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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地图
秦灭六国形势图
秦代统一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民，相互侵伐，战争不断。经济遭破坏，生灵遭涂炭，人民处于水火。另一方面，随着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经济交流的愿望和要求越来越强烈，而当时各国间度量衡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关卡林立,捐税繁多，给经济交流带来极大不便。因此，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背景秦国自秦孝公时任用商鞅施行变法，为秦国的富强打下了良好基础，并逐步向东扩展。而秦惠王、秦昭王时期，继续扩张，井继续推行军功爵制，按军功颁赐爵位，以爵位赏赐土地和隶农，使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军事实力大增。同时，秦国物产丰富，地理条件优越。经过由孝公至庄襄王六代百余年的苦心经营，秦国已占据中国1/3的土地,拥有大片富庶地方，国富兵强。反观东方六国，君主皆庸，政治腐败，经济发展迟慢，军事力量不强。
齐本为东方强国。但到秦始皇初年，齐政权传至齐王建时，齐威王时期建立起来的霸业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齐国实已徒具东方强国的虚名。它政治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国无贤臣良将，军无奋进战斗之志，面对强秦即将发动的并灭六国的战争，竟毫无准备，坐以待毙。
韩本来就是三晋中最弱的一方。到韩桓惠王时，韩就已臣服于秦国。秦始皇初年，韩国的疆域更加缩小，只剩下都城阳翟与其周围10多个中小城邑，基本上已是名存实亡之国了。
魏虽然也曾经历过战国初期最强盛的时期，它据有河东、河西、河内、河外广大地区，疆域之内山河纵横，形势险要，但由于它阻扼秦东出函谷之咽喉，多年均为秦之首要对手，特别是自魏惠王以来，不断被秦战败，疆域日渐缩小。秦始皇初年，正当魏安厘王晚期，国势更加衰弱。但信陵君窃符救赵，尤其是联合各诸侯国合纵抗秦，取得河外大捷，大大提高了魏的威望，本应乘胜恢复魏之疆域，然而安厘王昏聩无能，不但不借机复国，反而听信秦国离间挑拨，罢黜信陵君，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可贵时机。
赵地处中原之北方，方圆2000里，也是北方之强国。在赵武灵王时，倡导胡服骑射，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国势为之一振。赵国北拒匈奴，南抗强秦，成为唯一可与秦相抗衡之国。但赵武灵王死后，赵屡被秦兵攻伐，对本国良将廉颇、李牧等不予任用，竟听信谗言妄加诛黜，赵王的这种昏庸无能，使赵终于为秦所破。
燕春秋初期尚属极弱小之国，到燕昭王时，励精图治，疆域扩大，国力日强，曾北至辽东，西至上谷，南与齐、赵接壤。到燕王喜当政时期，非但不与近邻赵、齐修好，且常常发动混战，劳民伤财，国力损耗巨大，成为六国之中略强于韩的弱小之国。
楚自春秋至战国始终未失其南方大国之地位，领有疆域5000里，带甲百万，地大物博，粟支10年，为诸侯国中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国。但自秦将白起攻陷楚都后，楚国势力大大减弱，国都被迫迁于陈地，以后又再迁于巨阳与寿春。都城多次被迫迁移，大大挫伤了楚国的民心士气。楚考烈王当政的前后，楚国实际上已徒具强楚之名，远远无法与秦相匹敌。
天降大任于秦始皇
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去，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继位为秦王。但当时的国政大权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不韦号称秦王仲父，嬴政许多事情受到吕不韦的限制。随着秦王政年龄的一天天增长，他对吕不韦的专权也愈益不满，于是，二者的争权也日益激烈。公元前238年,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举行了加冕典礼，开始亲政，他首先镇压了嫪毐集团的政变，接着以吕不韦与政变有关为借口，罢其相国之职，令其迁蜀，迫使不韦无奈自杀。至此，秦国大权真正掌握在了嬴政手中，这就为他指挥消灭六国的统一战争创造了绝对必要的条件。
