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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格林童话的问答，请看：
我今天是来讲另外一件事的。
最近发现了一本很怪的书。
作者是叶道生，生于1908年，GC党员，被GM党逮捕杀害，年仅23岁。叶道生能文，他去世后，一些作品被陶行知收集起来，编为《红叶童话集》。
这些故事，以纯粹的文学评论的标准看来，实在不能给“优秀”的评价，甚至可说，情节安排实在太怪异和糟糕，我本来想用调侃的语气讲。考虑到作者的生活背景，虽然文学评论可以独立观看文本，这么做似乎有些不合适。
其中一篇，前半部分是，一条鲸鱼是海王，他年高德韶，会讲许许多多的故事，受到海里的众生爱戴。后半部分显然是照搬《木偶奇遇记》，一个小孩意外被鲸吞下（鲸鱼并没有吃下他的动机），鲸腹里堆满骸骨，还有不见天日而萎黄的草，非常可怕。他却在鲸腹中寻到了自己的父亲。他们割下鲸肉充饥，又从鲸鱼的尾部挖开逃生了。
这个无恶意的，善良的鲸王，为什么要遭受剜肉的酷刑呢？作者没有交代。
另一篇，讲一个坏老妇人害死了许多牧童。后来一个牧童得到了两支宝笛，终于斗败了她，拯救了众牧童。故事非常普通。但对于牧童击败恶婆的过程描写，非常狰狞可怖：
牧童吹红的一支笛，老妇人就在尖锐的怪石上跳舞，被石片凌迟而死（此处对老妇人如何血肉模糊，露出白骨，有详细的描写）。牧童回到老妇人的住处，在一间臭气扑鼻的鸡舍里，找到被害的许多小朋友（此处又对码放整齐的尸体，有详细描写）。这一段有点像民间恐怖故事《蓝胡子》。
牧童吹白的一支笛，让小朋友复活。过上平安富足的生活。到这里，按照一般人的阅读期待，故事已经结束。但这篇故事后面还有情节。
一只狮子吞吃了牧童的一只羊羔，牧童恼怒，吹红笛杀死了狮子，怒气还是未消，于是他又吹红笛，毁灭了世间的一切人、物，然后吹白笛重建了一个美丽如天堂的世界，到处是琼楼玉栋，还有小孩子喜欢的书本和玩具。但已没有人与他一起玩耍了。
到此故事结束。
这种情况似乎不少见。明明是“除恶扬善”、“伸张正义”为主题，而且预期读者为儿童的作品，却出现大量的身体和精神暴力情节，有时还有非常直接露骨的描写。给读者的感觉，很难说是作者痛恨这些暴行，因为暴行很多时候就是由作者所认定的“正面角色”所做出的。
手冢治虫的许多作品，都有这种倾向。在《小飞侠今昔物语》里，阿童木穿越了时空，为了解决“同一时间有两个阿童木”的悖论，阿童木的朋友不得不拆毁其中一个。《海王子》的主角海王子，还是小孩的时候，就企图用刀刺杀教他游泳的老人。
手冢是以反战出名的。在作品中，他正面呼吁反暴力和人道。这就使得这些暴力情节，显得尤为碍眼。
回到《红叶童话集》。在叶道生的时代，政治隐喻意味很浓的童话，为数不少，例如金近的《红鬼脸壳》，苏苏的《新木偶奇遇记》。在高度文化管制的环境下，童话几乎是承担讽刺时弊的唯一文体。“它们只是借童话形式向统治者发出的匕首和投枪，儿童读者只是这场争斗（虽然这也与他们命运相关）的半懂不懂的旁观者，他们即使未被遗忘。也已经被充满政治热情的作家们放在一边了。”（刘绪源《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
当“宣讲”变成一个作者的首要任务，而且这一任务关乎大义，不能推辞的时候，作者个人的喜怒哀乐，可能就被忽略了。以至于很多人都忘记，或者出于社会环境的或隐或显的要求，刻意去忘记，作者在大声疾呼的同时，他们的内心，很可能是疲乏的，甚至是痛苦的。
那些负面情绪，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流入正气凛然的作品之中，例如充满暴力色彩，让人产生不适感的情节，使他们（本该是一清二白，光风雯月的）作品变得怪异和无法自圆。社会舆论对这些作品的美誉，和单一方向的解读（同样也是出于教育大众的动机），更是增加了这种怪异感。
当然，承担起宣讲任务的作者中，仍然有一些才气锐不可当的佼佼者，创造出艺术性和实用性兼美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如果作者的表达能力本来不足，不能很通顺完满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并不少），个性的磨灭和真实想法的蒙蔽，也就更不可避免。但是，作者的能力并不能解释一切，对于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作者，枷锁也很难成为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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