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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争论喋喋不休，评判一个人成就或微或巨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将其置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
只有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在宏观中才能做出对一个人最精确、合理的评判。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顾近现代的中国，内忧外患的她是困惑与希望交织、压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下的中国，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史，更是一部奋斗史。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无比特殊的时期，面对着支离破碎的国家，有这样一群人毅然决然地挑起了建设伟大中国的担子，在追求真理、建设国家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以及顽强拼搏、艰苦精神、崇尚科学的精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串串如今依然熠熠生辉的足迹。
这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中国近现代科学家！
感恩中国近现代科学家，即使近现代科学在中国“姗姗来迟”，但在众多近现代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它从未缺席！
当今社会，我们无时不刻都能感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福祉，但与此同时，在享受各种科学给生活带来便利时，科学精神却慢慢被漠视和淡化。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我深知我们不仅要感恩近现代科学家们为中国带来的发展，更要培养自己的求是精神、爱国情怀、创新精神、专注能力、社会责任感等，时时刻刻以此激励自己，才能更好地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求是精神
“求是”，字面上理解为追求、探究真理。初识“求是”这个词，是从浙江大学的校训中，那时候只是意识到，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与精神，对此并无更多的感悟。直到我学习到了竺可桢老先生的事迹。竺可桢不仅是“求是”精神的积极倡导者，而且也是一生笃行“求是”精神的楷模。
竺可桢老先生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一代宗师”，也是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在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的背景下，竺可桢看到了学校岌岌可危，不得不带领浙江大学全校一千多名师生走上“西迁”之路。这一“迁”便是两千六百多公里。虽然路途艰难险阻，但作为校长的竺可桢秉着“求是”精神，严格管理，到一处安顿下来，师生们就打开教案，拿出课本复课，科学研究也没有停顿过。就这样，浙大的学术科研并未落后半点。
竺可桢认为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竺可桢在浙大13年间，浙大的教学、科研水平大大提升，培养了李政道、叶笃正、程开甲、谷超豪等一大批优秀人才。我想这与他的影响和“求是”精神的熏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研究中，他积累了五十多年的资料，发表了两篇文章，这种厚积薄发的谨慎学风在当时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中国异常地难能可贵。1956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亲自率队外出进行考察，所至之处既有穷山恶水，又有大漠森林，谁能想到，这时的他已经七十五岁高龄？
在竺可桢老先生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创建了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在诸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然而他留下的，却不只是贡献本身。竺可桢先生生活在不让人好好说话的“不求是”的中国，却仍能守住内心的求是精神，并且在浙大发扬光大，这是多么的难得。
求是、讲真话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科学家精神，作为一名大学生，“求是”精神对我的启发在于我们必须格物致知，求得一点点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得有一个清醒和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厉害的气概，学会独立思考，拒绝盲从，吃得苦中苦，方能为人上人！
“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爱国情怀
钱学森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早年在美国学习，然而在意识到家国之恨以后，他有了回国的打算，然而在美国国防部海军部金贝尔副部长在获知钱学森要离开美国时，他声称：“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 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共产党中国。”
在美国长达五年之久的囚禁下，钱学森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是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精神折磨的。回国后，在苏联撤走所有专家、人才技术和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背景下研制导弹在当初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本着“要为国家做点事”的信念，在无数次失败之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弹合一试爆成功的捷报纷纷传来，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一步一步地实现了无数个不可能，他把个人命运融进了国家命运，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情怀交响曲。
钱学森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面旗帜，钱学森的道路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进步的道路。我国著名学者河清曾在《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一书中表示，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开始出现了国家信仰危机。
的确，外国文化开始渗透，中国青少年对传统节日漠不关心、却对西方节日情有独钟；中国人热衷于留学最后定居国外等事例屡见不鲜，这是一种爱国情怀的淡漠。
学习钱学森爱国主义精神，就要学习他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统一起来，将爱国热情转化为促进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依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今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世界结构与钱学森所在的世纪的世界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不一样，那最多是将当时的霸权主义中的“封锁”“冷战”变为了文化渗透。通过舆论扩张这种看似并不违法的手段潜移默化发展中国家，使他们不知不觉中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从而把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列入发达国家支配的格局中。
回顾中国曾经的那段屈辱的历史，当国家利益不复存在时，个人的发展与尊严自然无从谈起。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飞速发展，中国青年的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来自于祖国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发言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该坚定为了祖国发展而自我进步的信念，只有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成为一个共同体，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顶天立地，薪火相传”的创新精神
袁隆平毕业于农校科班，1961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处于饥饿状态的整个中国，他立志研究水稻，凭借勇闯禁区的创新胆识选择嫁接这种不改变作物基因而又能提高产量的技术。袁院士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不是在稻田中，就是在去稻田的路上。
他致力于水稻种植，几十年如一日，扑下身子，潜心研究，反复实验，取得一项又一项创新成果，在解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民吃饭问题上，做出了无人能够企及的贡献。媒体称他是“穿35元衣服，喂饱8亿人”。
除了杂交水稻，他还把水稻种到了迪拜。从常识角度出发，水稻通常在亚热带的淡水和肥沃的土壤中种植，而谁能想到在白天温度高达50℃且遍布沙漠地区，也能利用海水种植水稻？然而就在今年1月，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带头人的袁院士用创新精神证明了在沙尘弥漫的酋长国种下抗盐碱水稻，也是可以有收获的，并且其产量超过预期，达到了每公顷7.5吨。
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竞争，终将成为人才和创新精神的竞争，国家的富强越来越依靠科技创新的力量，创新才是一个国家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没有创新思维、不敢想，终将会被社会淘汰。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大学生应该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具备深厚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创新能力，培养开拓进取的精神，顺应现代社会的潮流。
作为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说到创新，我不禁想到了中国近几年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要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问题，站在经济学角度上，简单说，它是生产和需求的基本关系，只有从“宏观”和“微观”上注重创新、从“人”和“物”两方面注重创新，才能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社会发展。
大学生应该按照社会的需求规划自身的成长，在学校和国家为我们提供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创新创业支持资金及平台中，实现对这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培育自身的创新能力。
同时，我们应该培养自身的质疑精神。中国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国外亦有人云：科学家之所成为科学家，不在于他掌握了无法反驳的真理，而在于他采取无所顾忌的批判态度和坚持不懈地对真理的追求。事物的发展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科学有时候就是否定和毁灭自己过去研究的过程，要敢于打破传统观念、勇于挑战权威，这样才是一个有思想的大学生。
勤学近代科学精神，争做当代优秀青年
对于社会进步，人的热情是基础，人的创造力是关键，精神力量可以动员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力量的核心内涵，激发人们具有理性，进取，创新和善意的心态。人们潜在的热情和创造力促进了人类的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将实现从低到高，从混浊到有序，从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步。
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讲话时所说：“科学家是‘隐名埋姓’的民族英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作者简介
蔡明杰，贵州大学本科生。其文章《勤学近代科学精神，争做当代优秀青年》获得西部“双一流”高校科学家精神征文大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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