秦王嬴政大权独揽之后，就开始实施他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雄伟战略。他广泛搜罗人才，重用客卿，甚至包括从敌营中来的人或曾讥评过自己的人，使秦国一时人才济济，如重用韩国间谍郑国兴修郑国渠，使关中四万多顷盐卤地变成旱涝保收的肥沃良田，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他礼待军事理论家卫缭，并采纳其贿赂各国权臣以破坏六国合纵的建议，军事上受益匪浅。又接受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法、术、势思想，加强他对政权的统驭能力。听从李斯《谏逐客令》，保持吸收和使用外来客卿的传统，使秦王政身边形成一个智囊团，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秦王嬴政个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武力统一过程
（一）灭韩之战
韩国地图
韩国在七国中为最小，而所处地位却最重要。它扼制秦由函谷关东进之道路，秦要并灭六国，必须首先灭韩，因而形成了秦韩两国间的连续战争，经过秦国的多次打击，韩的土地日渐缩小，韩于是向秦表示愿为藩属。秦始皇十七年，秦王政十七年、韩王安九年公元前230年，秦为彻底灭韩，派内史腾率兵再度对韩进攻，韩无力抵抗，内史腾指挥秦军攻克韩都宛（南阳），俘虏韩王安，把所得韩地改建为颍川郡。这样，韩成为当时六国最先被灭亡之国。但韩国贵族的反抗并没有停止。韩王安被迁于岐山，前226年曾发动叛乱，不久被镇压下去，这才彻底解决了韩的问题。
（二）灭赵之战
赵国地图
秦在发动攻赵之前，即依李斯、尉缭之谋，以间谍挑拨活动，挑起燕赵两国之间的战争，待燕赵战起，秦国即借口援燕抗赵，开始对赵进攻。秦军从西面、西北面、南面三路攻赵，但把进攻的重点指向赵国南部，以陷赵军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困境。
秦始皇十一（公元前236年）年冬，燕赵两国正在酣战之际，秦派王翦率军进攻太行山之战略要地阏与，使这个早为秦国垂涎的战略要地一举被秦拔除，从而打开了从西面进攻邯郸的通道。秦杨瑞和军进攻韩阳阏与之北，也顺利攻克，这样邯郸的西北方向即失去了屏障。秦桓齮（龁）（即樊於期）军从南阳出发，攻占邺邑所属之安阳。至此，秦军已推进到邯郸之南，仅与赵都邯郸相隔一条漳水和少数城邑。各路秦军虽有30万之众，但由于受到赵20万大军的顽强抗击，在攻占上述地区后，即被阻于现地。后来，经过连续作战，秦始皇将原来由南北3支攻赵部队，编为1个独立作战单位，由桓齮（龁）统率。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这个新编部队，再度向赵南部进攻。桓齮（龁）避开正面渡河，改由漳河下游渡河迂回赵扈辄军的侧后，攻击邯郸东南的平阳。两军于平阳展开交战，赵军被击破，被斩10万人，赵将扈辄阵亡。赵王启用北部边疆名将李牧为统帅。李牧军曾歼灭匈奴入侵军10万之众，威震边疆，战斗力最强。李牧率军回赵，立即同秦桓齮（龁）军交战于宜安肥下地区，给秦军几乎全军覆灭的沉重打击，只有统帅桓齮（龁）带领少数护卫突围逃走。
秦始皇十五年，赵王迁四年公元前232年，秦又出动南北两路大军对赵进攻。赵军统帅李牧决定先集中兵力，打击北面来犯的秦军，取胜后，再攻击南面的秦军。李牧指挥的赵军机动灵活，风驰电掣，先给进攻番吾的秦军以沉重打击，跟踪追击，驱逐秦军退出赵境，立即回师南进，声势所及，锐不可当，漳河沿岸秦军闻讯，不战而走，上党等地秦军也纷纷撤退，不敢应战，秦军第3次大举进攻失败。赵军虽然在李牧统率指挥下，一再战胜，可是兵力损失后难以补充，单凭现有兵力无法对秦持久作战，必须立即寻求外援。而这时楚、魏业已削弱，燕、赵关系欠佳，只有联齐，争取齐国人力物力的支持，才能与秦相抗衡。秦也察觉赵的这一企图，立即派遣一批策士到齐进行游说活动，极力破坏齐、赵的联合，孤立了赵。秦则不失良机，接着发动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秦始皇十七年，赵王迁六年公元前230年，赵发生特大旱灾，秦就于次年再度发动对赵大举进攻。秦军派出南北两路大军并抽调一些少数部族兵参加作战，赵军则在大将军李牧、副将司马尚指挥下，继续对秦军作战。秦军虽经苦战，但胜负未分。秦王和他的谋臣认为秦两次伐赵均被李牧所阻，都深感在军事上无法取胜，遂改用反间计，不惜重金收买赵国内奸赵王宠臣郭开在赵王面前造谣诬蔑李牧、司马尚企图谋反。赵王竟不加分析即轻率罢免了李牧、司马尚，改任赵葱、颜聚为赵军统帅，并错误地将名将李牧杀害。
赵王迁由于中了秦之反间计，为秦灭赵铺平了道路。赵葱不是王翦的对手，很快被秦军击败，赵葱被杀，颜聚收拾残兵退回邯郸勒兵固守。内奸郭开被秦收买，甘心为秦效劳，多方劝赵王投降。赵公子嘉则坚决反对，主张战斗到底，率领宗族、宾客参加了首都邯郸的保卫战。但赵王丧失斗志，任由内奸郭开摆布，竟下令开城向秦军投降。
秦国攻下邯郸后，赵国灭亡，公子嘉逃到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称王，是为代王。前222年秦将王贲攻代，代灭，公子嘉自杀（或说被迁西戎）。建国250多年的赵国最终灭亡。
（三）灭魏之战
赵被秦灭亡后，秦即想南下灭楚，但中间尚相隔一个魏国，魏此时虽然已只剩国都大梁（开封）附近的一些城邑，但终属秦进军楚地之障碍，于是决定先灭魏，再伐楚。
魏国地图
