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医家张仲景，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医学理论，博采众长，著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其中，也从病因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养生观点。华佗是与张仲景同时的医家，他继承了先秦《吕氏春秋》中的动则不衰之说，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动形养生的道理，他对导引健身术十分重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为模仿虎、鹰、熊、狼、鸟五种动物动作的导引法，称之为”五禽戏”。方法简便，行之有效，大大促进了导引健身的发展。东汉时期的王充，在养生方面，提出了禀气的厚薄决定寿命长短的观点，在他所著的《论衡》中强调指出：“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寿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东晋医家葛洪，精研道教理论，在养生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他从预防为主的思想出发，首先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认为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长寿。南朝的著名养生家陶弘景，精于医学，通晓佛、道，“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精研，便有养生之志”（《梁书·处士传》）。他辑录了“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的许多养生文献，而成《养性延命原》一书，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著。唐代的孙思邈精通道，佛之学，广集医、道、儒、佛诸家养牛之说，给合自己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成养生专论。不仅在《千金要方》中有大量养生论述，还著有《摄养枕中方》，内容丰富，功法众多，在我国养生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饮膳正要》一书，是一部古代营养学专著。它从健康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至明代，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以赵献可、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他们反对滥用寒凉药物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命门。李中梓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编著《寿世青编》一书，在调神、饮食、保精等方面提出了养心说、养肝说、养脾说、养肺说、养肾说、为五脏调养的完善做出了一定贡献。高濂的《遵生八笺》从气功角度提出了养心坐功法、养肝坐功法、养脾坐功祛、养肺坐功法、养肾坐功法，又对心神调养、四时调摄、起居安乐、饮馔服食及药物保健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极大丰富了调养五脏学说。明末医家汪绮石著《理虚元鉴》，对虚劳病机的阐发、论治的大法，预防的措施都自成体系，主张肺脾肾三脏俱重。他说：“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尤其是对虚劳的项防，提出了六节、七防、四护、三候、二守、三禁的原则，对抗老保健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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