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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客家是在移民运动中形成的。晋永嘉之乱后，移民在江淮地区形成“南朝通语群”，历唐末五代之乱，又南迁闽、粤、赣，在三省边区形成“客方言群”，两宋时期进入的北方移民壮大了这一群体。元末明初闽西客方言核心群大量向遭受宋元之交战乱而人口耗减的粤东、粤北移民，这部分人最先被称为“客家”；清初以后，“客家”在族群摩擦中不断凝聚，清末民初时期完成了族群意识构建。30年来，由于客籍人士在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瞩目成就，开放改革的需要和客家研究的鼓吹，“客家”才被整个“客方言群”认同并成为其标志。
关键词：客家、移民、南朝通语群、客方言群、客家族群。
一、导言
20多年来，客家学最大的问题是：何谓客家？
进入21世纪，客家学盛况空前：闽粤赣三边地区不断召开高层次的客家研讨会，出版了大量著作、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客家运动从三边地区向周边蔓延，向内地的四川、河南甚至陕西拓进。各地政府认识到客家族群研究和利用的价值，意图以文化搭台，唱经济大戏，有力地推动了客家学研究，使客家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然而，在喜人的景象中也夹杂着隐忧。在需要与科学二者的游移间，客家研究出现不少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泛客倾向。
有从时间上任意延伸，甚者将秦汉间的移民也算作客家。如去年在河源召开的会议上，有人把赵佗说成客家；而在广西北海的会议上，也有人把汉代的将军算作客家。有在范围上随意扩大，如一些文章试图混淆客、赣方言的界线，将客家的外延扩展到赣方言群，给人们带来新的课题；而攀援名人、罗列显贵的流弊已人尽皆知。二是地方本位倾向。
出现了大批论证本地对客家发育重要性的文章，其中不少夹杂着地方成见，出于宣传需要的公关读物与严肃的科学研究成果混杂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三是血统论影响。
初期的客家学，其任务着重于争取客家族群的文化正统地位，在当时的人类学发展水平上，更多地偏向于客家纯正中原汉族血统的论证，无可厚非。而今天，这种文化神话对客家研究仍有影响，近年还有人把血统作为鉴别客家的标准。四是研究方法误区。
诸如迷信族谱，轻视田野作业，概念游移，以共时平面描述代替历史动态研究等。
以上诸端，使客家研究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客家研究的科学性和声誉。
客家学需要成熟：客家的概念需要界定，客家的历史需要厘清，客家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需要考究。
本文拟在这些方面进行探讨。
二、概念：“客”、“客方言群”、“客家”
这三个概念的混淆和滥用是目前客家研究存在许多问题的症结。必须加以精确界定：
1.“客”
“客”，是历史学的概念。它指人们在迁移运动中获得的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身份，从移民史的角度看，“客”有两个对待的意义： 对“主”而言，土著为主，外来为客； 对“先到”而言，“后到”为客。这两层意义互相区别，又相互联系。
人们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遇到当地的土著，这样就有了主、客关系。有时在新的地方遇到也是移民，但这些先期到达的移民立足已久，也构成主客关系。作为一种身份。“客”有相对性，只以特定的时空为准。今日初来为客，寄寓久之成主；久居此地为主，迁徙他乡又为客。今日之客，不妨为明日之主；今日之主，亦不害为明日之客。 由此可见，“客”与“客家”是有联系的两码事，客家必是“客”，但“客”未必都是“客家”。“客”与移民的外延一致，凡移民都是“客”，但移民未必都是客家，这道理是很浅显明白的。与“客”有关，古代还产生了一些行政制度，例如“给客”制度，“客户”制度。这里头的“客”并非都是“客家”，这一点也是浅显明白的。“泛客论”者的毛病，常常在于混淆“客”和“客家”这两个概念，早期客家学者甚至把“客户”当成客家，连一些大师级的学者也未能免俗，令人叹惋。2.“客方言群”
这是语言学的概念，指母语为“客方言”的人群。
显然，它与“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历史来看，“客方言群”是移民形成的语言人群，与“客”有关，是“客”之一部分，而“客”中也包括其他方言群的移民，因此二者有区别。但是，我们要指出，“客方言群”这个标签是后有的，是学者们知道了“客家”以后，才能够给“客家”的话加上“客”这个标签。明初之前这种语言并没有“客”这个标签，明初以后的没有作“客”但操这种语言的人们也不情愿接受这个标签。“客方言群”是一个文化人群的标签，“客方言”是它最突出的标志，它同时有迥别于周边族群的独特风俗习惯，以闽、粤、赣三边地区为基本居住地，后来逐渐向外扩张，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建立族群认同意识。3.“客家”
