元、不完全高大上 的观点。
梁爽导演主讲的议题是如何通过服务类节目传递中国精神。《等着我》是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一档全媒体公益寻人服务类节目，在传统访谈节目和真人秀节目的融合中实现 压力场 ，取得更好的情感效果。
邵晶副总监也是北京卫视《生命缘》的总负责人，阐述了这个由 妈妈记者团 打造的节目聚焦人类最高的价值 生命价值，从 核 、 壳 、 形 三个角度分析做 有获得感 的中国故事。
刘熙晨总裁则是从市场的角度，介绍近两年世熙传媒引进、制作的真人秀《中国爸爸》、《咱们穿越吧》、《音乐大师课》等节目的制作理念和流程，并认为只有经受住了市场检验的节目才能谈 模式 。而我们引进模式的最终目的是再造生产流程，从而影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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