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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格林童话的问答,请看:
我今天是来讲另外一件事的。
最近发现了一本很怪的书。
作者是叶道生,生于1908年,GC党员,被GM党逮捕杀害,年仅23岁。叶道生能文,他去世后,一些作品被陶行知收集起来,编为《红叶童话集》。
这些故事,以纯粹的文学评论的标准看来,实在不能给“优秀”的评价,甚至可说,情节安排实在太怪异和糟糕,我本来想用调侃的语气讲。考虑到作者的生活背景,虽然文学评论可以独立观看文本,这么做似乎有些不合适。
其中一篇,前半部分是,一条鲸鱼是海王,他年高德韶,会讲许许多多的故事,受到海里的众生爱戴。后半部分显然是照搬《木偶奇遇记》,一个小孩意外被鲸吞下(鲸鱼并没有吃下他的动机),鲸腹里堆满骸骨,还有不见天日而萎黄的草,非常可怕。他却在鲸腹中寻到了自己的父亲。他们割下鲸肉充饥,又从鲸鱼的尾部挖开逃生了。
这个无恶意的,善良的鲸王,为什么要遭受剜肉的酷刑呢?作者没有交代。
另一篇,讲一个坏老妇人害死了许多牧童。后来一个牧童得到了两支宝笛,终于斗败了她,拯救了众牧童。故事非常普通。但对于牧童击败恶婆的过程描写,非常狰狞可怖:
牧童吹红的一支笛,老妇人就在尖锐的怪石上跳舞,被石片凌迟而死(此处对老妇人如何血肉模糊,露出白骨,有详细的描写)。牧童回到老妇人的住处,在一间臭气扑鼻的鸡舍里,找到被害的许多小朋友(此处又对码放整齐的尸体,有详细描写)。这一段有点像民间恐怖故事《蓝胡子》。
牧童吹白的一支笛,让小朋友复活。过上平安富足的生活。到这里,按照一般人的阅读期待,故事已经结束。但这篇故事后面还有情节。
一只狮子吞吃了牧童的一只羊羔,牧童恼怒,吹红笛杀死了狮子,怒气还是未消,于是他又吹红笛,毁灭了世间的一切人、物,然后吹白笛重建了一个美丽如天堂的世界,到处是琼楼玉栋,还有小孩子喜欢的书本和玩具。但已没有人与他一起玩耍了。
到此故事结束。
这种情况似乎不少见。明明是“除恶扬善”、“伸张正义”为主题,而且预期读者为儿童的作品,却出现大量的身体和精神暴力情节,有时还有非常直接露骨的描写。给读者的感觉,很难说是作者痛恨这些暴行,因为暴行很多时候就是由作者所认定的“正面角色”所做出的。
手冢治虫的许多作品,都有这种倾向。在《小飞侠今昔物语》里,阿童木穿越了时空,为了解决“同一时间有两个阿童木”的悖论,阿童木的朋友不得不拆毁其中一个。《海王子》的主角海王子,还是小孩的时候,就企图用刀刺杀教他游泳的老人。
手冢是以反战出名的。在作品中,他正面呼吁反暴力和人道。这就使得这些暴力情节,显得尤为碍眼。
回到《红叶童话集》。在叶道生的时代,政治隐喻意味很浓的童话,为数不少,例如金近的《红鬼脸壳》,苏苏的《新木偶奇遇记》。在高度文化管制的环境下,童话几乎是承担讽刺时弊的唯一文体。“它们只是借童话形式向统治者发出的匕首和投枪,儿童读者只是这场争斗(虽然这也与他们命运相关)的半懂不懂的旁观者,他们即使未被遗忘。也已经被充满政治热情的作家们放在一边了。”(刘绪源《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
当“宣讲”变成一个作者的首要任务,而且这一任务关乎大义,不能推辞的时候,作者个人的喜怒哀乐,可能就被忽略了。以至于很多人都忘记,或者出于社会环境的或隐或显的要求,刻意去忘记,作者在大声疾呼的同时,他们的内心,很可能是疲乏的,甚至是痛苦的。
那些负面情绪,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流入正气凛然的作品之中,例如充满暴力色彩,让人产生不适感的情节,使他们(本该是一清二白,光风雯月的)作品变得怪异和无法自圆。社会舆论对这些作品的美誉,和单一方向的解读(同样也是出于教育大众的动机),更是增加了这种怪异感。
当然,承担起宣讲任务的作者中,仍然有一些才气锐不可当的佼佼者,创造出艺术性和实用性兼美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如果作者的表达能力本来不足,不能很通顺完满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并不少),个性的磨灭和真实想法的蒙蔽,也就更不可避免。但是,作者的能力并不能解释一切,对于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作者,枷锁也很难成为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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