这是民族学的概念，它指的是作为客家学研究对象的特定族群。除了“客方言群”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外，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具有明确的客家族群认同意识。——现代民族学认为，“认同”是族群成立最本质的标识，族群在与“他者”的摩擦、碰撞、挤压、比较中形成自我意识，并以这种自我意识作为内聚力，从而区别“他者”。而且，族群自我意识的内容也是建构、发展的。“客方言群”在明初向粤北、粤东的移民中获得了“客”的标签；在与“广府人”“潮州人”碰撞、挤压、比较中发现了自己；在清代咸、同年间的“土客械斗”中凝聚了队伍；在上世纪20、30年代族群歧视中萌生、丰富、加强了自己的族群想像，强调自己的“中原”来源、“纯正汉族血统”和“中原文化正统继承者”的文化身份，完成了族群的建构。很显然，较之“客方言群”，“客家”的内涵丰富得多。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二者的外延也不一致，例如不少地方以客家话为母语的人并不认同“客家”族群，即为最有力的证据。以上三个概念的区分和界定，对客家研究的正本清源将有很大的帮助。本文将在此基础上，用历史的动态眼光，来审视客家孕育、成形以及它逐渐被“客方言群”认同的过程。三、方言研究的成果：客、赣方言源于南朝通语
客家学研究的早期成果表明：客家先民的迁徙始自中原、次于江淮，然后经过长江水系进入闽、粤、赣三省边区，形成客家族群。当代方言研究的成果证明，这个迁徙过程实有其事。首先是客、赣方言的研究成果。人们在研究客家时，发现客方言与中原古语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少人指出客方言与《中原音韵》所记载的北方中古语言最为相合。随后罗常培先生发表了《临川音系》，提出客、赣同源说，引起学界对客、赣方言关系的高度重视。有人还提出，客、赣方言应同属一大区。对于这个问题，李如龙先生1987年至1990年间主持了一项中型的面上调查，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安徽七省和香港地区的34个点上展开，结果表明： 1.客、赣方言在语音上的共同特点有14点之多，“这种共时的大面积的一致关系是客、赣方言深刻的历史联系的反映；同时，与客、赣方言地域上大片相连的现状也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二者的差异也有17条之多，“虽然有些差异不是有与无，此与彼的对立而是多与少的区别，但整体上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 2.词汇方面，选取的1120条语词，多数方言点说法一致的150条占12%，“这些说法又都是些和共同语差别大、富于方言特色的，可见客、赣方言在演变过程中有过很深的联系。”但同时，两个方言有明显差异的词目有478条，约占总数40%，说明词汇方面的一致性较之语音要差一些。“可见，尽管客、赣两方面是有紧密关系的姊妹语言，但在汉语方言中，把它们分成两个大区还是较合适的。” 李先生的研究基本解决了客、赣方言的关系及分区问题，他虽然着眼于差别提出二者分为两大区“是合适的”，同时也指出了二者有“深刻的历史联系”，为客家迁移史的研究提供有力的证据。对于客方言与客家民系及其历史的关系，李先生也有重要的贡献。他的研究表明，在语音方面，客方言具有属于中唐以前、晚唐五代间、两宋和宋之后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层次：“是晚唐五代之间与中原汉语分手，南下之后经过湘赣吴一带的动荡，宋代在闽西赣南定型的，后来又在自己分布地域内发生了一些很具特色的变异。”在词汇方面：
“客家方言保留唐宋古语多，单音词多（如房子称屋，屋子称间），这说明客方言自中原汉语分化出来后更保守于固有的说法，然而许多固有的语素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生了意义的迁移，……从词汇演变看，说客方言分化于宋代也是合适的。”结论是：
“客方言是宋代定型的”，“两宋时期形成的客方言主要分布在赣南闽西，这对客家民系的形成确实只是起点，真正形成客家民系应是在明清时期的粤东和粤北。”其次是客、赣、通泰方言的研究成果。鲁国尧先生在《客、赣、通泰方言源于南朝通语说》一文中比较了客方言的梅县话、华阳凉水井话、赣方言的临川话、南昌话和江淮方言东支通泰方言的南通、泰州话，指出它们在语音上的重大相同之处：“都有两个入声调，而且阳入调高于阴入调值南昌除外”，“古代汉语的全浊声母，在这三个方言里逢塞擦音，不论平仄都是送气清音”。他的研究表明：
“客、赣、通泰方言的一致是反映了同源关系”——它们都起源于“南朝通语”。
他指出“西晋时江淮之间是吴语区”，由于战乱，大量北方移民进入江淮，“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的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罗香林所说的‘客家先民’，自中原地区迁至长江流域，生息繁衍，子孙后代操的就是南朝通语”。客方言，是唐末黄巢之乱导致客家先民南迁“进入大山区，易于保留语言原有的古老的物质”和语言本身“也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历着遗传与变异的衍化过程”的产物。 以上方言研究的成果，引证了前人有关客家先民迁徙历程的研究成果，说明“客方言群”脱胎于南朝通语群；江淮地区在客家先民的迁移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唐末五代是客家先民南迁的极关键的时期。四、文献与历史：”客方言群”形成于闽、粤、赣三省边区
