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中央对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进行拨乱反正，中国文学界也迎来新生，一批文学家纷纷以文化大革命作为背景进行创作，以揭露文革给知识分子、人民大众造成的思想与精神上的创伤，并涌现出了如刘心武的《班主任》，王余九的《窗口》，卢新华的《伤痕》等等的优秀作品，这一时期反映该主题的主题在后来被称为“伤痕文学”。
时任《延河》文学杂志编辑的路遥，也在这股文学创作的热潮中受到鼓舞，开始进行《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创作。题材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武斗，并以文革前担任延川县委书记的张史杰为原型进行创作。但是，不同于伤痕文学着眼于情绪的发泄与文革的批判，路遥在反思之余，也对文革中那些英勇抗争的人物进行描写和讴歌。时任《延河》诗歌编辑的晓雷回忆：“我看过后的第一感觉是震惊，既震惊这部小说的真实感和我的朋友闪射出来的令我羡慕甚至嫉妒的才华，又震惊于这部小说主题和思想的超前。那时我的思想还深陷在文化大革命好的长期喧嚣形成的藩篱中，而如今由我的朋友捧出一部讨伐文化大革命的檄文，怎能不让我感到惊恐呢？但我的真诚认可了这作品的真诚，我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它，并表示我的支持。我们在共同商量这作品的题目，似乎叫作‘牺牲’，意思是表面写一位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中牺牲了，实际深意表明不仅这位县委书记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而且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同样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且《延河》副主编董墨也有同感，路遥拿出这本小说的初稿让他看后，他说：“这个中篇小说与当时许多写‘文革’题材的作品，有很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是作家着眼点的不同。”
《惊心动魄的一幕》主要围绕文革的“斗争”进行展开，小说中指由段国斌、侯玉坤领导的”红色造反总司部“与由高顺领导的”红色造反总指挥部“两派之间的斗争，讲述了县委书记马延雄在文革中被判为“三反分子”、“死不改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因为受人民拥护而被两派极力拉拢，后均被马延雄拒绝合作。眼看着两派之间的矛盾即将演化为武装冲突，而拥护他的群众也要因为救他而卷入流血事件中，马延雄决定牺牲自己来阻止这场暴风雨。内容上可粗略地分为四个部分，四个场景：
第一部分：监狱。“红色造反总司部”拉拢在监狱中的马延雄，但遭到拒绝。
第二部分：马延雄家中。“红色造反总指挥部”拉拢在家中的马延雄，遭到拒绝强行将其扣押带走。
第三部分：山神庙。在好友帮助下逃脱的马延雄决定以一己之力来化解这场冲突，决定去“红色造反总司部”进行“自首”，接受批斗。在路上遇到了聚集起来救助自己的群众。
第四部分：礼堂。马延雄以身犯险的英雄气魄和慷慨激昂的演说分化了聚集的造反派，并最终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阻止了那场可能的武装冲突。
小说虽然在人物的塑造上表现为英雄主义，但是在表现手法上反而朴实细致，并未有夸张和失实，这显然是路遥的一贯作风。如在小说中描写监狱的环境时，他这样写道：
“监狱坐落在县城南边的块墙根里边，是一排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窑洞。石头与石头之间浇灌着水泥，显得浑然一体。监狱后边的城墙不知是哪个朝代为军事防御而修建的……城墙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残缺，上面长满了茂密的蒿草和苦艾。南北两道城墙顺着一座叫牙峰山的山势，蜿蜒向山顶上伸展而去，最后交叉在那里，形成个夹角。这个夹角里面，就是本县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县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夹角的底边是一条流量不大的河流，绕过县城，在南边一百多华里外，流入了咆哮的黄河。监狱四围的高墙同样是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也浇灌着水泥。墙外有一座哨楼；哨楼高出围墙，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监狱的院坝现在，那上面站着一些穿“红卫”服的人，手里提着棍棒，替换了原来持枪值勤的解放军。“描写由近及远，结构清晰，语言简洁，表现细致，因此塑造的地理画面也十分清晰。尾部转到”红卫服“代替解放军，来引出下文的事件，行文顺畅。
再比如描写家里房子的环境时，他这样描写：“地下靠墙的一排磁瓮，是盛水和腌酸菜的；窑掌一溜泥纸浆捶成的小瓮，是装来面的。墙上挂着割庄稼的镰刀和背庄稼的绳索；门后立着挖土的镢头和担粪的扁担。不大的土炕上铺着半旧的炕席；炕席上面铺几条绵羊毛擀的毡”。该段的描写中仅有一个“半旧的”形容词，而其它的描述仅仅是说那个地方放了什么，但却描述除了农民家庭里的贫困、破败景象。而画面由地下、窑掌、墙上、门上、门后、土炕、炕席进行转变，层次分明，画面清晰。