本来魏处于“天下之枢”，具有优越的战略形势，但由于战争频繁，大量削弱了魏的实力。多年来，在强秦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不断割地求和，魏国大河以北领土被吞食殆尽。秦始皇二十二年，魏王假三年公元前225年，秦派兵进攻魏国首都大梁。秦战地统帅王贲认为大梁城垣坚固，很难在短期内攻拔，于是引大沟之水冲灌大梁城，经3个月战争，城垣崩塌，魏王假出降，被王贲所杀，魏国灭亡，秦以其地建为东郡。
（四）灭楚之战
秦军灭赵、破燕并魏后，紧接着大举进攻楚国。当时楚仍为中国南方大国，拥有今河南西部及东南部，山东南部，湖北、湖南两省，洞庭湖以东和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部。
楚国地图
楚国此时尚有对秦作战所需要的实力。秦始皇认为年少壮勇的将军李信，曾以数千兵急追燕太子丹于衍水，并获得了胜利，是率兵攻楚的理想将领。于是便委以重任，并问李信说，如果派兵攻楚，需要多少兵马？李信答复说“不过用20万人”。始皇又问王翦，王翦则说“非60万人不可”。始皇不同意王翦的意见，而同意李信的说法，当即说：“王老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然壮勇，其言是也。”王翦以言不见用，谢病告老，归还频阳。李信则受命为秦军统帅，与蒙恬率兵20万对楚进攻。李信把兵力集中于颖川郡，鉴于秦楚接界多为平原，无险可扼，认为这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歼灭楚之野战部队。李信判断，当秦军向楚进攻时，楚军为抗御秦军之进攻，必将兵力集中于汝水两岸，即淮阳、商水、上蔡边界地区。进而决定采取两翼钳形攻势，包围歼灭楚军。于是确定以部分军队由蒙恬指挥，沿汝河两岸前进，从正面进攻楚军。主力军由李信亲自指挥，从汝水以南，经过舞阳、平舆、新蔡、颍邑迂回楚军左侧翼，与蒙恬军会师，包围楚军，聚而歼之。
秦军排除楚边境部队的抵抗，于汝河南北分向寝、平舆展开攻击，击破楚军，李信军占领了平舆，蒙恬军占领寝城。秦军未遇楚军重大抵抗，进占两城后，渡过洪河东进。
楚军统帅项燕以秦军转变进军方向，孤军深入，立即率楚军主力，兼程急进，追击秦军于棠溪，给秦军以沉重打击。李信战败，率军往城父方向撤退。楚军乘胜猛追，三昼夜战斗不息。秦军连日所筑营垒，都被楚军攻破，都尉一级将领7人阵亡，李信军损失惨重，多亏城父蒙恬军的掩护，李信得以突围逃回秦境，才免被俘。这是秦统一战争中宜安之战后，又一次重大的挫折。
秦军遭受重大挫折，秦始皇虽然感到自己当初对统帅人选有误，但并未动摇灭楚之决心，仍然继续进行灭楚战争。李信失败后，秦军统帅一职只有重新启用王翦。秦始皇移樽就教，亲往王翦家乡频阳邀请王翦出任秦军统帅。王翦谢绝说，身体不好，难以从命。秦始皇则坚持请他出征，并问他有什么要求。王翦此时才说：“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60万人不可”。秦始皇应允。王翦于是接替李信，担任秦军统帅，率领60万大军对楚作战。秦始皇亲送王翦至京郊灞水之滨。王翦请求秦王多赐给他一些田宅。秦王答应了他的要求，王翦遂带兵东去。
王翦根据已往长期作战经验，知道楚军和赵军都具有坚强的战斗意志，是能战能守的军队。楚军新近击破李信指挥的秦军，锐气旺盛，斗志昂扬，对付这样的敌人，不仅没有胜利的把握，一旦行动不慎，还会影响整个战争前途。所以王翦进入楚国后，即令部队在商水、上蔡、平舆一带地区构筑坚垒，进行固守，并令部队不许出战。休整待命，故双方相持数月没有大的交战。
楚对秦军大举东进，也集中全部兵力应战。当时秦已灭三晋，无后顾之忧，有物力的大量支援，能够打持久战。楚则无论军事、政治都远为落后。统帅项燕仍然集中楚军主力于寿春淮河北岸地区，等待秦军的进攻。楚王责怪项燕怯战，派人数度催他主动进攻秦军。项燕军只得向秦军进攻，但既攻不破秦军的营垒，秦军又拒不出战，项燕无奈，引军东去。王翦立即令全军追击楚军，楚军为涡河所阻，双方交手，楚军被击破东逃。秦军追至蕲南，平定楚属各地。斩杀楚将项燕，王翦率兵直取楚都寿春，楚国首都被秦军攻陷，楚王熊负刍被俘。秦军进军蕲南，只经1年多的作战，号称南方赫赫之强国的楚，便冰消瓦解。
（五）灭燕之战
燕国地图
燕国太子丹曾为质于秦，一直想复仇，但因国小势衰，力不敌秦，未能实现。当秦兵压境之际，燕国君臣皆惶惶不可终日，于是燕太子丹决意派勇士荆轲携带燕国督元的地图和秦国逃将樊於期的人头；作为觐见礼，去刺杀秦王，以挽救燕国。荆轲临行前，太子丹及宾客送其至易水之上。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表达了为国牺牲义无反顾。至秦后，秦王在朝堂接见荆轲，荆轲上朝觐见，献图，图内藏有匕首；展图，抓起匕首刺向秦王。嬴政环柱逃避，后在臣下的提醒下，才拔出佩剑，将荆轲砍倒，肢解其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荆轲刺秦王，时值公元前227年。秦王大怒，增兵向燕国大举进攻。
