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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不好，可能命就没了。你看，魏征是怎么说的。他说：“当日皇太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你看，这话说得够硬吧？明显是不怕得罪李世民。但是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唐太宗居然“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居然让魏征升官了。对此，《旧唐书》给出的解释是：“太宗素器之。”意思是李世民向来器重魏征的才能，所以魏征得以活命。《新唐书》给出的解释是：“王器其直，无恨意。”意思是李世民被魏征的直率秉性所打动，因此放过了魏征。可是这两种解释，我们现在看来，都说不通。要说李世民向来器重魏征的才能，为什么还要气势汹汹的质问？被魏征的直率打动就更说不通，政治家要是这么容易被打动，那还是政治家吗？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魏征的回答，正是唐太宗李世民想要的。李世民是一代明君，这是我们后人的结论，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看。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杀兄害弟之后，又逼迫父亲李渊退位的皇帝。这样的情况下，李世民最急迫的事情，就是要论证自己的合法性。事实上，李世民当皇帝之后一系列英明的作为，除了他自己确实雄才大略之外，也有一个极为隐秘的动机，就是洗刷这个骂名。那魏征的回答，说明了什么？“当日皇太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这正好说明，原来李建成集团也在对李世民磨刀霍霍，只是下手太慢，才让李世民得了手。这句话，正好洗刷了李世民的原罪。更重要的是，这句话只有从魏征的口中说出来才有分量，因为他来自和李世民对立的阵营。有了这句话，“玄武门之变”才有了合法性和必要性，李世民的行为才成了当机立断的自卫反击。有了魏征的这句话，李世民马上意识到让魏征活下来的巨大价值。而且他还意识到，赦免魏征，还可以向天下展示自己的宽容和胸怀，向天下证明自己是一代明君。连魏征这样曾经建议别人杀掉自己的人，都被宽容了，太宗皇帝还有谁不能容呢？我们再反过头来看魏征。他也是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要想活命，要想在李世民的手下获得一个安稳的位置，只有一个支点，就是要帮助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魏征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具，让李世民能够通过自己这个工具，让自己显得像是一代明君。那魏征该怎么做呢？首先，魏征给李世民来了个名词解释——他告诉李世民“忠臣”和“良臣”的本质差别。能让自己获得美名，辅助君主获得尊贵的声誉，子孙相传，福禄无疆的臣子是“良臣”。而自身遭受杀戮之祸，又让君主背上陷害忠臣的恶名，使“小家”和“大家”都遭受损失，只留下空名的臣子是“忠臣”。你看，这话说的多么巧妙。从今天起，我将正式尽情进谏，就是说你不爱听的话。因此，我的脑袋随时有可能搬家。你如果杀我呢，就是让我成为“忠臣”，咱们彼此双输；你如果不杀我呢，就是让我成为“良臣”，咱们双赢。魏征巧妙地说过：“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你让我说，我才敢说，你要是不听我说，我怎么敢冒犯你呢。你看，这背后的意思就是和李世民达成一个默契：我尽情地说，你尽量地忍。我说到最后，你忍到最后，咱俩都能成就美名。理解了这一层，你才能听得懂李世民两次对于魏征的评价。第一次，李世民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你们都觉得魏征举动很傲慢，我倒是觉得他很妩媚。“妩媚”是形容女人的，李世民用在魏征身上，你琢磨琢磨为什么。第二次，李世民评价说：“我当皇帝前，功劳最大的是房玄龄，而我做了皇帝之后，功劳最大的非魏征莫属。”奇怪，没听说魏征有什么开疆拓土、出谋划策的功劳啊。只是不断地说李世民不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为什么功劳最大呢？你再琢磨琢磨为什么。如果故事就到这里结束，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完美的君臣关系。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个小翻转。反转发生在魏征去世之后。李世民发现，魏征把自己上谏的奏疏，都暗暗留下了副本，并且交给史官保存。你想这是什么行为？要获得万世美名，这是我们俩共同的契约，要有来有往。你进谏，我纳谏，唱一出出的对手戏，这才是完整的交易。现在你暗地里留一手，那些进谏的奏疏上肯定是只写了我不对的地方，你单独留下来，我反而没有出场，这是什么意思？唐太宗一下子受不了，盛怒之下，令人毁掉了自己给魏征题写的碑文。不过没多久，唐太宗就想明白了，没有魏征，自己一代明君的形象也就毁了。他和魏征的个人恩怨，远远不及帝国的尊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就找了个机会，把魏征的墓碑重修。今天我们讲这个故事，不是想做什么翻案文章。理解了这个故事的深意，一点也不损害唐太宗的英明和魏征的聪明。我们想说明的是，任何一种美德，都是相互成就的。任何一个人的美德，都是在允许这种美德绽放的环境里，才可以存续下来。所以，美德不是一个人的事，美德不只是内心的召唤，美德还是挑选环境和伙伴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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