上文指出，客、赣方言群都是南朝通语群唐末、五代南迁的产物。这一时期，除了江西外，福建、广东的人口都大大增加，特别是福建，唐末人口仅七八万户，至宋统一福建前后，已有467815户，净增五倍。几乎是当时广东人口的三倍。关于移民动因的材料我们也可从史籍中找到：“时孙儒宗、杨行密交乱，淮海烟尘数千里，鏐常率师以为防御……”
“自光启末，高骈失守之后，行密与毕师铎、秦彦、孙儒宗递相窥图，六七年中，兵戈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圆幅数百里，人烟断绝。”……
战争，是移民的最大动因，自黄巢乱后，朱温篡国，继以五代军阀混战，江淮残破，人民为求活命而大批逃亡。今日客家人中仍广泛流传着黄巢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日战乱给客家先民造成的巨大创伤。采自仁化的一个黄巢故事说：黄巢是目连转世，因救母时放走了地狱的鬼魂，所以转世后杀人八百万，将其收回地狱。另外一个故事则广泛流传，那就是端午节民间挂青习俗来源的传说：一位妇女背着大侄子，手牵小儿子逃难，感动了黄巢，最后保全了全村，于是客家人每年五月节在门前挂青作为纪念。这个故事说明，客家先民普遍经历过黄巢之难。至于五代之乱，前文提到杨行密，笔者手头恰好也有一个语言上的例子：今日粤东客家话，多数将蜂蜜叫做“蜂糖”。据研究，这个叫法，起于五代时扬州人避杨行密之讳。杨行密于唐末为淮扬节度使，驻节扬州，随后子孙相继，统治其地半个多世纪。这个地区正是“南朝通语”的中心地带。客家话中保留这个词，说明客家先人来自这个地区、这个时期。古直《客人对》说，客家先人随晋室侨寓扬州，其后辗转入粤，大体可信。
扬州晋安郡（今汀州地在内），庐陵郡（今南安地在内），南康郡（今赣州在内），与今广东惠、潮、梅、南、韶、连接毗连也。故客人入粤，率由汀、赣。此其源流可考者也。闽、粤、赣三边地区本来属于扬州的边陲，从本属扬州的汀州、南安、赣州出发进入毗连的广东惠、潮、梅、南、韶地区，可看作扬州地区“南朝通语群”的南渐。大批移民南迁，其进入闽、粤、赣三边地区的部分，经过两宋时期的补充和整合，形成了“客方言群”。
必须指出，唐末、五代和两宋时期南迁移民的主体未必是进入闽、粤、赣三边地区的部分；进入闽、粤、赣三边地区的也不尽是“南朝通语”群。首先，赣方言广大地区的居民，其中有相当部分为北方移民；其次，福建的闽北、闽中地区的及粤中地区也有大量移民进入。今日广东三大民系中，潮汕和广府两大民系也有数量相当大的族姓来自北方。进入闽、粤、赣三边山地的移民，只因机缘凑合，才得以形成“客方言群”。这些机缘是：1.原住民人口不占优势。
民族学研究的成果表明，在唐末、五代北方移民大批进入该地以前，原居民为畲、瑶、苗等少数民族。整个地区的开发程度甚低，处于地旷人稀状态。唐开元21年设置汀州，是检得“避役百姓”，他们大都是先代南迁流人，而非不服劳役的蛮僚。其地的百越之后，经过汉武帝时代的迫迁江淮，遭受重大打击；所剩部分，刀耕火种的生存方式，于人口增殖极为不利，无论从数量、从质量上都无法与南迁移民相提并论，我们从福建自唐末到五代末人口净增五倍，汀州人口自唐初到南宋净增8倍，就可以知道土著包括先前进入的移民及原居此地的少数民族不占人口多数。2.远离经济文化中心
经济、文化中心往往同时就是人口高度集中之地，其语言、文化都处于强势地位，有较强的内聚力和凝固性，移民进入这样的地区，很快就会失落自己的语言，融入这个地区原有的方言群中。当时，闽、粤、赣三省存在着三个经济文化中心：闽中、粤中、赣北，本身都有相当的人口基础，分批进入的移民都很快被融化了。但闽、粤、赣三边地区自古以来从未有过文化中心，属于三省开发最迟的边缘地段，中心的影响薄弱，鞭长莫及，无力融化迁入后人口占优势的北方移民人群，反而让他们“反客为主”了。3.封闭的环境
三省边区，整体上属于封闭型的山地，闽西一边，属武夷山南段，高山、丘陵之间分布盆地；粤东一侧，由于山脉隔绝，是广东开发最迟的地区；其余赣南、粤北，封闭度较低，整体上也属于山区。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闽西与粤东二地，古代交通极为不便，远离交通要道，同时也更多地避免了战争的骚扰，保持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语言的整合在比较稳定的人口基础上进行和实现。4.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山区的经济，以小盆地，小水源的农业经济为主体，传统的自然经济商品交换率极低。除了盐、铁之外，都可以一家一户的规模实现自给自足。这种性质的经济，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外交往，于语言、文化原素的保存有利。 “客方言群”的整合就在这些机缘凑合中完成——上文已指出，进入三边地区的移民未必都属“南朝通语”群。因为就江淮地区来说，本身原属吴方言区，“南朝通语”是北方通语切入吴方言区的结果，南迁之时，当然也可能会有吴方言群的移民进入这一地区。此外，由江淮地区溯江而上，经鄱阳湖到赣南，越大庾岭下珠江水系，是唐代岭南沟通中原的主要交通干线，其他方言区的人民也可能沿着这条干线南迁，进入三边地区。于是，当移民到达之际，就开始了语言的整合。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人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工具。于是，当时充当官方语言的“南朝通语”就这样被“遴选”出来，采用下去。