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本质是故事”。这是美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全新的理念。他们认为，一个记者在采访中，如果回答不出“故事在哪里”，那么他就写不出来。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必须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采写说到底就是“采访说故事”。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故事”当然是事实，但“故事”比“事实”又进了一步，故事更具有性、可读性和传播性。 读者需要故事 美国《哥伦比亚学评论》组织了一次调查，将来自美国18家报社的76位30岁以下的年轻记者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了“年轻人想读什么样的报纸以及为什么读报纸”的话题，并且描述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报纸。① 每日网站的财经记者米特拉说：“叙述性学把读者带入到故事中去。我们应该把关于中东的报道写得身临其境，就像小说一样，让你读起来欲罢不能。” 《城市之页报》的编辑玛丽莎说：“我们小组最喜欢的文章都详尽地描述一个地方或场景。作者与一个乐队、一位政治家、一名警察混得越熟，他对他们的描写就越真切；他的经历越是刻骨铭心，记录下来就越是令人难忘。”一些小组建议，篇幅较长的、叙述性的文章可以连载。 来自美国的这项调查很有意思，它告诉我们，年轻人的阅读口味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电视普及、网络无处不在的情况下，读者更希望报纸的记者把他们带到故事中去。 打开报纸，我们欣喜地发现，故事已经无处不在。 《中国青年报》有一篇题为《保护权力制约权力》的报道，说的是呼唤《行政许可法》出台。然而，这篇的冲击力不在于记者或法律专家关于这部法律意义的介绍和描述，而是一个农民白白盖了270多个公章这个令人生气的故事。 浙江省金华市有一个农民，向有关部门申办一个养鸡场，前前后后盖了270多个章。为了盖这些章，连新买的汽车轮胎都磨破了。几年后，申请终于被批准，但这个农民对办养鸡场已经没有兴趣了，因为市场行情发生了变化。 这是行政法专家、全国政协委员杨海坤给记者讲的一个故事。他说：“这个听起来十分荒唐的案例表明，现在行政机关手里掌握的审批权过滥，有的甚至就是扰民。需要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此加以规范，这部法律应该是行政许可法。” 这篇从说故事写起，引人入胜，读来让人深思。 质感形象冲撞 作家余秋雨曾提出一个观点，“用形象来提升”。他说，有人说的时候很好，但一要他写下来，就很枯燥了。为什么？因为说的时候是用世俗的平常语言，听世俗的平常语言具有形象感，特别接近文化。而当他一提炼，他就会产生艺术的误会，概括以后的抽象的概念，他以为是最重要的，其实那恰恰是不重要的。所以这里面的差异是什么呢？是有质感的“细节”。记者要培养对形象细节的敏感，对质感的传播方式的把握。而这个质感的传播方式，经过人类几千年文化的实验，是最能打动人的灵魂的。所以有的作品虽然不太抒情，也能让人感动，主要是质感形象冲撞产生的效果。 余秋雨的这段精彩论述告诉我们，写故事一定要用描写的手法。余先生的话与美国一位学者的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教授JamesW．Carey给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学是一门经过严格训练的叙事艺术”，要求“描写！描写！再描写！” 描写，是故事在写作中的基本要求，与我们所说的“说故事”是一致的，它要求语言具体形象、生动、活泼、可感。描写的对立面是叙述、概括，叙述、概括通常用抽象的语言，空话、套话较多。 描写离不开细节，因为细节撞击读者的心灵，能使读者与记者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孔繁森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推出的全党学习的楷模，介绍孔繁森事迹的通讯曾获得中国奖特等奖，整篇通讯写了许多感人的细节。如写孔繁森去世后人们怀念他，用了这样两个感人至深的细节： “孔书记，我的好书记，让我替你去死吧！”孔繁森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双膝跪地，两手深深插进墓穴的黄土，嚎啕大哭，悲痛欲绝。 阿里的一个画家虔诚地跪在孔繁森的遗像前，一边落泪，一边为他画像。画了一夜，也哭了一夜，当画稿完成后，他将画笔折成两截…… 这两个细节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读到这些细节，人们可能想到很多很多。 