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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对人生来说是一段不短的历程，但对有着2500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来说那只是一瞬间。”刘世昭感叹道。
▲刘世昭讲述两次骑行故事。
早在1981年，刘世昭和好友沈兴大从北京出发，开始了首次京杭大运河骑行之旅，作为摄影家的他，用相机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大运河沿线的自然、人文概貌。2016年，刘世昭又沿着当年的骑行路线，从北京出发南行，再度全程记录了京杭大运河两岸近40年的时代变迁。
3月30日，“流淌的史诗——京杭大运河今昔巨变”图片展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开展，其中，一帧帧关于河北的今昔对比照片引人瞩目。
见证：铁狮子保护得更好， 逛骡马市变成网购
“运河·古今”“人物·风情”“城镇·巨变”，跨越35年的时空，对比最引人瞩目的地方。
刘世昭先从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北京通州开始叙述，一张是1981年他拍摄的通州燃灯塔，作为当年大运河漕运起点的地标性建筑，岿然矗立。与之对比的，是2016年的通州新貌，高楼大厦林立，北京副中心建设热火朝天……
▲1981年的沧州铁狮子。
▲2016年的沧州铁狮子。
沧州著名的铁狮子成为图片展的一个值得河北人关注的亮点。1981年7月29日，刘世昭与沈兴大骑行来到沧州，留下了与沧州铁狮子的合影。那时候的铁狮子昂首挺胸，气势如虹。2016年，刘世昭再次来到沧州，铁狮子仍然昂首矗立在这里，不同的是，它已经被移到高台上，身子也靠24根铁管支撑着，四周被铁架牢牢支撑，得到了更好的加固和保护。
不止大运河在变化，运河沿岸的市镇和人们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981年沧县兴济镇骡马集市。
▲2016年沧县兴济镇集市。
刘世昭1981年拍摄了河北沧县兴济镇的骡马市场，当时，那是全国最大的骡马市场，极具规模。2016年，当刘世昭再一次去寻找时，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了，询问路人，都说不知道曾有这么一个市场。一位了解情况的当地老人指着空荡荡的街道说，“骡马市场早就没了！今天还是赶集的日子呢，你看哪有几个人？现在都在网上购物了。”
变迁：大卡车也过生日， 老外学吴桥杂技
▲2016年，刘世昭拍摄到沧州老乡给爱车“过生日”。
刘世昭说，2016年的第二次骑行，他还在吴桥拍下了一辆正在“过生日”的卡车。
那是在快到吴桥县县城时，经过一个叫吕家寨的村落，他看到一辆洗得干干净净的大卡车停在路中间，旁边摆放着不少鞭炮。在各种仪式后，人们放起了鞭炮祈福。当地人告诉他，这是在为卡车“过一岁生日”。这辆卡车在过去一年帮主人赚了不少钱，给它过个生日，新的一年也能平安顺利。
刘世昭感叹，骡马、自行车和渔船，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洪流中，正逐步被更快捷、更省力的电动车、电动渔船以及卡车等所代替。
▲1981年，表演杂技的吴桥妇女。
▲2016年，外国友人习练吴桥杂技。
关于河北吴桥的一组对比照颇有趣味。一幅拍摄于1981年的照片中，一名农村妇女在家中用鼻尖将一把蒲扇轻松地顶起来，让人感叹“杂技之乡”果然是人人都有绝活儿。而2016年再来吴桥，刘世昭在镜头中捕捉到的是一名来自非洲的学员在杂技学校练功的身影。“吴桥杂技”，从当地人以前走出去混饭吃的手段，发展成了现在吸引外国人也跑来学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回忆： 运河骑行第一人， 相隔35年再骑行
▲刘世昭（左）1981年出发前经过天安门广场。（摄影蔡蕃）
刘世昭回忆说，1981年，时任《人民中国》摄影记者的他和文字记者沈兴大骑着“二八”飞鸽自行车从北京出发，踏上了“京杭大运河自行车之旅”的征途，开始了第一次骑行大运河的发现之旅。
刘世昭说，那次采访于1981年5月开始，至1982年底结束，历时404天，分了3个时间段完成，行程5000余公里，到了所有大运河途经的城市，采访了53个县和77个村，访问上千人。骑车长距离采访，在当时也算是创举，他们也无意中成了“骑行采访大运河”沿线的第一人。
结束那次采访时，他们带着调侃相约：“10年以后，再骑一次。”一起再骑行大运河的梦一直没能实现。退休有时间了，2016年初春，刘世昭带着两人的梦想，再次踏上了骑行大运河之路。历时68天，骑行2156公里，终于在相隔35年后第二次完成了骑行拍摄京杭大运河的愿望。
心声： 记录大运河历史， 希望能有人接力
两次骑行之后，刘世昭将拍下来的照片集结整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流淌的史诗——京杭大运河骑行记》一书。
3月30日下午，刘世昭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四层多媒体厅举办文化讲座，分享自己30余年来骑行拍摄大运河的故事。同时，“流淌的史诗——京杭大运河今昔巨变”图片展也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开展。展览通过40组80余幅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今昔对比的照片，展示35年间大运河沿岸在城乡、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世昭说，两次骑行可以用巨大反差来形容，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变”字。他说，第一次骑行，正值改革开放初期，“35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古老的大运河见证了这一切”，“面对这些变与不变，作为摄影人，我要把见到的尽量记录下来——因为这就是运河的历史。希望今后能有人接力，再记录以后30年、60年甚至90年的变化，为我们留下一部大运河影像史。”
（燕赵都市报记者 陈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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