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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原
今日中国,国力逐渐强盛,国民大都信心满满。可在晚清,情况完全不一样,仁人志士担忧的是亡国惨祸,思考的是亡国后如何图谋恢复。正是这种不愿做亡国奴的一腔热血,才有了陈天华的蹈海以及秋瑾的“拔剑四顾心茫然”。换句话说,历经甲午海战以及庚子事变,中国人的自信心跌到了谷底。而革命先驱孙中山之所以不屈不挠,挑战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既基于对西方文明的仰慕,也基于对中华文化的信赖——坚信多灾多难的中国必将浴火重生。
作为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有很多因应时势的演说及著述。这其中,既有对国粹的表彰,也有对国民性的批判,若只抓住一点驰骋开去,容易歪曲孙先生的思想体系。不说零星言论,即便《三民主义》这样体大思精的著作,虽有传统中国儒家的理念,可更多的还是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忽略这一点,只在个别词句上钻牛角尖,难得其大体。
1917年撰《民权初步?序》,孙中山称中华民国之得以创立,“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之震荡。”《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其实,不仅推翻清廷创建民国这一政治实践,整个晚清思想、学问、文学、艺术的革新,也都“得欧风美雨之吹沐”。首先是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服膺西洋文明;而后才是在上下求索中,发现“国粹”的意义,借鼓动民族主义思潮,来实现政治革命以及“文艺复兴”的梦想。孙中山坚信:“迨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下同单就教育背景及生活经历而言,孙中山无疑是那个时代非常西化的政治家。1896年,“性慕新奇”的孙中山在《复翟理斯函》中称:“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主义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孙中山与同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差异,不在对“圣贤六经之旨”的领悟,而在涉猎西学的能力与信念。当然,作为直面惨淡人生的政治家,孙先生日后的论述,逐渐转为迫在眉睫的“中国问题”:“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中国国民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七卷。表面上“内审”在前,但“外察”的重要性一点也没降低,只不过多放在幕后来处理。
比如谈及中国的命运,孙中山的调子时高时低,这取决于论述时机以及听众的需求。既有乐观的祝颂,如“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我的回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也有沮丧的抱怨,如“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两种说法相隔九年,都是孙中山真实的想法,然两者都有其合理性,就看你从什么角度观察与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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