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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他从三家分晋开始写起,是有缘由的。
《资治通鉴》的撰写历经19年,跨北宋英宗、神宗两朝,最终成书于公元1084年(北宋元丰七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 。那时当政的皇帝是宋神宗赵顼。南宋学者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云: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
可见,因为得到了皇帝的认可,《资治通鉴》可算是我国的第一部官方修撰的编年体史书了。编年体史书,即是按照年月日顺序书写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书籍。另外,之前那部很有名的《史记》,属于纪传体,是按照人物为栏目撰写的。
在三家分晋之前,属于春秋时代。在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记载春秋时代的编年体史书(非官修,体例也不完善)已经有了,比如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
《春秋》是孔子整理并修订的鲁国的史书,也是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那个时代的珍贵记录。在宋代,孔子早已被奉为圣人,《春秋》也已早已成为儒家的经典。司马光自知自己的斤两,无论如何,他也不敢声称自己是在接续圣人的经书。
孔子以后,为《春秋》做注释和解说的人很多,他们为了阐明《春秋》的记述,往往选择一些历史事件然后串联成文,就叫做传。经过历史的检验,后世普遍认可的传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它们分别代表着儒家的不同流派。
司马光退而求其次。他认为,《春秋》的传,实际上就是编年体的史书,他接着《春秋》的传,续写下去,就没有毛病了。司马光的心思,宋代的学者早已知晓。与司马光相熟的宋代历史学家刘恕,在《资治通鉴外纪·序》中说:
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何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
恕就是刘恕本人,公就是对司马光的尊称。获麟之岁,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是孔子的《春秋》脱稿的日期。也就是说,孔子《春秋》的记述到此为止。可见,为了尊避圣人孔子,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得从三家分晋开头了。当然,也是因为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
稍后的大儒王应麟,就是编撰《三字经》的那位。他也曾经在《通鉴答问》中写到:
或曰:《通鉴》何以不续《春秋》?曰:《春秋》经也,《通鉴》史也,经不可续也。《左氏》终于智伯,《通鉴》始于三晋,盖以续《左氏》也。
王应麟认为,司马光是接着《春秋左氏传》写的。大概,当时学界普遍推崇三传中的《春秋左氏传》吧。无论如何,司马光本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司马光是正统的儒生,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了献给当朝皇帝备做前车之鉴。所以,他谨慎小心,维护封建法礼的正统,不敢触碰孔子的光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后世的学者,也是有样学样。其中,清代学者毕沅编撰的总计220卷的《续资治通鉴》最为有名。当然,以毕沅本人的学力,比起司马光来,就逊色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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