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地原住民在人口数量方面占优势，移民只能被融化，这样的事就绝对不可能发生。事实上是：今日畲族多数失落了自己的语言，改说客家话，少数仍保留自己的语言，但对外交际使用客家话；而瑶族中，也有不少人使用客家话作为交际工具。还要指出的是，“南朝通语”作为客地“通语”，不必以原来使用这一语言的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为条件，只要各方言群的人口数量在混居中达到大体均衡，都不能占据优势，又不能对话，就可以实现语言的整合——因为，统治者的语言，同时也就是统治语言。 语言的整合，除了在人群内部选择一种“通语”作为共同的交际语言外，很自然地也要吸收人群中原有各种语言的为大家认可和使用的成份，包括畲语的成份。今日客方言中的一些畲语成份就是这样来的。整合的结果，一面使南朝通语的许多古老成份得以保存，另一方面又因吸收了新成份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加上语言使用过程的一些自然嬗变，从而形成了一种富于地方特色的新语言——“客方言”，同时也就形成了新语言人群——“客方言群”。在这个过程中，两宋期间进入这一地区的大量移民也带来自己的语言，融入了这一群体，为客方言的最后成形，作出了贡献。由于客方言核心群产生于闽西这块相对封闭的空间，决定了客方言内部的高度一致性，而核心群的向外迁徙，与不同到达地的语言再行结合，而产生了客方言内部的各片差异。五、文化与渊源：客家形成于粤东、粤北，主要来源于闽西
说“客方言群”形成于闽、粤、赣三省边区，相当笼统。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南宋末以前粤北、赣南已使用客方言。相反，这一地区处于交通要道，人口一直不甚稳定，不太具备语言整合所需要的环境封闭和人口稳定性两大要素。而粤东地区宋元之交也曾有过很大的人口耗减。相比之下，闽西作为“客方言群”至少是核心群的孕育地，条件更为具备。下面我们看看这几个地区的具体情况：粤东片，南宋以前地旷人稀，有史为证。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
……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其于梅州引图经有云：郡，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然由其说可以知南宋的前土著之少，而汀、赣客民侨寓之多。故《太平环宇记》载梅州户主1210，客367；而《元丰九域志》载梅州户主5824，客6548，则是宋初至元丰，不百年而客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且浮出十之一二矣!”由上面记载，可知宋初以后，梅州人口一度增长。但到了宋元之交，梅州经历兵乱，人口耗减甚巨，今梅县居民大都是后来从福建迁入的： 《光绪嘉应州志》卷32：“……元世祖时，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从者极众，至兵败后，所余遗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所有戚友询其先世，皆宁化石壁乡人。”待到明初，《乾隆嘉应州志》卷三载：“明洪武二十四年，人户一千七百八十六户，人口六千九百八十九口。”几乎回到北宋初期的状态。又如兴宁，据县志记载，明初时人口寥寥。可见“地为之墟”乃不争之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自元末到明中叶，汀、赣地区主要是汀州大批向粤东移民，填补空白。今日粤东客家族姓多数是这一时期由闽西迁入的，由《客家姓氏渊源》一、二集所载族谱统计，约占70%——80%。 其次说到赣南、粤北，这两个地方经历宋元之惨劫，情况较粤东更为严重。文天祥及其领导下的抗元势力，在这一带与元军反复争战，时间长达七年，居民走避一空，南雄珠玑巷以下交通道两侧，几乎成为地人区。目前已查明珠江三角洲广府人有141姓族谱记载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时间大多在咸淳末。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高峰期移民日以万计。由此可见宋末粤北人口减耗之大。值得指出的是，宋末赣南粤北向粤中的大规模移民并未在粤中地区留下客方言岛，而且移民后裔的风俗习惯与客家人绝不相同，直至清末民初，甚至不相通婚。即此一端，就足以令人怀疑南宋以前赣南、粤北是“客家地区”，的提法。不独南雄，当时的整个粤北都如此。例如英德，《广东通志》卷93引《英德县志》说：
“明初地无居人，至成化年间，居民皆自闽之上杭来立籍，间有江右入籍者，习尚一本故乡，与粤俗差异。”
现在粤北地区各县只有极少部分是南宋以前的“老客”，其语言与后来的“新客”有极大差别，不能交接，人口十之七八是明初至明中叶由闽西迁入的，另有一部分是明末以后由粤东迁入的。笔者在南雄、始兴、曲江、翁源的调查发现，当地客家民间口传和多数族姓的家谱都记载其先人明代来自福建上杭的“瓦子街”。关于赣南，罗勇先生有《略论明末清初闽粤客家的倒迁入赣》一文，引列如下：
……明前期以往，赣南居民的迁入是零散的，其居住住也是分散的，就整个区域而言，可说是‘地广人稀’，其居民结构也相对的单纯。明嘉靖以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闽、粤客民成群成批地倒迁入赣，他们自成村落，散布于整个赣南地区，并迅速改变着赣南居民的原来结构。”据他估算：
