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朋友在微博上问，“人都走空了，城市就能清静起来了吗？”朋友描述的有点夸张，不过说的倒是实情，到了春节这个节奏，城市的人群潮水般地，朝着农村蜂拥而去。两三年前春节，就是在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从所在的小城市，坐公交客车跑到一百公里外的重庆主城，然后公交车一路漫游，所到之处清清静静，那才真是一个畅通无阻。
当然记忆当中的回家过年，更多是处于不畅通状态。大女儿一岁那年，怀里抱着孩子、背上压着重重的行李，好不容易排队买到去重庆主城的客车票，然后又是好不容易打到的士，从菜园坝一路奔袭至朝天门长途汽车站；然而一到客运大厅顿时傻眼，弯来拐去的排队长龙，一眼根本就望不见头和尾。更崩溃的是，花了三四个小时，还只是买到了车票，手持车票还得排队上车，这其中又是三四个小时，饥肠辘辘倒也罢了，抱着孩子四处寻求把尿之处，遭遇到的侧目尴尬则有N次之多。孩子现在十岁多了，估计已经忘记、或是对这次苦不堪言的回家过年毫无记忆了。
相比农村长大的同龄人，出生在城里的孩子幸运的是坐车机会更多，然而我家的孩子却是经常晕车，这恐怕是受到遗传因素的牵连。出生在山村的我，小时候不要说坐车，就是看到车的机会都少之又少；就是要看到公路，都得步行两三个小时到山外的亲戚家“走人户”，羡慕地看着有客车货车拖拉机，隔三差五在他家背后的泥石公路上，蹦蹦跳跳地跑来跑去。偶有机会坐车进城去亲戚家过年，上车第一个节目必定是吐得一塌糊涂，然后软趴趴地摊在座椅上，一个劲地暗暗发誓：老子再也不坐这个车啦！
到了可以当“老子”的年龄，不幸的是我仍然晕车，尽管每年春节来临总是归心似箭，但都得备好塑料袋以备张口即来的猝不及防。奇怪的是，真正当了“老子”、作为孩子的父亲，也许是心思转移到了晕车的孩子身上，总之是自己就再不晕车了。不过，不晕车并不代表坐车就一定是舒服的享受：一方面要对车底行李箱里的东西牵心挂肠，担心沿途下车的乘客有意无意提错了包；另一方面，怀里的孩子总是小动物般地蜷缩成一团，自己多累多想睡觉都得咬牙切齿地忍住。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回过头去看已经发生了故事的春节，尤其是每当过年时节，站在家门口迎接疲惫不堪的儿女归家，再为儿女吃好睡好和玩好、忙得疲惫不堪的父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频频动员父母，春节时候离开农村到城里过年。这几乎就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拉锯战，年年都在给父母作动员，他们年年都答应着“明年来看”，但到了第二年仍然是儿女们一路飞奔跑回农村老家过年。
今年的情况总算有了改观，坚持了多年的父亲，终于答应来我家过年；年前到外省妹妹家看外孙子的母亲，也于节前回到我家。他们二老分别从不同的地方，朝着我家这个“会师”点相向而行，令人意外的是，都是上午九、十点出发，结果大同小异地都于下午三四点到达。一边是“动车+高速公交车”，另一边是全程高速公交车；更让人吃惊的是，两位老人均无晕车现象。
这是最令我高兴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比得上父母不受苦而庆幸而乐呢？不晕车的父母，怀着一份轻松和新奇的心情，来到子女工作所在的城市，看看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以及他们从未想过的消费、出行方式，在这其间应该会有很多值得珍藏的片段与瞬间。城市当然不是老人家的故土，但是他们能够从农村出来过年，场景与时空的短期切换，为固守传统佳节气息的他们，丰富和充实了关于过年的时新体验。
家里的水电气缴费事宜弄得妥妥的，柴米油盐酱醋置办得满满的；如何开电视、怎么用空调，手把手地教得好好的。再给老人奉上一个不大不小、能表心意的“红包”，张罗老人、孩子们一家人吃了欢欢乐乐的团年饭后，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由此也就拉开了帷幕。父母从农村来城里过年；平时忙着上班的我们，趁着春节几天能和寒假重合，想带着孩子外出旅游过年。几代人的过年因为家庭情感而交集重重，但又因为时空顺序的变化不同而生动各异——因为行走而不断进化着的春节，总有美丽风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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