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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字叔夜,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国侄县今安徽宿县西南,改姓嵇。"嵇",盖以纪念祖籍会"稽"。“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长乐亭主一说为曹操孙女,曹林之女;一说为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孙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 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嵇康后来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不为谋生，只是随从自己的意愿。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籍、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嵇康作《风入松》，又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成就之高。嵇康除以弹奏《广陵散》闻名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贡献，这就是其《琴赋》与《声无哀乐论》。 《琴赋》主要表现了嵇康对琴和音乐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 《声无哀乐论》是作者对儒家“音乐治世”思想直接而集中的批判。其中闪烁着嵇康对音乐的真知灼见 。 王戎与嵇康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嵇康还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又善丹青，唐朝时尚有《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可惜现在俱已失佚。补充：阮籍、嵇康位列竹林七贤之首，历史上往往将两人齐名。这不仅是因为两人性情相近，才情相若，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不合作主义者，对他们不欣赏的政府公然表现他们的不合作，他们的生活态度与处世作风与其他的文人学士截然相反，他们活得真实、自然，敢视礼法于蔑如，敢横眉冷对那些所谓的“大人”。然而真正的大人却是他们，因为一个大写的人必然是一个心灵自主与意念坚强的人！现实中人囿于各种条条框框活得总是十分压抑。从小到大，大人们苦口婆心，做人要安分守已；老师们循循善诱，做人要循规蹈矩。然而我总觉着哪儿不对劲，觉着鲜活的生命受着了无理的压抑甚至是残酷的扭曲。日常生活中看多了世俗中那一张张打磨出来的虚伪的呆滞的一统化的模型化的脸孔，一个个被礼教规矩斧斫被病态思想扭曲了的灵魂，真是不胜厌烦之。然而翻开史书，发现世上竟还有两位如此真性情真人格的可爱的人真有如获至宝之感。他们的生存状态多么令人欣赏和艳羡啊！如此健康，如此本真，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悠闲洒脱，超乎了礼法与教条，超越了狭隘与污浊。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了生命的自主与自由，真正看到了人格的魅力与人性的光辉。他们是真正活过的人！真正活过的人，他们的生命应是自主的，他们的精神应是自由的，他们的人格应是独立的。他们行他们认为该行的，做自己觉得无愧于心的事。阮籍对于司马家政治集团不满，因此他以整天喝酒来实行不合作主义，当司马家来向他求婚时，他一连大醉六十天，以醉酒加以推辞。司马家又逼他做官，他偏不挑大官而挑小官做，因为“步兵尉营人”会做好酒，他就去做了“步兵校尉”。然而做了没多久，就又云游四方了。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却要送行，按照当时的礼法，小叔子是跟嫂子不能打交道的，可阮籍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给嫂子送行才是真正的礼貌，才是真正的合礼合理。“礼”只有在合理的基础上才意义否则就是无理。阮籍的母亲死了，阮籍甚至还击节高歌，表现得十分高兴。这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合礼法，甚至是无异于禽兽的行为，可是阮籍并不在乎，他只求问心无愧。在阮籍“外坦荡而内淳至”的态度里，那一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叹，真正道出了整个时代的悲哀，也道出了他对这个黑暗腐朽的社会的怦击！历史上阮籍曾留下一声惊天动地的“哭声”，阮籍那一哭，天地为之变色，千古历史亦为之动容，那是他哭出了真情，哭出了文化，也哭出了真正的人格！阮籍崇尚的是一种“大人”人生境界。所谓“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在他眼里，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绳墨的“君子”是多么可笑。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明明一个大活人，为什么偏偏要像“虱子”一样生活着？阮籍在苏门山求道回来后，被孙登先生一声长啸而豁然顿开。他找到了真正的生命状态与生活方式了。然而跟嵇康比起来，阮籍就要逊色一些了。阮籍的不合作，是柔和的洒脱的，略显消极。而嵇康的不合作却是强硬的认真的，用积极的行为去表现这种反抗的。他的好友山涛推荐他去做官，他就写了绝交书给山涛。相较阮籍，嵇康的人生态度显得更加明确，“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他与那些病恹恹弱不禁风的书生们不同，与那些远离人世孤芳自赏的隐士们也不同，他活得健康而又快乐，他把生命直接献给自然，在与自然的接触中体会着生命的真与美，他谢绝了仕途，在洛阳城外开了个铁匠铺，过起了悠闲自在的打铁生活。他的最大财富就是拥有几个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朋友。就连钟会来看他，他也是傲然不理，冷眼以对，甚至还出言讽刺。难怪陈寅恪说“七贤”之中应推嵇康为第一人。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阮籍与嵇康的生存状态已接近《庄子?逍遥游》中的逍遥状态，是一种大自在、大从容、大安详的人生境界。然而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还是惹来了那些“虱子”们的嫉恨和眼红。阮籍不拘礼法，在守丧之日喝酒吃肉，遭到那些卫道者的谗言，幸而司马昭也非庸君并不以为然。而嵇康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性烈而才隽”的嵇康终因他的不合作而惹祸上身，应验了孙登对他的预言。在钟会的挑拨下，司马昭从嵇康好友吕安的身上发起冤狱，嵇康为了给朋友伸冤，结果被诬以叛乱罪名被叛死刑，太学生三千人联名上书，为他请命，在行刑当天，更有无数百姓为他送行，轰动全城，然而学生的请命百姓的哭声都未能挽回嵇康的命运，最后，嵇康面向东方，弹琴抚弦，一曲既罢，从容就义，死得如此悲壮，又如此坦然。那是他已经真正活过！那首临死前弹奏的歌曲《广陵散》也成为人间绝响，千古不朽！虽然他们的命并不长，嵇康享年才三十九岁，阮籍也不过五十三岁。然而，真正活过、爱过、恨过、哭过、笑过、唱过，虽死又有何憾？而那些长年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即使长命百岁，也不过是只“虱子”罢了。虽然他们的形体消亡了，但历史永远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他们也将永远活在那些怀念他们的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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