“现今赣、闽、粤入迁客民后裔所占的人口比例大体是：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崇义等县约占70 90%；赣县、兴国、于都、会昌、瑞金、宁都、石城等县约占50 70%。”由之可知宋元战乱之后，这一带的人口耗减情况，其“地广人稀”达到何种程度! 宋元之交的战祸，使粤东、粤北，赣南人口大量耗减，同时也就为蛰伏于闽西山区，受害较轻，经过多年生息繁衍，已经面临人多地少，急需向外发展的“客方言群”腾出了移民空间。根据有关史料，福建人口，宋初有46万户，到南宋已大160万户，约5、6百万人；汀州地区两宋时人口急剧膨胀，到南宋宝佑年间已达223432户。入元以后，事变扰攘，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到处流亡。当这些人走出闽西，在粤东、粤北开始拓荒创业之时，“客家”开始形成! 必须指出，“客方言群”在闽西并不叫“客”，“客家”这个称呼是闽西的客方言核心群向粤东、粤北大规模移民时取得的。此时他们才是“客”，也只有这种情况下“客家”对于他们才适用，这个称呼才可能为称呼者和被称呼者共同认可。元代有严格的里社制度，限制了移民规模。元末明初至明成化前这段时间，是闽西向粤东、粤北移民的高峰期，中间还有官府招徕的作用，如洪武间南雄官员招俫客户、正统年间韶州同知许客户占籍等等。说“客家”形成于此时，有可靠的历史证据：琼州府（今海南省海口市）天宁寺原存有明代麻江型铜鼓，上有铭文：
“大明成化十二年广州府番禺客人李福通铸造。”
铭文中铜鼓的制造者李福通自称“客人”，成化12年为1476年，此时明朝建国108年，可见明前期广州府已经存在这种称谓，而且“客人”自己也接受、认同这个族群身份标签。这种自称，可以看作“客家”成形的标志。明嘉靖27年（1584）《香山县志》[风俗]记：
其调十里而殊，故有客话，有东话。客话自城内外及恭常之半为一，通于四境。
此则材料可以为李福通铜鼓铭文旁证。
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则有：
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同，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由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皆客话也。此则记载可并为以上两则材料注脚。
而其中“客家”这个称谓，据有关方志记载，最早出现于明朝隆庆年间的惠州府。
《永安县志》次志卷1《地理五·风俗》记:
县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诵读,勤会文。富者多自延师,厚修脯,美酒馔。贫者膏火不继,亦勉强出就……永安即今紫金县，建县于明隆庆三年。《永安县志》次志作于康熙二十六年，其“客家”的外延，已将来自江、闽、潮、惠的移民包囊在内。但同时建县的长宁县，却留下了“客家”来自福建的记载。阮元《广东通志》卷93引《长宁县志》，说：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源。
长宁即今新丰县，与永安同在明隆庆三年建县。《长宁县志》虽然作于清初，但记载的口传材料不能忽视。
新丰的客家音在县城是主流，本自闽西汀州一带，与同样来源的丰顺、揭西一带的“半山福”话基本一致；而水源音则以马头话为代表，二者的差别明显。上世纪50年代初，讲两种话的人开会时还不好交接。有学者据此则材料认为“客家”是移民从闽西带过来的名字，理由是来自江右的没有被称为“客家”。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好理解：过去广东人的自觉单位是“江”，客家人是“外江人”，从外而来，所以被称为“客家”，而来自东江水源头的江右人却是同一条江的自己人，故此分别。而作于康熙二十六年的《永安县志》次志，记录的是当时人们的意识，因为这个历经百年整合的客籍人群的主体来自闽西，而用它的标签来涵盖整体，因而将来自江西的客籍人口也包括在内了。
说“客家”的主要来源在闽西，除了现在广东客家多数来源于闽西并认同闽西之外，还有人类学调查的确凿证据。田野作业发现：有一个由闽西向粤东、粤北、赣南和其他客地的文化传播过程。为了有说服力，我们选取民间文化层面作对象，因为这个层面的文化传播可排除政治推广的因素而纯然地伴随民间的人口迁徙过程。
佛教方面：现在三边地区普遍存在的定光、伏虎崇拜来源于闽西。
道教方面：天妃崇拜源自闽省是大家所熟知的。近年的田野作业表明，盛行于三边客地的闾山派来自闽西。赣南、粤北、粤东同有闾山派陈、林、李三奶夫人及其属下五伤五郎的故事流传及道派信仰。笔者在粤北乐昌老坪石和九峰等地发现道教师爷佬神图都有三奶夫人及五伤五郎的神像。其经书明确记载着“福州古田县陈、林、李三奶夫人。”根据福建方面的资料，以陈靖姑为首的三奶夫的祖庙在古田临水。除此之外，源于上杭的三仙公爹崇拜，也习见于粤东、粤北……一些个案表明，从民间宗教入手不但可以上溯到闽省，还可以寻源到江浙：