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秦派将军王翦、辛胜率军对燕作战。统帅王翦以直接攻略燕国首都蓟城（今北京市）为作战目标。同时判断燕军必然依托燕赵大道经过的各河川作抵抗，尤其燕赵界上较大河流易水定有重兵守备，不宜将主力投入正面进攻。易水下游，河流深广，渡河不易，由易水上游山地迂回包围易水正面燕军，可出敌意外，容易成功。于是，王翦决定以部分兵力由中山今河北定县北攻燕。燕军与代郡赵嘉部赵军，已组织了联合部队于易水北岸抗击秦军。王翦以秦军主力，迂回易水上游，包围易水燕代军右翼，双方在易水以西相遇，秦军击破燕军，赵军撤回代郡，燕军残部向蓟城退却。秦继续对燕进攻，击破燕军抵抗，进围燕都。燕无固守首都决心，向辽东撤退，使秦军轻取蓟城。王翦攻克燕国首都后，立即派将军李信率军急追东退的燕军，追击到衍水击破燕太子丹率领的残部。此时逃到辽河流域的燕统治者，认为秦军攻燕，是完全由太子丹的谋刺阴谋引起，祸起于太子。赵嘉亦劝燕王杀太子丹，献首于秦以求和。于是燕王杀太子丹，献首求和，但秦军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其军事进攻。
秦军追击燕残部到辽东，由于地方偏远，对全局关系不大，即把主力就调往南线进攻楚国。秦对楚战争胜利后，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王贲奉命攻伐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俘获燕王喜，燕国彻底灭亡。秦又立即转移兵力，攻击代郡，赵嘉率部虽力战，终于不免失败，悲愤自杀。
（六）灭齐之战
齐经过燕军进占，元气大为损耗，以至没有力量参与东方各国与秦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在秦军并灭赵、韩、燕、魏、楚战争时期，齐国一直置身度外，坐视各国灭亡。过去当秦赵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赵向齐请求援助军粮，有政治远见的周子曾向齐王说：“且赵之与齐楚，捍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力主积极援赵。齐王竞没有接受这一具有战略远见的建议，尔后各诸侯国虽几度联合对秦作战，齐都避免参加，或者参战不力，企图讨好于秦。
齐王建继位40余年，三晋、楚、燕与秦战争连绵不断，齐由于与秦没有共同边界，未被攻击，上下宴然，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不备兵革，不修战备，政治上达惊人的麻木程度。齐王建本人昏庸无能，齐相国后胜又是一个贪财无厌之徒，秦多年来用重金贿赂后胜，后胜就为秦远交近攻的策略效劳，终日规劝齐王建臣服于秦，朝野上下已无丝毫斗志。所以尽管秦灭六国时，齐还拥有70余座城邑，但仍不堪一击。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王贲统帅的军队，由燕南部对齐北境突然进攻，直趋齐都临淄。齐则毫无作战准备，竟无应战之兵。齐相后胜力劝齐王投降，齐王建也就不战而降。齐王建被送于共这个地方，饿死于松柏之间。这个贪图享受、丧失国家的亡国之君，得到应有的下场。
从公元前 230年至前221年，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嬴政就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中国历史结束了割据局面，出现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战国历史至此结束，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统一文字
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期，“文字异形”。古代文字经历长期的演变发展，在全国各地有很大的分歧，而且这些千变万化的文字写法也没有一定的体系和结构规律。这就给政令的推行和各地的文化交流造成重重阻碍。到秦统一后，诏书至桂林一带一般人都不认识，可见统一文字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书同文”，由丞相李斯和赵高、胡毋敬等人整理文字，以简化秦文“小篆”作为标准字体，用于公文法令，通行全国，废除了其它各种异体文字。如“马”这个字，原先的写法有很多种，统一后写为“马”。又由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小篆字斗颁行全国，作为标准文字的范本供人学习。此外，秦始皇出巡所到之处都要立碑刻字以示天下，如泰山石刻。后来狱吏程逸又根据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为简明易行的新书体 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隶书的出现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为今体的重要里程碑。现在的楷书，就是从隶书演化而来的。到西汉时，隶书便成了通行全国的文字。文字的统一，是华夏文化的重大发展。