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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身是我国东夷南蛮百越的古俗，东夷南蛮进入华夏，其原来的文身与古礼和风俗的关联已在五帝时代与华夏的融和中渐渐消失。而百越之地的吴在殷商末年、越在春秋末年仍以文身为俗。《墨子·公孟》曰：“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这里“剪发文身”是用来治国的，不仅仅是风俗，而且是礼。墨子讲越国的“剪发文身”，是与齐桓公用“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晋文公用“大布之衣，群羊之袭，韦以带剑”以治其国，楚庄王的“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相比较的。这时，东面的齐，南面的楚都进入到以衣冠为礼的阶段，而只有在越，仍是剪发文身。越国的“剪发文身”之礼，能与春秋时代的齐、晋、楚三国之礼并行且与之一样达到“其国治”的政治和社会效果，在于越国之礼虽然外在形式不同于三国，但在内在核心上却与之相同。从内在核心上讲，“剪发文身”这一源远流长的古礼，具有与其它古礼一样的三大共同点。
第一，文身图案与氏族的根本观念紧密相关。身之所文的，是类似于图腾理论所讲的图腾。既是氏族部落之祖先，又是氏族成员的保护神。《史记·周本纪》说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害。”文身关系到百越诸族的根本观念。
第二，文身具有百越诸族的成人礼的作用。《淮南子·齐俗训》：“中国冠笄，越人劗发。”这是从冠笄之礼的角度讲中原地区与百越地区的不同。冠笄之礼是中原诸族的成人礼。男子成年行冠礼，头上戴冠，以冠束发。女子成年行笄礼，用笄束发。百越诸族则是剪断头发而形成符合越礼的发式。中原成年之礼，不仅是冠笄，还有相应的服饰，同样百越的成人之礼，不仅要断发，还要拔牙、漆齿、文身。百越诸族成人礼中的文身，意味着将人的自然之躯，按社会、仪式、观念的要求加以改变，显示了自然人向社会（氏族、文化）人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只有文身，人才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才标志作为社会（氏族）人的完成。
第三，文身作为礼的重要功能是对人的等级差别进行外观感性上标识。《墨子》讲的越王用“剪发文身”之礼以“治其国”，越礼与华夏之礼一样，其重要功能就是对人进行等级区分。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记载黎族规定奴婢不得文面：“惟婢获则不刺面。”《礼记·乐记》讲，“礼”的最大功能在“别”（区分）。《荀子·礼论》讲了“别”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文身作为一种古礼，最初体现的是平等性的图腾观念，然后成为从生理上对人进行分类的成年礼，社会的再进一步演化，就会提升为别贵贱的等级标志。从越王的剪发文身而使越国大治看来，文身已经演进到具有别贵贱的功能了。
文，这种在身体上刻镂图像的行为，使自然之人变成社会之人和文化之人。文身是在仪式（原始古礼）中进行的。是仪式使文身具有了神圣性，同时文身之人在仪式中获得的神圣使之成为仪式的核心。
正是文身古礼内蕴着与后来精致化中华之礼同质的三大功能，“文”才最后演进成为中华之礼和中华之美的核心。
（摘选自《新华文摘》刊文，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宇 完成下列小题．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 但故事不等于小说 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 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题听途说的故事 口耳相传 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 虚构故事 经过艺术处理 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 早起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 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 在传统较为落后的过去 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税收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 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比。受此影响 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 《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 《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 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 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 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的离群索居的时候 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 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 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 但是 一名水手也许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 积攒下无数的见闻 掌故或趣事 当他晚年作在火炉旁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 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 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 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 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 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 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 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 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 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 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 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 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 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 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掷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 故事成了幌子 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 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 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 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 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 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 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 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 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 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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