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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一切刻画婚姻的电影，最终都要落脚于刻画人性——人本质的孤独境遇，对欲望的不自知，受欲望摆布的无力，和对亲密关系的不能。
事实上，即使是相对俗套的此类题材电影，也或多或少会表现出这些。区别只在于能不能狠心地、冒着吓跑或虐死观众的风险，再向深处挖一点点。这样说来，这类电影中的杰出之作都是诛心之作。
《婚姻故事》正是本年度的诛心之作——称为年度“恐婚恐育电影”也不为过。光名字就能让人想起伯格曼的《婚姻生活》。
不过，作为一部面向主流观众的电影，它总体上不乏温情，甚至不乏喜剧风格，并可能因为对市场的考虑而显示出一定的暧昧甚至矛盾。
影片最明显的当然是对婚姻的解剖——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全片多处可以看出妮可对查理那发自内心的认可和爱慕。她温暖如加州阳光，路上遇到推销员都会耐心倾听。她曾在青春喜剧一脱成名，在遇到戏剧导演查理后的两秒钟就为他倾倒。她也有期待，但查理对她的表达永远是“讨论”，即并不真正为她考虑。
这一矛盾在查理那里的版本是：你并不真正期待。
在我看来，这里深刻刻画了权力关系中弱势一方的心理：由于处于弱势，所以在表达前，已经自我否定多次，进而损害决心和行动力。于是当强势一方否定或冷处理后，弱势一方便好像确认了自身无能的剧本，好像得到了本就期待的否定——那对自身欲望和意志的否定。在权力关系里，不是因为弱势一方不敢作为而弱势，而是因为其是弱势一方，所以不能作为。
电影借妮可的律师之口发表了一段女权言论。大意为社会对“好爸爸”的建构至今不过30年，而对“好妈妈”的建构却能追溯到圣母玛利亚。她处女而孕，无私奉献。当她抱起耶稣的尸体时，其父亲上帝在哪呢？——耶稣是他的儿子，而他甚至不需要贡献个精子。社会包容一个脾气不好的父亲，却期待一个完美的母亲。
这段话当然可以看做是为数不多的喜剧时刻。尽管导演兼编剧诺亚·鲍姆巴赫对女性的态度依然暧昧（例如，对簿公堂一场，一个镜头给到女律师脱下外套，露出傲人事业线，投入到战斗之中。我个人对这个镜头感到一些不适），但影片对权力关系的捕捉其实超出了性别议题，而是含蓄地指向广泛的社会现实。
尽管如类似题材的电影般以室内戏为重头戏，《婚姻故事》在多处不经意地将镜头带到室外，漫不经心地勾勒了广阔的社会面貌：洛杉矶那广袤的夜景，密密麻麻的停车场，纽约小酒馆、老地铁和光是广告牌就让人目眩神迷的时代广场。
这一切指向一个人们熟悉的时代病：人们所欲望者太多。
加州温暖，纽约寒冷；洛杉矶广阔，纽约逼仄。然而说到底，夫妻二人对双城的依恋指向不同欲望，甚至在这一点上并无高下之分。
很有意思的一处细节是，回归洛杉矶，回归演艺事业的妮可，在派对上遇到了一个年轻男子。简短地互作自我介绍后，镜头一转，两人便在车上热吻起来。
然而妮可接下来说道，不要干别的，只用手指取悦我。这里固然是妮可脱离查理主宰的关系而迈向新生的一个表现，但这一新生的形式竟然是在一段速食的艳遇中成为发号施令者。编剧显然熟悉当代人情感生活的速食文化：当人和人以动物性相对时，一切都轻而易举。
而查理的欲望则得到了更直观的刻画。
在这场离婚战争中，查理直到鲜血直流的那一刻，都没意识到，他欲望的是赢下这场战争，是维持权力。在律师Bert建议他为保护儿子而妥协时，他选择了换一位每小时收费950刀的律师。他控诉妮可将他过早地拖入婚姻，而他作为锋芒初露的艺术家本可享受更多的掌声、鲜花、激情和疯狂。
一处细节颇有意味：他曾出轨的同事向他再次发出邀请，由于离婚一事奔波两地、疲惫不堪的查理拒绝了。同事问，你是有妇之夫时还能出轨，如今你已离婚。查理答，我尚未离婚（“not not married”）。