它对于文化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对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秦始皇用商鞅时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来统一全国的度量衡。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单位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今见秦朝权量，都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11年）颁布的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这种权量出土多，分布广，长城以外也有发现，可见统一度量衡是认真有效的。秦始皇还用法律规定了度量衡器误差的允许限度。他规定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不过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制度实际上只行于旧秦，可能还有旧赵境内，东方许多地区仍以百步为亩，直到汉武帝时期为止。
（单列）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治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首次大劫难，士大夫政治抗争的第一次大惨剧。
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代，制度混乱不一。许慎《说文解字·序》，说“田畴异亩，东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以后，采取种种措施在政治、经济上巩固统一。但是，仅仅实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对于巩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封建专制帝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这一措施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给中国思想文化史带来了第一场重大灾难。
战国时代诸侯纷争，虽然经济上造成很大摧残，但思想文化却是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学术团体都流行游动于世。仅从学派来讲，就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等所谓“九流十家。”从思想方面来讲，各家学派各抒己见，相互诘难，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繁荣昌盛，迎来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趾高气扬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强化他政治、经济上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也要开始推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了。
不过，他并没有准备一开始就对文化思想领域采取残酷的手段，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建立统一政权开始，到实施焚书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八年间，曾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同时又征聘七十多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还召集了两千余人的学生置于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诸生”。其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对古典文化进行清理甄别，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权的书，奖励那些对秦政权有利的书籍。诚如秦始皇自己所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因此，秦政权不仅对七十位博士优礼备加，而且对于诸生也“尊赐之甚厚”。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按秦始皇的本来设想进行，这些博士和诸生都是旧时代的学者，满脑子都是旧文化和复古思想，认为复古周礼的儒家思想都是好的。