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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家博物馆推出了“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如同漂泊的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这些文物各自有一段漂泊海外的经历，嗣后或是通过收购，或是通过捐赠，或是通过返还，回到了故土，今日齐聚在国家博物馆。文物的散与聚，折射出的是国的衰与兴。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政府成功促成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文物回归，每一件流失文物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我们从展览中挑选出了几件文物，现在让我们安静聆听它们的故事吧。
秘寻
郑振铎先生（上图，资料图片），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在其任内成立了“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包括唐朝韩滉的《五牛图》（下图，资料图片）在内的一批艺术史上的经典书画作品回归祖国。
展厅中，欣赏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和晋代王珣的《伯远帖》的游客排起了长队。虽然每位游客能够欣赏这些国宝的时间只有三五分钟，但已是可遇而不可求了。坊间有种说法，古代书画一展至少要歇三年。这两件国宝的真迹在十月中旬后将撤展，取而代之的是复制件，而另外两件国宝的真迹将与游客相见，即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和宋徽宗的《祥龙石图》。
这四件国宝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香港市场上获得的。在它们成功回归的背后，由郑振铎先生牵头的“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功不可没。
郑振铎有许多身份，也许最为大家熟知的是作家这一身份，他曾翻译过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他是一位眼光独到的文学史家，一册《中国俗文学史》梳理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他还是一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1951年秋，郑振铎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和缅甸，途经香港时，郑振铎获悉了一则足以令所有收藏家震撼的消息：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将被出售。此二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是乾隆极珍视的法帖，他日常赏玩这三件法帖的书房名曰“三希堂”，故称为“三希堂法帖”。
《快雪时晴帖》在1949年后收藏在台湾，另外两件珍宝在郭昭俊的手中。郭昭俊是袁世凯身边的红人郭葆昌的儿子，他将“二希”抵押在香港一间英国人开设的银行，抵押期将满，他无力赎回。外国收藏家觊觎这两件珍宝，要想让它们回归祖国，一切行动都必须快而且秘密。
郑振铎迅速向国家文物局报告此事，周恩来总理获知后，于1951年11月5日指示同意购回《中秋帖》和《伯远帖》。新中国成立之初，外汇吃紧，为购回这两件珍宝，周总理批了50万港币，实际用了48.8万多港币。这年12月，《中秋帖》和《伯远帖》回到了它们三百年前的家——故宫博物院。
翻检郑振铎的书信，早在1951年3月，他在与友人徐伯郊的通信中，即提到了在香港组织一个小组抢救一批文物，由于资金有限，郑振铎认为收购重点应放在“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至于古器物，像铜、瓷、玉器等，除非十分重要的，均可暂时不收”。
这个小组的核心成员正是徐伯郊，他具备完成这一使命的条件，由于家学的缘故，他在书画鉴赏方面有相当水平，并且在香港一间银行从事管理工作，交际广泛、信息灵通。在1952年4月郑振铎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提到收购文物小组由徐伯郊“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另外两位成员负责付款等事。郑振铎时时在信中给予徐伯郊鼓励，他说：“你在港的工作，是肯定有很大的成绩的，我们都很感激你！为国家、人民争取已流出国外的‘重宝’，这是一件大工作。尚恳能多多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功！”
今天看来，郑振铎、徐伯郊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文物收藏特别看重时机，一旦错过，下次易手就不知何时了。从香港抢救征集珍贵书画文物，是我国政府主导的流失文物回归工作的起点。这无疑是个令人高兴的起点，在其背后是党和国家对古代文物、对中华文化的高度重视。
合璧
五代王处直墓出土的浮雕武士石刻之一，武士脚踏卧牛、肩盘凤凰，系由美国返还。（图片来源于国博官网）
