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和文化的不同危机 稍稍值得安慰的是，这些高水平的文化有可能不随着其创建者的覆亡而跟着完全消失，也可能“化做春泥更护花”，被取而代之的另一个民族所吸收学习（如古巴比伦），或由原创建者的后代重新熔铸出新的样式来（如中国）。 顾炎武便曾有亡国和亡天下这两种分别的说法，前者指的是实际政体的倾覆，后者则是文化的消亡。顾炎武认为，政体的倾覆并非末路，还是有机会复兴起来的，而文化的消亡才是让一个民族真正的一去不复回。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读书人，明朝的覆亡于外族和满清政权始终无法撼动，是顾炎武重新思考历史的主要根源。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试图分出政权和文化不同的危机本质，不仅在情感上有其必要，也多少是意志的投射——清室的入主中原虽然在短期内看起来完全无可奈何，但历史并没有结束，只要汉民族的文化能护持得住，他日还是有机会兴复的，因此，文化的继绝存亡取代了政治军事的斗争，成为今后最当用力的所在。 但这是真的吗？ 简单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有可能是对的。比方说，五胡乱华之后有隋唐，辽金元之后有明，这两次鲜明的历史经验，就算不能证明其为必然，起码能说明是有机会的。只是，事情当然并不像表面这么轻松。 毕竟，文化和政权的成败并不是这么容易一分为二，实质上如此，身处其间的心理状态更是如此。我们先简单来看后者：通常，政权毁灭于外族，很自然会刺激出对自身文化的质疑，这样的质疑可能是深刻的、悲痛的、彻底的，但却很难是理性的。 就以五胡乱华为例，当时汉民族的平均文化水平显然远高于在北方耀武扬威的胡人。这种结论对我们今天不难，但对于目睹现实从繁华到残败丧乱的人，这样想能安心吗？负责任吗？解释或解决得了当前的问题吗？这算不算一种不敢面对现实的遁词呢？ 甚至，就算不管是基于民族阿Q或深沉理性的反省，相信有这样的结论，但问题依然是存在的：好吧！生活水平高一些，诗词歌赋好一些，工匠技艺进步一些，宇宙本体的理解深邃一些，典章制度完备一些，人性的思维精致一些，但“事实”证明，这有什么意义？能拿来干什么？是不是反而是一种病态、一种包袱或腐化衰亡的根源和征象？适足以妨碍一个政权和民族的活力和持续生存的力量？ 这些问题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答案，但千绕万绕，总会绕回到一个暂时无法改变的事实，即：眼前人家的胳膊就是比你粗，你就是不行。更何况，这些问题并不是问一次就能安心的“存档”起来，从此可以义无反顾的用力于文化，而是要在通常是“愈来愈糟糕”的现实世界里一再疑惑、失望和反复思索，而不可预见的遥远未来也一再考验人理性思考的可靠性。 为什么说现实的状况通常看起来愈来愈糟呢？从简单的政权改变而言，不管是日趋稳固（如元，清）或持续动乱（如五胡乱华），总是持续个几十年上百年，这是人寿两代三代以上的事了，换句话说，像顾炎武这样目睹覆亡而重新激发斗志的人，所面对的通常是时间流逝、年华老去而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是什么？简单来说，既不是原来的样式，也不是当时的人所能想像的，它必然是“新”的，政权是如此（如晋、宋、明的不可兴复），文化更是如此。 文化的重建通常比政权的重建耗时更久，涉及的层面也更复杂，这种不容易看见成果的情形先就很容易令人灰心；而且，在挫败到重新熔铸的过程中，对其方向和内容也更难以理性的选择和掌握，常常某些看起来珍贵无比、损失不起的部分毫不留情的在眼前不断消失，某些极其刺眼的事物却不断的取而代之。 比方说五胡乱华的前期，有名的《颜氏家训》便有“年轻一辈的争着学讲鲜卑话，学弹胡人的琵琶”的忧心忡忡，当此之时，谁能相信两百年后还能出现隋唐文化的另一高峰？谁又能知道唐朝的宗庙朝堂之乐大部分竟是源自胡族的乐曲？使用的乐器也多是昔日胡族的乐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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