粤北地区发现的“五谷”，其底层为女性农业神“禾花小姊”，与闽西为同一形态；始兴隘子白马庙之“白马三圣”，原型是闽中古老的“白马三郎”祖先神；该地高桥庙、河溪庙的“太保公”源自上杭盛行的“太保公王”，而上杭白砂的“太保公王”及其赛猪会，又源自江浙民间。 民间宗教的分布研究及人口迁徙研究比较结果显示：二者由闽西向外扩散的过程是一致的。由于来自闽西，客家人对故居有着深深的眷恋，表现为著名的石壁情结：大部分粤东客家人的族谱都记载着祖先来自“福建宁化石壁村”，并且通过口耳相传遗留给下一代人。这令人想起中原文化的一个十分古老的习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同一人群的墓葬，尸骨有同一头向。迟至战国，《楚辞》中亦有“狐死必首丘”的记载，说的是同样的习俗观念。粤北地区客家人多数认同上杭“瓦子街”，始兴，翁源一带的客家老人，将死亡叫做“转福建”——“无用嘞，爱转福建嘞！”灵魂的归宿，是宗教崇拜关心的最重要内容。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见到客家来自闽西的确凿证据。 除了宗教方面以外，客家人的许多习俗都可以在闽西找到原型，例如妇女不缠脚，除了操持家务外，还是田间的主要劳力；福建盛行母亲崇拜、女神崇拜，由之产生的客家特别重视祖婆墓葬的习俗观念等等。这些方面的材料都显示着移民迁徙的轨迹。六、集结与认同：客家的壮大发展
上文指出“客家”最早指原居闽西的客方言核心群中迁居粤东、粤北者，换言之，“客家”最早与今日我们所称之“客方言群”外延并不一致，只是其中一部分。“客家”从出现，到今天成为“客方言群”的标志，有一个长达数世纪的漫长过程：1、粤东、粤北：客家的初步整合。
农业时代的移民，实际上是一种生存空间的占有过程。客家族群在粤东、粤北的形成，与这一过程有关。
闽西移民元末至明中叶大规模进入粤东、粤北。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与原住民的生存空间争夺。其争夺的主要对象首先是畲、瑶等少数民族。必须指出，汉人的所谓“主、客”关系是有民族界面的，从历史事实来看，一部汉人南迁史，从未承认过少数民族的“主”地位，而将他们排除在主客关系之外。对土著的少数民族，采取弱肉强食的态度，征服、剿灭、驱逐是常见的手段。所谓“融合”，是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同化；同化不了者加以剿灭，剿灭不了者则以驱逐。宋代广东仍有的“八百瑶山”，大体上通过上述手段发展到今天所剩无几。封建时代的民族关系史，通常是血淋淋的，无须我们去美化。——关于此点，有认为：“客家”之客不是主客之客，而是“畲客”、“山客”之客，这个称呼“客方言群”在闽西时已经拥有，所以到广东以后沿袭此名。此说不符情理之处在于：如果真如其说“客”、“畲”一体，而“客家”又是被歧视的族称，那么客家人有什么道理接受和认同这样的侮辱性称呼？据笔者调查，广东英德的广府人有自称讲“蛇（畲？）声”；广东宝安观澜章阁村杨姓，族谱记载来自珠玑巷，讲本地土白话，也自称讲“蛇（畲？）话”，岂非也成了客家？事实上，南中国的三个汉族族群，包括广府、潮汕、客家都曾经鄙视“畲客”，在处于对立关系时，都曾把对方称为“畲”。“客”自“客”，“畲”自“畲”；“客家”称谓，不必牵混“畲”、“客”关系，是很显然的。应当说，闽、粤、赣三边地区的民族冲突问题从两宋开始就日趋严重，自两宋到清代前期，三边地区“事变”此起彼伏，无日无之，两宋间狄青、岳飞等名将都曾到这一地区“平乱”。特别南宋时期，三边地区更是动乱频仍。抗元斗争只是其中短时期的插曲，大量移民进入而引发的生存空间争夺是冲突主因。进入明代，当闽西客方言核心群向粤东、粤北大量移民之时，更激化了这一矛盾。移民的站稳脚跟，不仅靠自己家族的力量，更依赖作客同侪的群体功能，还仰仗官府的政治势力撑腰。斗争的结果，三边地区的畲、瑶力量基本被压制下去。一部分远遁，进入粤北深山，也有飘泊外省者，如浙江丽水的畲民即明中叶由广东北迁者。一部分归附，成为“新民”，由政府择地安插，融化于“客方言群”中，他们中的一些族姓后来通过修谱，编造了自己纯正汉族血统的“悠久历史”。今天有些学者抓住这些例子便认为客家中少数民族居多，实在是一种误会。更多的，在征剿中被“犁庭扫穴”杀戮干净。明中叶王阳明的“平瑶”，用血腥的手段达致了三边地区民族问题的一时解决，于客家的壮大有颇大的影响。有分学者以为，客家形成于此时，这种看法也许还可以商榷，但通过“平瑶”壮大了“客家”队伍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主客”关系不包括少数民族，因而“主”，更多地是指“先到”而成为“土著”的移民而言。
根据历史的记载，早至秦汉还有后来的晋代、唐初都有北方汉人迁入这一地区，但他们或者不久流徙他地，进入粤中或闽省的其他地区，如赵佗原驻龙川，后移番禺，义招营因流人徙去而废，陈元光入漳州为闽南系等等，留在三边地区的，因来自不同的方言区，也未必能形成“客方言群”。唐末五代进入闽西的北方移民，经过两宋时代的补充和整合，形成了客方言核心群，在元末明初时期开始向广东北部和东北部大规模移民。由于后到，面对先在的广府人和闽南人，于是有了“客家”之名。其站稳脚跟，接着与地主们分庭抗礼，进而压倒或驱逐了原来的主户，这个发展过程，需要与主户、客户融合，也发生许多碰撞，于是留下不少“甥舅故事”，而在“甥舅故事”之外，正不知上演过多少全武行。外来的“客家”与根深柢固的主户斗争，一家一户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在共同身分、共同方言，共同来源，共同迁移历史，共同面临压力的背景下，“客家”意识萌生了，一种基于需要而产生的群体认同，是一个族群成立的标志。可以说，只有到这时，才开始有所谓“客家”！2、土客之争：客家的凝聚集结：
客家的发展，在地旷人稀的粤东、粤北很快占据绝对优势，排除了畲、瑶之后，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但山区毕竟空间有限，通过一段时间的繁衍以后，人满为患，不得不向外谋求发展。例如宋元之交，“地为之墟”的粤东，到了温仲和先生眼中就绝然两样：、由今言之，嘉应之为州，山多而田少，人不易得田，故多行贾于四方，与《图经》之言正相反，安有不患无田之事哉?