在五代王处直墓出土的浮雕武士石刻展柜前，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惊异于这千年前的浮雕石刻，色彩如此鲜艳，线条如此流畅，工艺如此精湛。
1995年考古学者对位于河北曲阳县西燕川村西两公里处的王处直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王处直是唐末后梁时期义武军节度使，其墓规模较大，早在金代曾被盗掘过一次，而最近一次是在1994年。
考古学者在王处直墓中发现了约100平方米的壁画和八件浮雕。说到曲阳，这里自古就以出产汉白玉而闻名全国，并诞生了一批批技艺高超的石雕工匠，屹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八块浮雕即由曲阳石雕工匠主雕。
王处直墓发现的八件浮雕，反映了五代时期曲阳石雕的工艺水平，可惜的是墓中其他浮雕不见踪影，八件浮雕中的六件，雕刻的是十二生肖中的鼠、龙、兔、鸡、蛇、羊，蛇和羊两件还是在墓外的草丛中发现的，考古学者认为应是盗墓贼将其藏匿在草丛中，还没来得及搬运出去。
2000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生在美国一间拍卖行的图录上看到了一件浮雕武士石刻，武士身着盔甲，手持宝剑，怒目圆睁，脚踏卧牛，肩盘凤凰。袁运生研究过王处直墓出土的石刻浮雕，他敏感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迅速将这一线索上报有关部门，国家文物局获悉后，经鉴定核查，确认是1994年被盗的王处直墓甬道的两块浮雕武士石刻其中的一件，我方随即开启了追索工作，首先要求拍卖行停止拍卖。
对于非法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我国政府的态度是不会出钱购买，应按照国际公约，通过国际合作依法追索。1989年我国成为《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方。2001年，浮雕武士石刻被美国政府罚没，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后返还中国，其主要依据就是上述公约。
追索海外文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我们只用三言两语就交代了结果，而为了取得这一结果，凝聚了各方力量，要随时准备与拍品的委托人较量。这种较量又不单纯是司法上的较量，面对委托人的狡辩，文物专家、考古学者、艺术史学者要从专业的角度给予有力的反驳。
让失散的文物团圆是我们的梦想，这梦想并不容易实现，但惊喜总是不期而至。
中方追索浮雕武士石刻的消息为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得知后，他将自己收藏的另一块浮雕武士石刻无偿捐还中国，武士脚踏麋鹿，肩盘青龙，器宇轩昂。
这两件浮雕武士石刻在艺术风格上，上承唐代之余韵，下开宋元之先河，是五代艺术及考古的重要资料。如今，它们团圆在国家博物馆，实在是好不容易，因此更加值得我们好好欣赏。
历劫
1860年从圆明园劫走的西周晚期虎鎣在2018年回到祖国。（图片来源于国博官网）
1900年从天津劫走的“乐威毅公祠”铁钟在2005年回到祖国。（作者自摄）
1860年10月，一场大火将清朝帝室用心经营一百五十年的圆明园烧毁。在烧毁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内大肆抢劫。法国作家雨果在一封信中称“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品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而现在它却经历了比额尔金劫掠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塑更彻底的破坏。
在1860年的这场抢劫中，英国军官哈利·埃文斯将圆明园中的青铜器“虎鎣”掠走，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间，虎鎣成了埃文斯家族的收藏，直至2018年3月它出现在英国一间拍卖行的拍卖名录上。国家文物局获悉后，发表声明表示“我们一贯反对并谴责买卖非法流失文物的行为，希望有关机构遵守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尊重文物原属国人民的感情，不买卖非法流失的文物，不以此类文物为名进行商业炒作”。
英国拍卖行拒绝了我方撤拍的要求，4月11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国内主要文物艺术品拍卖平台相继发表声明，如果对方执意拍卖，他们将终止与之开展一切商业合作往来，就在这一天，虎鎣被一位神秘买家以41万英镑的价格买走。难道虎鎣就这样再次落入他人之手吗？
十七天后，事情发生了转机。这位神秘买家希望将虎鎣无条件捐赠给中国。6月，国家文物局决定在坚持流失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尊重捐赠者的相关意愿，开展文物捐赠接收工作。12月，虎鎣正式入藏国家博物馆。