所以,他们不但对加强专制统治思想没有帮助,反过来，对秦始皇的所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而秦始皇恰恰是个蔑视儒家、推崇法家思想的人，他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认为这才是富国强兵，超越三皇五帝的唯一妙法。所以，对博士诸生的表现心有不满。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提出废郡县，立分封，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命令群臣议论，丞相李斯谬其说，绌其词，上书皇帝曰：过去天下散乱,没有能统一之者,所以诸侯并起，“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不便。”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的建议，即除去秦国的历史书籍以外，其他史书及《诗》《书》百家语之类全部烧毁的建议。除博士官掌管的图书和农书医书及求神问卜之书外，各地所有一切藏书全部交到当地官府烧毁。命令下达后30天之内不烧者，判刑服劳役。下令今后如还有人敢于议论诗书，判死刑。以古非今者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揭发者治以同罪。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三十天，秦以前的古典文献，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在秦始皇采取愚蠢的焚书措施后仅一年，又发生了“坑儒”惨剧。秦始皇知道，书虽然焚了，但人的思想无法焚掉，在自己的政权机构中，还有部分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掌管着文化事业，对这些人必须加以清除。但以什么为借口呢？
秦始皇是一个具有数重性格的人，即有他披挂上阵，统率千军万马吞灭六国的雄勇气概，又有其迷信神仙，贪生怕死的怯弱心理。当他统一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开始，他就迷上了神仙方术，重用方士，炼丹求药，不惜耗费巨额钱财，派人去远海深山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有两个替他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明知仙药根本就是没有的，他们无非是为诈取富贵而已。时间已久，怕骗局终归败露，乃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听了这一消息，龙颜大怒，指责方士“韩众等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以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并告知天下，以惩戒后。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坑儒”事件。坑儒事件并不只这一次，在此后又接连发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屠杀。《文献通考·学校考》云：始皇“又令冬种瓜丽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秦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计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各数十人。然此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
秦始皇采取极其野蛮粗暴的方式“焚书”“坑儒”，希望以此残酷的手段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和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焚书摧残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所形成的文化繁荣局面，使祖国文化宝库蒙受了灾难。坑儒则沉重地打击了儒家学派及广大知识分子，使法家学说完全官学化。而秦王朝就是因为独行法家严酷理论才导致速亡的。
北击匈奴，筑长城
万里长城是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
