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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之闻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甚至达到尖锐冲突的地步。虽然中国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中国自己的话语表达却显得非常贫乏、非常含糊和混乱。这种情况反映出，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了。 中国故事吸引人，中国话语却十分贫乏 目前在“中国故事”和“中国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严重的脱节，甚至达到尖锐冲突的地步。对于“中国故事”的涵义和意义，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等说法，力求给予解释和预测。其中有善意的，也有敌意的。那么，我们中国人自己用什么样的理论、概念和逻辑对它加以科学的表述、概括和提升，从而给世人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说明呢?这就是一个“中国话语”的问题。 官方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概念，但多以“应然”为主，并多半停留于现行政治和政策的解说宣传层面，很难说已经形成了结构完整、逻辑严谨、表达清晰的理论解释和方法体系，其文化形象似远未鲜明到位。而界中的“国学主义”、“儒家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等主张，多以对现状的否定为前提，开出自己的“救世良方”。它们众说纷纭，良莠杂陈，却都回避了“中国故事”的由来。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我们自己的话语却显得非常贫乏、非常困难、非常含糊和混乱。这种情况反映出，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了。 “有故事却讲不好”的原因，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产或理论创新机制方面遇到了障碍。这种障碍，我以为主要不在于理论的资源和起点社会实践方面，也不在于我们的动力和目标方面，而在于从起点到目标的中介——路径上。如果对路径本身没有新的选择和创造，仍然沿用旧的、习惯的方法和路径去说明新的、富有创新力的实践，去回应新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结果必然不得要领，甚至南辕北辙。这就是“路径依赖”的困境。 当前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思考的“新教条化”路径依赖，即一切从既定本本出发，严重束缚了理论思维；另一个，则是精神生产体制的路径依赖，即对单一行政化管理方式的过度依赖。 “新教条化”的路径依赖 关于“新教条化”的理论路径依赖，有三种表现形式，分别是对“洋本本”、“古本本”和“官本本”的依赖，现就三种“本本依赖”各举一个例子： “洋本本”依赖，主要表现为对西方理论成果缺少消化、转化的生搬硬套。例如，从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出发，得出“中国要搞民主就势必分裂”的结论。这就是既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三种概念，也不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表现，其潜在的表现必然混淆了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界限。 “古本本”依赖，主要表现为儒家德治主义情结的膨胀。无论“国学热”、“国教论”，还是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的怀旧复古之风，在相当程度上无反思、无批判地把德治当成现代文化的中心和标的，而无视或逃避迫在眉睫的民主法治危机。 当下对于“官本本”的依赖，主要表现在以宣传代替科研，以“口径”代替“问题”，总是结论在先。在这种情况下，社科理论的研究、生产和创新，似乎成了“规定动作”范围内的表演，只是热衷于追求话语的自我平衡，并不关心解决真实的问题。 三者的共同点，是“眼里没有现在的中国人和中国实践”，因而不能深入解读30年来中国的历史、不能深入影响人心。轻视历史、轻视实践、轻视群众的学风，导致不能更新，思维跟不上时代。 行政化体制的路径依赖 所谓行政化的体制路径依赖，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整个精神生产领域，也像过去的计划经济一样，从提出和确定选题发布课题开始，到选择研究主体、分配资源审批项目、监督研究过程中期检查，再到收取、评价结项、发布、传播成果，均由相关党政部门主持，依照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格局，沿着“自上而下”的次序和渠道去组织管理，形成了“一条龙”式的包办体制。 虽然近些年来也有部分环节吸收了“自下而上”的因素，如征集选题、专家参与评审、成果公示等，也力求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但大都仅仅停留于技术补充的层面，未能从实质上改变原有的体制。如征集了选题之后的筛选、评审专家的遴选、评审标准和评审程序的规定、公示的范围和效力等，实际上都还最终依赖于行政体系，甚至在某些场合下，学术话语权的分布竟已由行政权力的级别来代替。这种情况的存在，显然不能说已经体现了科学规范的严肃性和实践标准的权威性。 精神生产领域里的行政化路径依赖，表面看来似乎有一些“好处”，如有利于坚守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有利于调动资源、集中力量服务于现实政治，有利于实施具体的组织和“绩效管理”等等。但实际上，它的消极作用，比起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由于这是发生在“软”的精神领域，由于其效果具有隐形性和多义性，所以在表面上和短期内往往不易觉察。但事实已经表明，对行政体制的过度依赖是一个最大的弱点和隐患。 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中，“体制”本身应该是一个公共的平台。有了一个好的体制，就会成为催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条件，推动精神文化全面可持续的繁荣和发展。反之，如果这个体制本身过于狭隘和僵硬，就会造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化；当体制内外不能按照统一的科学规则运行时，那么出现的必然是思想混乱和文化分裂。 目前我们看到：在“体制内”，由于行政化的导向本身过分注重眼前的意识形态效果，以“口径”代“问题”，重宣传轻研究，而且总是依靠资源的分配来调控和保证这种行政化的导向，在实践中就必然出现“以现，实的利益链取代基本科学规范”这种根本违背精神生产规律的倾向，导致急功近利、理论盲从、学风浮躁，使学术腐败日趋严重，精神生产力严重萎缩，学术人才成长焦虑增大，真正高端的理论成果匮乏，等等。这些不良效应，反过来进一步削弱了体制本身的活力，压缩实际是自我压缩了体制的有效空间，丧失地盘。 与之相应的，则是有国内外大量社会资源进入“体制外”思想文化领域，它们纷纷打出各种“非意识形态”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旗号，进行类似于“精神圈地”的活动，各霸一方，以人划线，党同伐异，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化分化和混乱的局面。理论创新亟需破除路径依赖 上述两种路径依赖的共同结果，是束缚了社会的精神生产力和理论创新力，不利于创造富有活力的土壤和氛围以培养造就新型的高端人才和成果。在经过了30多年改革开放，却出现“有讲不好”或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尴尬局面，我们应该对这些来自现实的反馈和警示有所觉察，有所反思，有所改变。 当然，要摆脱这两种路径依赖都不大容易。但是一般说来，摆脱前一种即理论思考的路径依赖，应该说是理论研究和精神生产自身发展正常的、必然的趋向。只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还在，只要研究者的责任和良知还在，那么在其引导和推动之下，思想终会解放，学风终将改变，理论或迟或早总会实现突破；而要摆脱后一种即行政化体制的路径依赖，则很不容易。因为这种路径依赖本身是体制性的，它不仅有现实的权力结构做为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根深蒂固、习惯成自然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天的“近忧”是以往“远虑”基础研究不足的结果。所以，只有从结构和体制的改革人手，理顺精神生产领域里的责权利关系结构，让对科学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实践和历史负责成为学术研究和理论的切实利益导向、评价标准，才能为我们的学术繁荣、理论创新奠定基础，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开辟广阔的道路。 摘自《社会》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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