在描写环境时，路遥也善于用环境来衬托形势的严峻和反派的凶恶。如描写“红色反动总司部”聚集的礼堂时，他这样写道：“墙壁是用青砖砌起的；顶部由一些粗大的木料用大铁马镆接起的巨大三角架来支撑。十五个大三角架等距离间隔排列。没有天花板。从座椅上仰头看，屋穹上巨大的木料横七竖八扭接在一起，像一些正在厮打着的巨人的胳膊腿，而且好像眼看就要塌到你的头顶上来了……礼堂两壁的窗户，玻璃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打得七零八碎，潮湿的风呼呼地对流着。舞台在礼堂的西头，台上唯一的一道紫红幕布扯在两边，露出了后台墙壁上两派歪七竖八用各种颜色涂写的各种大标语。如果从礼堂东头的门里进来，整个舞台活像古戏里一个面目狰狞的大花脸在龇牙咧嘴地对着你”。
不光环境，在该小说中对人物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刻画。比如写反面人物段国斌，写道“身材不高，但扎实得像一颗碾场的碌碡。黄头发，黄胡须，黄眼珠。同样很黄的脸上靠左鬓角的地方，有拇指大一小块鲜红的痣。”人物很“黄”，但长着一块红痣，不可谓不形象。对狗头军师侯玉坤，他写道：“背靠窗台抽着纸烟。他三十多岁，但容貌显得很苍老，说话像六七十岁的人一样，低缓，无力。头发脱落得稀稀拉拉，瘦身板风能吹倒。脸色永远是疲倦的，像熬了很长时间夜或者睡了很长时间觉。除非忿怒了，一般说话都很绵软。”三十岁却像六七十岁，稀拉的头发，靠着抽烟，反映出的人物也算传神。
而描写正面人物的时候，比如县长高正祥时写道：“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写双庙公社柳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马秉奎时道：“四十多岁的人，高大个，串脸胡，粗眉毛，一身家织布衣服，扎一根老蓝布腰带，头上包着一块很脏的羊肚子手巾。”语言简短朴素。而对主人翁马延雄的描写，则要等到情节后期发布通缉令时，在通缉令中才有他的描绘：“通缉令：该犯特征：身材瘦小，脸苍白。身上有三处旧枪伤和一处刀伤。罪犯潜逃时，上身穿旧黑卡叽中式夹袄，白粗布衬衣；下身穿发白的旧劳动布裤子，膝盖处和屁股后面都补有大补丁。脚穿本地农村的“实遍纳”鞋和一双驼色绒线袜”。
在人物描写上也有一些考究，除了主要人物没有进行细致的人物外貌描写，其它人物都有，尤其是反面人物。这是作者的刻意为之吗？用一个模糊的人物做主角来代表那些在文革中坚守初心的人物，而给那些迫害者、造反者以具体的形象描绘更凸显出这些牛鬼蛇神的凶恶面目？比如“这里面有金国龙的同案犯、百货公司前门市部主任贺崇德，有城关小学因调戏女学生被开除党籍的教师许延年，有机械厂因贪污而下台的干部高建华，有柳滩大队的投机倒把分子黑三等，还有一位苍白头发的老干部——前物资局长奕国泰，县委曾因他和投机倒把分子合伙倒贩国家物资，给过他撤职降薪处分。”
标题《惊心动魄的一幕》则发生在第四部分，即马延雄以身犯险，独自出现在喊着要打倒他，批斗他的人群前的一幕。书中是这样描写这一幕的。
天气：“夜，黑沉沉的。雨，淅淅沥沥。”
人物出现：“一路上他苦于挣扎，此刻，浑身大汗淋漓，热气在糊满泥水的衣服上
蒸腾着。远看起来，这坚毅的、冒着热气的躯体，就像火山爆发后抛出来的一块岩石。是的，这块燃烧着的岩石，“咚”一声落在这个礼堂的门口上，把一个乱哄哄的世界震得鸦雀无声。此刻，他站在这里安详而宁静，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欣慰的笑容。“
其他人的反映：“就在会场觉静了一阵以后，第一个从痴呆中反应过来的是金国龙。这个凶煞像一区饿狼发现了猎获物，一丝狞笑在脸上一闪，接着便大撒腿奔过去道，向门口扑来。他来到礼堂门口，从背后扯起马延雄的两条胳膊，一个“喷气式”，跑着把他往台子上推去！金国龙像一根导火索，首先点烧了会场前面的“炸药”：“孙大圣”们高呼起了“打倒马延雄”的口号；他们之中还跑出两个人来，帮助他们的队长把马延雄往台子上推；一边推，一边拳头像擂鼓一般捣着他受伤的脊背。
会场登时喧哗得像一锅沸腾了的水！“
路遥这样描述这一幕，他说：“这，真像是一幕戏。既是一幕悲剧，又是一幕喜剧。”是的，这不仅是时代的悲哀，也是人的悲哀。小说中的所有人，不仅处于文革时期的政治思想斗争的矛盾中，也处于温饱与政治需求的矛盾中，还处于痛恨这场斗争却又爱戴这场斗争的发动者的矛盾中。路遥在小说中不禁痛心疾哭：“目前社会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赶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他嘴里喃喃地呼喊着：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呀？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群众运动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出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这次运动目前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眼下，他不因为自己受了罪就怀疑这运动本身的伟大——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啊！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汁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这些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1980年，《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当代》杂志第3期上，并于1981年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不过它的发表却一波三折，数次退稿。