但是，向外发展在此时又谈何容易。明末后，特别是清康熙以降，客家向粤中、粤西地区的发展，到清代咸同年间终于引起了震动朝野的“土客之争”——客家在粤东、粤北“反客为主”的历史在粤中西片地区没能重演，因为此时“客家人”面临的不是少数民族，而是与他们有一脉同源的南迁史、先他们直接进入粤中，粤西地区的北方移民后裔。例如，粤中地区的广府族姓，多为南雄珠玑巷移民后裔，他们自南宋末大规模南迁粤中，至明清时，已发展数百年，较之客家人，他们文化同样先进，根基更是深固，斗争起来，势力尤有过之。于是十数年间，大规模的冲突械斗，导致了数十万人的伤亡，双方两败俱伤，最后只好在政府的介入协调下另建赤溪县，让客家人避地而居，以保相安无事! 这场大规模冲突，客观上对“客家族群”起了宏观凝聚与集结的作用。粤中西片地区的客家与粤中、粤东沿海地区的客家一脉同源，都来自以嘉应州为中心的地区，客家人联合起来，互相声援，甚至派人参战。“客”与“主”的整体对立在宏观上第一次被如此清楚地表现出来，并且使波及地区的人面临无可避免同时也是身不由己的归属选择之中。冲突的双方，有如此清楚的语言、历史和身份界面区别，正是这样的情景，使两个族群的特质一下子凸现出来，深入人心。如果说，正是有这一契机，才使客家族群最后得以成熟，哪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而客家族群本身表现整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取得与广府、潮汕族群鼎立的地位，也从此而始。3. 客家族群意识的建构和强化
应当说，明初“客方言群”的粤北、粤东移民获得和接受“客人”的标签，只是“客家”作为文化群体被识别出来，其族群意识还是很淡薄的。我们迄今没有发现清初以前有关客家族群意识的记述。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现今所知，最早的是清嘉庆乙亥二十年（1815）徐旭曾的《丰湖杂记》。自明中叶至清初，因生存环境所迫，在河源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的边界械斗。这些争斗被地方史志及民间文书称为“土客斗案”。清乾嘉年间，博罗、东莞等县的土客之争有激化之势，徐旭曾当时主持丰湖书院，以师生答问的形式第一次对“客家”作出系统描述，指出分布在“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的“客人”，“本自中原”，“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在两宋末年随朝廷南迁，其文化、习俗、语言同于中原，是“忠义之后”。后来客家的族群想像基本上没有越出这个范围。客家族群意识的强化自清末开始。20世纪上半叶先后发生了黄节《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1907），上海商务印书馆《世界地理》（1920），广东省府建设厅《建设周报》（1930）等事件，谓客家人“非汉种”、“野蛮部落”、“不甚开化”。这种文化歧视引起客家精英的激烈反弹。导致了客家运动的兴起、客家组织的成立、客家研究论著的出版和客家学的兴起。赖际熙主编《崇正同人系谱》，利用族谱奠定了客家“本自中原”血统和迁徙学说的基础，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后来的《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编》等书，完成了“五次大迁徙”说和客家族群想像的构建，标志客家学的诞生。大量的客家研究成果涌现，加上客籍人士的不断鼓吹，使客家的族群意识不断强化，一直延续到今天。4.客家的壮大：客家与“客方言群”的合一
应当指出，“客方言群”认同“客家”这个称呼是相当晚的事，“客家”的壮大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是客家本身的人口增殖和扩散。自明末开始，粤东客家又向赣南大规模移民，如今赣南的大部分还有粤北的一部分客家人都是此期迁入的。除了赣南外，清初开始，粤东、粤北客家向四川，向粤东、粤中和粤西沿海，向海外移民，进一步扩大了客家的分布。 二是“客方言群”的认同。清中叶以后，客家人才辈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以后的国共双方都有不少客籍政要，在近、现代政坛上有重要影响；由于长期的注重文化教育，粤东客家在专业人才方面更是翁翁郁郁，蔚然成林，拥有盛名；梅州之成为“客都”，主要由于以上两个原因。由于在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现代许多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客家成为第一个受到中外学者特殊关注的南方汉族族群。学者的研究，一方面在探索客家的历史与特性，另一方面这些成果的发表与宣传又反过来影响客家族群，使这些特性表现得更加鲜明，同时也使更多的“客方言群”人士认同客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形势更助长了这种认同势头。为客海外的老一辈“客方言群”人士怀有深沉的“恋根情结”，而他们的后代则需要一种文化归属的确认，反过来促进了大陆的客家族群认同。面临改革开放形势的不同地区的“客方言群”在这种自外而来的认同推动下，很快地认识到其中蕴藏着的巨大的文化以致经济价值，积极地响应了这种认同趋势。“客家”，在2000年前后已经被“客方言群”的上层社会认同。 与此同时，各地“客方言群”对“客家”的民间认同，借助现代媒体的影响也在加速进行。20世纪90年代，讲客家话的闽西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客家李如龙1994；赣南人讲客家话，但认为只有明清以后由闽西和粤东迁来者才是客家谢庐明1997；还有靠近赣南的南雄不少地方讲客家话或接近客家话的语言，但并不认同客家，明清以后迁入的客家人被称为“阿二古”，即次等人张双庆1997。进入21世纪，客家运动不断发展，除了三边地区的客家大本营不断推动之外，广西、四川以至河南等地也响应此一趋势，社会上层人士的鼓吹，客家学研究者的“扰动”，媒体的渲染，对民间产生巨大的影响，加速了这一认同进程，使赣南、闽西的“客方言群”也接受了“客家”的身份标签。时至今日，“客方言群”对“客家”的认同在民间已渐次完成。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文章提出的问题：
客家是唐末、五代至两宋期间北方中原移民在以闽西为核心的闽、粤、赣三边地区形成的方言群体，在明初后长达数世纪的移民中构建形成的南方汉族族群。他们以客家话为标志，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强烈认同中原地缘和血缘，以正统的中原文化继承者自居。这个群体以闽、粤、赣三边地区为基本居住地，自元末明初起开始不断向外扩张，明初在向粤北、粤东的移民中获得了“客”的身份和名称，清初后在客地的族群摩擦中不断凝聚，清末民初时期在文化歧视下完成了族群意识的构建，而在近30年的客家运动中完成了方言群的整体族群认同。七、理论与方法：客家研究的反思