事实上，这场战争可能是一切顺遂，正高歌进军百老汇的查理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疲惫——欲望的拖累。他固然成功。在和妮可的关系里，他固然是强者。但归根结底，他是他自己的奴隶。
片中最有智慧的反而是查理炒掉的第一位离婚律师Bert，每小时收费450刀。他结婚四次，离婚三次。在妮可坚持和儿子定居洛杉矶，和解无法达成时，他劝说查理放弃。不为别的，只为避免将儿子卷入父母的离婚战争中。
当查理担忧见儿子不方便时，他劝说他，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他将能够自己判断这件事，“Time is by your side（时间是你的朋友）”。
但查理选择了换一位更有名的离婚律师，进而对簿公堂，将儿子也卷入其中。这里描绘了一个普遍事实，即当代人无法等待时间——他的朋友——去沉淀和道明一切。当代社会的法则是争分夺秒，正如律师费以每小时计算。当Bert试图用笑话安慰查理时，查理的反应是：我付钱给你是来听笑话的吗？
离婚案件的吊诡之处在于最为私密的、卧室里、屋檐下的事要公开去说，要讲述自己版本的“婚姻故事”。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平时说不出口的怨气、厌恶甚至憎恨都化为恶毒言语奔涌而出。于是，他们在法庭上讲述的“婚姻故事”看似是假的，却好像比真实还要真实。
如果接受曾经的亲密和恩爱为假，等于否定自己倾注其中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接受其曾经为真，那么至亲至疏夫妻变成寇雠这件事则残忍百倍。真真假假之间其实道出生命的一个普遍困境，即我们都为形形色色的欲望所困，或多或少都在自欺欺人。
于是，斯嘉丽·约翰逊在关上门后那一张泪流满面的脸，如《美国丽人》里安妮特·贝宁送走客户、自扇耳光的那一张泪流满面的脸一般，超出了一个普通的婚姻叙事，而指向了我们的孤独境况：有多少人对着客户赔笑，对着另一半疲惫到话也不想说？有多少人在朋友圈光鲜亮丽，而深夜辗转无眠时只有手机幽幽的蓝光为伴？
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层制社会，物与物的关系宰制了人与人的关系。不说话，因为无人可说，无话可说。因为先开口就好像示弱，就给别人提供了伤害自己的机会。
在伯格曼的《婚姻生活》那里，由婚姻出发的对人性的洞察和批判达到了恐怖的地步。例如，那被物化、被奴役的妻子，在离婚后又回到了这一权力关系之中，显示出人的惯性和对孤独的深刻恐惧。那绝不是个破镜重圆的温情结尾，它尴尬、虚假、丑陋，并指向人为自己生活选择的虚假。
而《婚姻故事》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电影，当然要维持一定的温情。
这不仅表现为夫妻双方都深爱儿子，为争夺抚养权（而非财产）而甘愿支付天价律师费，也表现为影片以多处细节暗示，双方依然有爱，只是这份爱与个人对生活更广的追求冲突。两人撕破脸皮，含泪互骂后，还能互相说一句对不起。
最明显的两处，一是妮可火速走向新生——在影片结尾，她已经有了新的稳定关系；一是八岁的儿子，两人离婚战争的焦点，一个本该立起来的人物，似乎成了纯工具性人物——
在回忆中，他和父亲关系友好，仿佛为了强化回忆的美好；在妮可带他回到洛杉矶后，他原因未明地疏远父亲，仿佛为了强化父亲处境的凄凉；在影片结尾，他似乎又和父亲恢复亲近，仿佛为了强化一个各得其所，相对温暖的结局。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令人遗憾地显示了一种暧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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