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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我国古代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时代，在隋末天下大乱的情况下一统中原，不仅避免了中国再次进入分裂时代，而且在隋朝的基础上巩固了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基础。李唐王朝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上都达到中国封建时代的顶峰，社会的各个方面与前代相比都有着鲜明的特色。
为了巩固国家政权，扩大统治基础，太宗朝重开科举，唐代科举在隋朝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完善、发展，后经高宗、武则天、玄宗三朝不断增补，最后科举制度在唐朝初步定型。李唐立国290年，共传20帝，开科取士264次，共录取进士6477名，明经科及第者共有1580人。
今日的高考，“语数外”为三大主科，同样唐朝的“高考”也有三大主要要科目，分别是进士、明经、制举。
由于唐朝的社会普遍对诗歌极为推崇，所以唐朝的进士科最受重视，进士科的考生们以诗赋取士，所写文章讲究韵律优美、对仗工整，这与唐朝前期推崇文体骈俪、文章华美的文风有着重要的关系。
一般进士科及第之后，朝廷会授予校书郎、秘书郎之类的文官，经过数年的升迁，可以成为翰林院学士，成为皇帝“文学顾问”之类的近臣，从而获得更多的升职机会。由于进士科的难度较高，加上唐朝的许多宰相便出身于进士，由此进士便更受重视，其实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说的是三十岁明经科及第的话便已经算老的了，而五十岁中进士的则算是年轻的，由此可见进士科的难度。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翰林学士一类的文官需求量不是最大的，州、郡、县的各级基层官吏，以及中央各省部的基层文官的需求量是最大的。一般担任这样的官职不需要太高的文采，他们只需要掌握一定的儒家典籍以及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便可。唐朝的明经科便符合国家选拔这类人才的要求，明经科以考察考生对儒家典籍的记忆为主，这一科目为国家选拔了大量的基层管理人才。
有的时候，为了适应朝廷的特殊需要或者是临时性政策，国家便会为 “非主流”人开设一个特别考试科目，称之为“制科”。但是这些特殊人才往往会受到那些正规“科班出身”的官员们的歧视，同时在进士阶层里也常有对于明经一科的不屑与蔑视之情，进而引起的进士明经之争。
唐朝科举的常设科目除了进士、明经、制科之外还有秀才、明法（法律方面）、明字（文字方面）、明算（算术方面）等，这些都是科举考试中的常备科目，称之为“常贡之科”。除了常贡之科外还有许多的科目是临时设定的，这些临时科目的设定往往是按照皇帝的喜好进行调整的，例如道举（魏晋玄学）的设定，便是由于唐朝皇帝对道教玄学思想的偏好。
由唐朝科举考试的科目设定来看，唐朝的考试除了注重儒家学说和文学修养之外，对与法律、算术等比较实用的技艺也是十分重视的，这些都是治国安邦所必不可少的人才。相比之下，唐朝的科举制度明显要比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更加健康，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也更为明显。
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唐代文人的知识结构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关系，知识分子为了通过科举求取功名，自觉去适应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对比唐代文人的思想可以看出，唐代文人充满着积极的入世思想，求取功名、建功立业似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所具有的共同理想。同样，唐代的文化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功利性、世俗性极强的道德教化作用，而缺乏了魏晋时期的艺术性以及无功利性意义。
唐朝的科举制度，使得一大批出身于庶族地主或者是平民阶层的人才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不仅为封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又有之才，而且笼络了寒门士子。借由科举额升官发财的诱饵，吸引了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知”成了士子们心中的梦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只要科举得中，荣华富贵便会真的如同天上的馅饼一般掉到自己的怀里。于是这些士子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期待着有一日可以为皇帝效命，由此看见科举制度笼络人心的能力之强。
据史料记载，太宗皇帝曾经在端门之上观瞧新科进士们，见到新中举的进士们个个弹冠相庆，志得意满的出门而去，唐太宗喜不自胜的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句话的意思便是说全天下的英杰俊才尽皆落入了我圈套之中，自此全部为我所用。然而天下的士子确实争相往皇帝的“圈套”内钻，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后来唐武宗时期的进士赵嘏写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道出了其中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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