著名作家杜鹏程说得好，好的细节“如同钉子钉在木板上一样结实……”记者笔下的人物为什么今天会成为典型，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这些根源不交待清楚，典型人物就站不起来，而历史细节的穿插会让读者在了解他过去的同时，能解读其现在，细节能让典型人物站起来。 江苏常熟市一个农村老支书叫常德胜，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党的十六大代表，他之所以把这个村子搞得这样好，有一个细节讲述了其历史原因———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他刚当村支书时，本村一个农民家庭有个老人即将去世，躺在铺上。在老人弥留之际，常德胜来到这户人家慰问，老人的儿女们在老人的床前痛哭不停，说老人此生有一个遗憾：因为家里穷，老人一辈子没有拍过一张照片。常德胜听说以后，立即派人到镇里的照相馆请来了一个拍照片的，想给老人拍张照片，来弥补这个遗憾。可是这个照相的来了以后，一看老人虽然心脏还在跳动，但是眼睛已经闭上了。如果拍出来的照片是老人闭上眼睛的，那不是同样的遗憾么？常德胜想了一个办法，叫家里人烧了一盆温水，用毛巾蘸着温水在老人的眼睛上轻轻地擦，老人的眼睛微微地睁开了，拍照片的抢下了一张老人睁开眼睛的镜头，给这家人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这个细节，十分感人，一方面说明了常德胜作为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想老百姓所想，成为老百姓的贴心人。另一方面，这一件事也对常德胜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作用，为了让全村的人不再出现这样的遗憾，必须挖掉穷根，带领大家勤劳致富。 故事的意义在哪里 需要指出的是，中讲述的故事与“侃爷”们所讲的故事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一，故事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符合报道要求，要有一定的品位。 第二，故事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虚构。 第三，故事要有内涵，故事是一个载体，它要载着意义。写故事，要让读者思考蕴含在故事中的深刻意义。所以，记者只有弄清故事所包含的意义，才能有效地安排文章结构，做引人入胜的叙述。 记者写不仅要问“故事在哪里”，还要问“故事的意义在哪里”，通过故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与事之间关系的叙述与描写，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故事是“长腿的” 故事是“长腿的”，是说故事在不断发展、变化着。 唯物论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动的，任何事物都处于变动之中。中的故事也是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记者要用发展的眼光来采访故事，用变动的观念来“说”故事。 摄影大师卡蒂埃·布雷松曾经说过：“我们是恒变世界中的被动观者，惟有的创造就在于把握那按快门的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的确，摄影的魅力就在于把握那难以预知的瞬间。记者手中的相机担负着记录生活的使命，要求在短短的一瞬间能拍出真实且富有创造力的形象。 摄影记者是这样，文字记者也是如此，我们要努力寻求变动中的故事，用变动的眼光寻找故事，随着故事的发展而发展。一次，我们收到盐城一位通讯员发来的一篇稿件，题目是《盐城大纵湖乡成立蟹业协会》，初看标题，肯定不能用。因为现在这个“会”那个“会”太多了，而且不少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华而不实，徒有虚名。再看内容，我觉得里面有意义。其不在于成立什么协会，而在于大纵湖乡蟹业协会负责人陈中华这位农民，养蟹致富成了“蟹百万”。我出了这样一个题目，《大纵湖畔有个“蟹百万”》，要求作者重写，突出陈中华养蟹致富后，带领乡亲走出大纵湖，承包三省五市万余亩水面的故事。 这样修改，稿件可能就救活了，特别是把点做在人的身上，“蟹百万”的价值要比“蟹协会”大多了。但我们又一次分析原稿，分析陈中华这个人和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觉得把故事做在“大纵湖畔有个‘蟹百万’”，太一般了。“蟹百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满足，从大纵湖走出去了，跨省市承包湖面。