这件虎鎣是西周晚期制造的，距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据学者研究，“鎣”是“盉”的俗称，是祭祀场合中用来盥洗的一种青铜器，多与盘搭配使用。这件虎鎣的器盖上盘踞着一只虎，其管状流的造型也像一只大口张开的虎，故得名虎鎣。商周青铜鎣现存寥寥数件，而以虎为装饰主题的仅此一件，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虎鎣的流失，是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外国列强侵门踏户的结果，那时人民流离失所，遑论文物的留与散。虎鎣的回归，见证了新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加强，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更深的爱与守护。
或许，展览中的另一件文物更具触动我们情感的兴味。1860年，面对英法联军进犯，直隶总督乐善与部下千余人誓与大沽口炮台共存亡，乐善战死，清廷下令建祠以纪念。1884年，人们在乐威毅公祠中铸造了一口铁钟。六年后，八国联军侵华，这口铁钟被当成了战利品带回了英国，存放在朴茨茅斯。2005年，经过中英两国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英国议会通过了无偿返还铁钟的提案。当我们在展柜前凑近观看铁钟时，能发现钟面上刻写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大字。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是一百三十年前铸钟人的愿望，也是今天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人的愿望。
更多文物在这里
金农《观音图》轴
金农是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书画印无一不通，无一不精。这幅《观音图》是金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创作的，观音大士身着一袭白袍，与绚丽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耐人寻味。这幅《观音图》原是旅居菲律宾的华人收藏家庄万里先生的藏品。庄万里致力于搜集失散海外的中国文物，其中书画藏品尤精。庄万里收藏不为己，他认为这些文物终有一日要回归祖国。2000年，庄万里子女庄长江、庄良有秉承父亲遗志，将父亲书斋两塗轩珍藏的232件书画作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在馆内中国古代书画展厅，特辟出一区作为“两塗轩”捐赠书画文物的陈列专室。（图片为整理者自摄）
《永乐大典》卷480、481“忠”字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下令编修的一部类书，全书共计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约3.7亿字，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排列，单册高50厘米，宽30厘米，开本宏大。《永乐大典》的正本下落不明，嘉靖年间曾制作副本，副本因日后战乱等原因逐渐散失。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或遭焚毁，或遭抢劫，到今天全世界仅存四百余册。这一册《永乐大典》是苏联向我国返还的。1951年至1954年间，苏联先后三次向我国返还64册《永乐大典》。1955年12月，民主德国又向我国返还3册《永乐大典》及十面义和团旗帜，周恩来总理亲自接收了这批文物。（图片为整理者自摄）
“曾伯克父”青铜组器
这组青铜组器的时代为春秋早期，一共有八件，包括一鼎、一簋、一甗、一霝、二盨、二壶，器主为“曾伯克父甘娄”，这八件青铜器上均有铭文，共计330字，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对研究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工艺水平和曾国的历史文化均有重大价值。今年3月，日本一间拍卖行计划拍卖这组青铜器，国家文物局获悉后，立即会同公安、外交等部门开展追索行动，查实这组青铜器是从中国非法出口的。中方依据国际公约，提请日方协助中方妥善解决这批青铜器返还的问题。日本拍卖行随即撤拍，经过文物部门和公安机关多方施加压力，文物持有人将其无条件上交国家。8月23日，文物抵京。据悉，这是我国近年来在国际文物市场成功制止非法交易、实施跨国追索的价值最高的一批回归文物。此次展览是“曾伯克父”青铜组器回归祖国后首次亮相。（图片来源于国博官网）
秦公墓地出土鸷鸟形金饰片
上世纪90年代，甘肃秦公墓地遭到盗掘，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其中一部分金饰片被法国收藏家弗朗索瓦·皮诺和克里斯蒂安·戴迪安获得，他们将其捐赠给了吉美博物馆，成为法国国有馆藏。2015年，国家文物局经过数年的协商谈判，最终促成法国政府将金饰片退出法国国有馆藏并返还给两位原捐赠人，由他们将文物归还中国。在此之前，香港收藏家郭炎于2011年将自己从境外购得的秦公墓地出土的两件鸷鸟形金饰片和一套金铠甲片捐赠给了国家文物局。这批金饰片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秦文化金器，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图片为整理者自摄）
（易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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