其原因在于该小说与当时主流的反映文革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后来的秦兆阳说道：“它甚至于跟许多人所经历、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的生活，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之情和对‘四人帮’的愤慨之情，联系不起来。因此，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很长时间并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足够的注意，是可以理解的。”而另外的原因则是这部小说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路遥后来某次采访中也曾吐露道：“这个作品比较粗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艺术准备不充分，很大程度上是靠对生活的熟悉和激情来完成的，因此，许多地方留有斧凿的痕迹……“在前面的环境及人物描写的细节上，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精细的遣词造句的痕迹。以至于在后来的代表作品《平凡的世界》中，很少能找到像《惊心动魄的一幕》这样的描写，转而变得朴实无华，却更显真实。不知是不是在这时形成的这样的文风。
而在另一方面，就笔者自己而言对这种理想主义又英雄主义的人物其实是比较反感的，问题倒不在于所描绘的人物是否真的是英雄，而是这样的描写及其容易掩盖另外一些问题，同时又可能对主旨或者背景的表现反而变弱。实际的例子就拿《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孙大圣“和”千斤棒“同《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堂做对比就会发现，田福堂比”孙大圣“或”千斤棒“更像一个人，人物形象更饱满，更有层次，反映的社会环境、背景及其变化能达到更深刻的地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就在于《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人物描写过于理想化和符号化。
所幸的是这部小说遇到了秦兆阳，这个后来被路遥视为导师的人物。
1978年，就在“伤痕文学”铺天盖地之时，路遥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武斗为题材、以“文革”前夕担任延川县委书记的张史杰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
在经历数次退稿，正灰心丧气时，路遥却接到消息，是刘茵打电话到《延河》副主编董墨那里，明确地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改，可不可以来？此时的路遥明确地告诉《当代》编辑：“我曾想过，这篇稿件到你们那里，将是进我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先前我不敢设想给你们投稿)。如这里也维持‘死刑原判’，我就准备把稿子一把火烧掉。我永远感激您和编辑部的同志，尊敬的前辈秦兆阳同志对我的关怀，这使我第一次真正树立起信心。”
1980年5月1日，路遥又情不自禁地给朋友谷溪写信，表达了他当时的激动心情：“好长时间了，不知你近况如何。先谈一下我的情况，我最近有些转折性的事件。我的那个写文化革命的中篇小说《当代》已决定用，5月初发稿，在《当代》第三期上。这部中篇《当代》编辑部给予很高评价，秦兆阳给予了热情肯定……中篇小说将发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的刊物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另外，前辈非常有影响的作家秦兆阳同志给予这样热情的肯定，我的文学生活道路无疑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
1980年5月24日在路遥给好友谷溪的信中谈到这个情况：“我于5月初来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那个中篇小说已20来天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比原稿增加了1万多字，现在6万多，估计在《当代》第三期发(6月发稿，9月出刊)。此稿秦兆阳很重视，用稿通知是他亲自给我写的，来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在家里约见了我，给了许多鼓励……”>
1982年3月25日，秦兆阳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再次谈到当初对《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第一印象：“初读原稿时，我只是惊喜：还没有任何一篇作品这样去反映文化大革命呢！而你的文字风格又是那么朴实”、“所以路遥同志，你被所熟悉的这件真事所感动，经过加工把它写出来，而且许多细节写得非常真切，文字又很朴素，毫无华而不实的意味，实在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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