叙述完客家的历史，还有必要对客家研究的方法做些反思。
早期的客家研究普遍缺乏理论和方法，近年来，大量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学者加入，正在改变这种状况。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方法的导入，为客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在客家史研究方面，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已故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粱肇庭博士将族群理论导入客家研究，用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解释客家的形成、迁徙和族群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族群理论于客家研究是有用的工具，1997年笔者写作《试论“客家”》时，已经运用，如果当时能读到梁先生的论著，相信会做得更好一些。
但用区域经济周期来解释客家的迁徙、形成和族群关系，就值得商榷了。梁先生试图为客家的迁徙、形成、发展作出理论解释，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必须能符合历史的真实。有一段时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在中国大陆的学界被滥用，许多历史现象甚至历史事件都被简单化地与经济基础挂起钩来，用经济原因来加以解释。梁先生的问题大约与之相仿。在研究中，尽管他意识到了移民运动的复杂性，“移民流动可以有很多原因，不单是和经济周期有关，也不限于个别地区”；也意识到了他所探索的只是客家流动的一个模式：“我只是要说明客家流动的一个模式，就是从丘陵、山区沿着河流到核心地区，这和核心的经济有关。”但仍然坚持根据其中的一个原因和一个模式作出全面的结论：
“我认为客家的移民、客家集团与别的汉人的矛盾，种族集团自觉的出现，可以用有关地区的发展周期来解释。”
客家的移民运动，决定于经济周期：
“这里有两个重要方面。1成为客家的老家的闽粤赣边区是由三个巨区即东南沿海、岭南和长江中游的外缘组成的，2伴随着地区性的商业繁荣和衰落，出现人口流动。这是一种核心和边缘的相互作用，核心的经济发展吸引外缘的移民寻找新的机会，经济萧条造成相反方向的移动。”客家的形成决定于经济周期：
“成为客家的老家的闽粤赣边区是由3个巨区即东南沿海、岭南和长江中游的外缘组成的……在13、14两个世纪中，发生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情，这三个地区都出现了经济萧条。我认为，这就是客家的酝酿期。在这段期间，他们演化了自己共有的特点，如果此时核心的经济是繁荣的，他们就有可能向下移动，在未形成自已的文化、社会特点以前就被同化。但不是如此，经过二百年的独立，孤立在山区，没有下山往核心移动的可能，便演化成有文化社会特点的集团。但不是如此，经过二百年的独立，孤立在山区，没有下山往核心移动的可能，便演化成有文化社会特点的集团。这个集团在某个时候，因经济核心的繁荣，他们便下山顺河流向核心移动。在同别的汉人接触，并在经济社会、政治上发生竞争时，自觉感便发生了。”
土客的关系，也决定于经济周期：
“由于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由于本地人需要客家的劳力，种族集团之间的紧张状态在18世纪没有发展为公开对抗。但到了19世纪，岭南开始衰落之时，种族集团的械斗又爆发了，首先是东莞和博罗，规模较小，后来就在广州以西的县份发生了大规模的客土械斗。”怎么看梁先生的这些论断呢？
1.客家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农业族群，多数在中国南方丘陵小水源地区从事水稻种植。自然经济中的农户，自给自足程度很高而消费力很低。需要仰给于市场的，往往只有盐和铁，而这两种商品，又是官营的，它的供给，与区域经济周期往往没有什么联系。因此，这种族群，对外围经济周期的敏感度非常低。用大区域的经济周期解释他们的活动，必须非常谨慎。2.农业族群的最大特点是安土重迁，迁徙往往是出于无奈，例如战乱，或者人口太多，生存空间不足。留在一地，是因为此处的空间还能够提供生存的需要；迁出去是因为彼处有空间可以拓展生存。因此，以周边经济中心的萧条来断定聚集与三边地区的客家先人不能外迁，并以之解释客家的成形，失之迂阔，不足为训。3.对于农业族群，大规模的移民只在以下几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况下发生：
一是迁出地人口众多，生存空间不足；
二是迁入地有生存空间，可以拓展；
三是在传统时代的户籍管理之下，移民的迁徙还需要官方的支持。
这几个条件在地域经济处于繁荣期时，都不可能具备。
4.在当时的经济分工水平下，经济繁荣年代的核心区恰恰也是生存空间比较紧张的地区，不具备大的空间来容纳大批移民，如果不同族群的移民零散进入，则很容易被融化，恰恰不可能酝酿引起族群水平的对抗。5.事实上，岭南历史上的族群迁移和对抗也很难跟经济周期挂上钩！
1682－1696是康熙21年至康熙35年，第二次客家向广州核心的移民，绝不是因为岭南的经济周期上升，而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需要（招垦军田），因为迁海腾开了生存空间——从某种角度说，是经济衰败的结果；而康熙雍正时广州府西片地区的客家移民是因为安置矿工保持治安和政府财政的需要。这些地区的移民进入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而非繁荣的结果。 清咸同年间粤中西路发生“土客械斗”的原因根本与区域经济周期无关，而与“洪兵”之乱和官府的利用有关！而土客的对抗是地区经济衰败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之前没有公开对抗也与经济繁荣无关，而是因为客家出来，人数尚少，尚未需要、也无力抗衡土著，争夺生存空间。客观的说：以经济周期解释客家成因，失之简单、迂阔；以经济周期解释客家迁徙，不符事实；以经济周期解释客土对抗，过于牵强。
因此，对于客家史，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好。这也是本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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