我们要求作者根据故事的发展，写成通讯《“蟹百万”走出大纵湖》，说盐城农民陈中华在大纵湖围网养蟹收入百万之后，又跨省承包万余亩水面。这个故事把的切入点选在“走出大纵湖”上，反映了水乡农民致富之后不断进取的精神。 第二年秋天，蟹市突变，蟹价大幅度下降，许多蟹农遭受重大损失，由此我想到了“蟹百万”，他的情况如何？我们来到盐城，找到了“蟹百万”。谁知一见面，我们发现他却是满面春风。他说，自从报道以后，他就开始研究市场的变化，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在市场变动中，又一次赢得了主动权。我们认为，这是故事的发展，也是“蟹百万”这个人物的进步。我们写了一篇稿件《“蟹百万”笑对市场风云》。这篇报道见报以后，引起了较大社会反响，被评为报社年终好稿。 故事的发展变化并不是孤立的，它依据一定的条件而变化、而发展，特别在历史的转型期，各种文化的冲撞必然产生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我们要善于捕捉历史转型中的冲突，写出大时代变动中的故事，故事要为时而“说”。 多问一句笔下宽 发掘故事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问题，是作风问题，故事在基层，故事在群众中。只要你到基层，到群众中去，就能抓到故事。 写故事从采访始。采访最难的又是提问。因为故事的情节是不能编造的，这就要在采访中问出来，问不出故事，稿件就写不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问故我在”。 2001年，江苏省丹徒县招商引资搞得比较好，一个新区半年就引资50个亿。有记者去开发区采访，管委会办公室的同志准备了许多材料，又介绍了这里的优惠政策、区位优势……根据这些材料写出来的稿件就是一般性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位记者再来采访同一件事，请他们谈故事，他们说：“这50个亿，我还要感谢你们报纸呢！”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一组报道与50亿投资的故事”：正当他们为招不到商犯愁的时候，一位副县长在《新华日报》上看到了一组报道，详细介绍了在南京的5万温州商人的情况，他眼睛一亮，立即来了灵感，组织新区管委会研究这组报道，立即派出招商“大使”来到浙江台州招商，结果引来了50亿投资。 美国著名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系原主任贝蒂·迈斯格教授在一次演讲中告诉他的学生，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学院培养的仍然应该是发掘和讲述故事的能力。不同的记者采访同一个对象，有的满载而归，有的却一无所获，这里关键在于一个“问”字，要“问”得有学问、有技巧。 一次，我们到昆山去采访，听说昆山长出了哈密瓜。哈密瓜是长在新疆的，江苏昆山怎么会长出哈密瓜来？周围的人说是引进的品种。为了探个究竟，我们赶了几十里的路来到了石浦镇新勤村，这时已经快到傍晚了，村干部带我们来到了田头，看看哈密瓜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大棚里，我们一边看哈密瓜一边问农民：“新疆的哈密瓜怎么种到这里来的？”大家七嘴八舌讲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 冬天的一个深夜，一辆轿车在昆山通往上海的机场路上出了车祸，撞坏了新勤村路边的水管，翻到了沟里。 车主，上海一家公司的老总爬出车门后，奇迹般地发现自己一点也没有受伤。可是车子怎么也起不来了。闻讯赶来的朱凤英连夜组织村民救助，事后车主非常感谢，提出要给他们报酬。朱凤英坚持不要，从此交上了朋友。 一来二往，上海那家公司来新勤村投资农业，引来了哈密瓜栽培专家，夏去秋来，种子发芽、生藤、开花，结出了甜蜜的瓜。瓜销何处？朱凤英他们在瓜棚里合计的结果是，主攻上海。为了“讨好”上海人，他们给昆山的哈密瓜取名为“阿拉密”。国庆节过后，“阿拉密”走进了大上海的超市、水果店，“阿拉吃‘阿拉密’”在上海传为美谈。 这个事实很有故事性，当天晚上，我们在村里吃了便饭以后，就立刻写出了一篇现场《一场车祸引出一项甜蜜的事业———“阿拉密”的传奇故事》，《新华日报》很快就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并被评为当年的江苏省现场好二等奖。（作者是新华日报经济一部主任、高级记者） 注释： ①周岩编译：《美国年轻记者心目中的理想报纸》，《记者》2003年第2期第43页。《战线》2004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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