许多人以为修筑长城是秦始皇开头的，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这项浩大的工程即已开始。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各诸侯国都于险要据点兴建单个的防御城堡及用于传递军情的烽火台等设施，随后逐渐在边境上修筑城墙，把这些城堡等设施联接起来，形成一套有机整体，以抵御外敌的侵扰。楚国于公元前七世纪前后,最早开始这项工作，为防韩、魏而筑起“方城”,以后各国纷纷效仿。如齐国为防楚、越而在泰沂山区筑起齐长城；魏国为防秦国，沿洛水河城筑起魏长城；赵国为防齐、魏之敌，在漳水一带筑成赵长城。这些都被称为战国长城。除此之外，有的诸侯国，燕、赵、魏国，为抵御北面游牧民族（如东胡、匈奴）南下侵扰，在北方修筑长城。随着六国的相继覆灭，这些长城也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作用，只是仍能发挥着防止匈奴侵扰的重要作用。
秦国最早的一条长城，修建于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的“堑洛”，沿洛河修筑，以防魏国之敌。秦惠文王更元元年（公元前324年）秦国又筑洛河中游的长城，“筑上郡塞”，这是防御赵国的。秦昭襄王时，又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防匈奴的侵扰。这段长城由东向北，起自临洮，至今陕西安塞县境时分为两支：一支止于秦国上郡治所肤施附近；一支则到达于内蒙古托克托县十二连城附近的黄河岸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在从事国内的各项改革，但北方匈奴贵族集团觊觎中原财富,经常南下侵扰,匈奴趁着北方的燕国、赵国的衰落，一步步向中原侵犯，把黄河河套地区大片的土地夺了过去，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同时对秦国的首都咸阳也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当时在群众中就流传着“亡秦者胡也”的说法，可见问题的严重性。秦王政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讨伐匈奴，夺回河套以南地区。
北击匈奴之战
接着又夺回河套以北的阴山一带的大片国土，重新设置九原郡。匈奴贵族的进犯虽然被赶走，但它的实力并未受到彻底的打击，对秦国内地仍有很大的威胁，这就需要时刻防备匈奴人的再次进攻。于是秦始皇决定修筑起一条新的长城。
秦王朝从民间征发大批的民工，同时命令大将蒙括率士卒来修筑长城。这条长城以六国时秦、赵、燕国北部的原为防御匈奴而修筑的旧长城为基础，修葺、增补，同时又建造不少新的城墙，将它们连接起来，使之屹立于秦王朝的北方。这条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沿广阔的黄河流域，依峻峭的阴山山脉，行经内蒙古草原，蜿蜒曲折，全长约五千余公里（一万多里），前后共用九年时间，终于修筑起这抵御外敌的屏障。
万里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是历代历朝统治者征调千百万人，经过多年艰苦劳动，死亡无数生命，才修建成功的。正如古人留诗：“嬴政驭四海，北筑万里城。民命半为土，白骨乱纵横。”
长城的建筑，绝大多数地段是以山脉为基础，随着山势的高低起伏。有的地段是建在距地面一千三百米左右的高山上。长城本身的高度从五米到十米不等。在山势陡峭的地方，墙身就低一些，较平坦的地方墙身就高一些。墙的外部用砖和石砌成，内部用黄土夯实。长城顶部靠外的一面还修造一条女墙（城墙上的小墙），女墙上留有许多小孔，可以瞭望城外。每隔一百三十米，修造一座碉堡，作为监视哨楼。在险要地方设置烽火台，一旦发现敌情便立刻发出警报：白天点燃掺有狼粪的柴草，使浓烟直上云霄；夜里则燃烧加有硫磺和硝石的干柴，使火光通明，以传递紧急军情。
长城沿线地势险峻，施工极其困难。但是，劳动人民克服千难万险，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形。在山冈地方，就利用山脊作基础，既控制了险要，又便于施工；在河岸和深谷，则利用原来的陡坎和山崖，从外面看来，非常险峻。
秦代长城现在还保存着几段遗迹。如在山西大同西北五公里地方，有段长城，土色皆紫，人们称为“紫塞”，据说就是秦朝修筑的。在甘肃岷县城西十公里，开城县、环县一带都有秦朝长城遗迹。长城在风雪严寒的侵蚀下，受到了损坏。现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北京、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都有长城遗迹。人们在北京八达岭看到的长城，是明代修筑的。
万里长城对阻挡游牧民族的骚扰，保障内地的生产起过一定的作用，从而有利于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万里长城的修筑虽然给当时的劳动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并未因此而失去它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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