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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1岁时即读《御批通鉴》，成了他学习历史的启蒙教材。17岁毕业于省立金华中学，在本村湖山小学教书。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翌年转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认识胡适。1930年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次年被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被聘为云南大学教授。1940年到西南联大执教。1943年在昆明加入中国民盟，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等活动。1945年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共文件和毛泽东著作。1949年北平解放，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并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任北京市副市长。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等职，当选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届学部委员。代表著作是《朱元璋传》，及《三家村札记》等多部杂文集、《读史札记》等多部史学随笔集。完成于1960年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剧本，导致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死后10年被平反。
1909年8月21日，吴晗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吴店苦竹塘村，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其父是清末秀才，一生爱好文史，能诗会赋，还有一手好书法。吴晗是他的长子，是弟妹们的领头羊。于是，父亲对吴晗的教育极为严格，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童年时代的吴晗，就是一个作诗能手。在他6岁那年，一天，有一位客人在他家喝酒吃饭，那位客人要他现场作一首“父请饮酒”为题的命题诗。吴晗略加思考，就脱口吟道：桌中无菜市上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都说读书好，吾谓耕者比我高。客人听罢，大为称赞。从拒绝娇姝到成为清华才子
吴晗从小就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历史小说和历史书。其家传有一部史书《御批资治通鉴》。6岁时，吴晗入乡村的学堂后，其父就开始教他念这部线装古书，每天都要读诵，要背诵。直到吴晗11岁升入中学时，他已把这部线装古书全部读完，有些章节甚至能背诵如流。
吴晗的父亲有个书斋，斋内藏书很多，基本上都是文史方面的线装古书。吴晗的少年时代，几乎把父亲的全部藏书都看完了，学校的课本也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于是，他就想办法向他父亲的亲朋好友借。一旦发现谁家有书，他就向谁借。从此，山间田野的羊肠小径上，总能看到他手持书卷，边走边看。
1921年，12岁的吴晗考上金华省立第七中学。那时，金华县城有两个书店，一家是商务印书馆，一家是中华书局，这是吴晗最爱去的地方。因为手头无钱买书，他就经常旷课躲到书店里去看书，那里文史类书籍很多。书店早上一开门他就溜进去，蹲在某个角落里啃书，常常忘了回校吃饭与上课，一呆就是一整天。直到书店关门，他才不得已返回学校睡觉。所以，那时候他就得了一个“蛀书虫”的称号。
1925年，16岁的吴晗中学毕业。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弟妹逐渐长大，父亲患了肺病，每天需要不少医药费，而全家一年的收入也就五六千斤谷子，只能勉强维持一家6口的生活，根本就没有能力再供吴晗上大学。于是，父亲只好把吴晗安排在本村小学当教员。后来，他又到家乡附近的一所小学去教高小。
为了让儿子能安心在家乡教书，父亲给吴晗订了婚。那女孩年龄与吴晗相当，长得美貌，还上过学，与他家又当户对。可吴晗立志求学，不想结婚。碰巧女方获知吴晗上学时得到的操行评语不太好，便认为他这人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于是主动提出与吴晗解除婚约。这正中了吴晗的下怀。
对解除婚约，吴晗无动于衷，可他不甘心长期当小学教师。1928年暑假的一个晚上，为升学的事情，他又与父亲争吵起来，父亲把他狠打了一顿。这下吴晗深知，仅靠家中力量让自己升学根本无望，故当晚就不辞而别，离家到了义乌县城。
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当年就考上了私立之江大学，翌年又考入位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大学部。在中国公学，当时的校长是很有名望的胡适。吴晗就选读了胡适教授的中国文化史课程。他写的一篇结业论文《西汉经济状况》，深得胡适赏识。不久胡适离开该校到北京大学任教，而吴晗也一心想转学到北大、清华去深造。为筹集到北平的路费，他把《西汉经济状况》这篇文稿卖给大东书局，得了80元大洋。
1930年8月，吴晗来到北平。他曾想直接转学到北大历史系，但因考试成绩严重偏科，文史和英文都得了满分，数学却考了零分；尽管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很器重他，但北大规定考生有一门成绩为零分者不得录取，胡适也没有办法录取他。
次年，吴晗报考清华史学系，数学仍然是零分，文史和英文又是满分。虽然清华与北大有同样的录取规定，但因为吴晗的文史成绩特别优秀，而破格录取了他。
来到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吴晗在高兴之余又为学费发愁。在胡适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在清华的3年时间里，吴晗按照恩师胡适的理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先后发表近50篇文章。他的文章有相当高的学术和文化水准，因而受到当时和以后许多史学家的重视。由于他知识渊博，文笔又好，被聘为《清华周刊》文史专栏主任。1933年秋，他与巴金、朱自清等办起了《文学季刊》。翌年4月，他又与汤象龙等人发起成立一个以青年文史工作者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
来到清华的第二年，吴晗结识了他一生的爱人——袁震。
爱上一个“睡美人”
袁震原名袁震之，是湖北省光化县人，比吴晗大两岁，出生在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幼聪慧好学，思想比较超前。12岁时，袁震和堂姐袁溥之在故乡湖北老河口市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袁震姐妹考入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接受了进步思想。翌年，袁震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为此她和姐姐被学校开除；后在董必武的领导下，赶走反动校长，她们才又恢复学籍。1925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得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学校当局又说她是“危险人物”而将她解聘。
此时，袁震的堂姐袁溥之已被捕入狱。袁震在武汉呆不下去了，就在1930年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23岁的袁震，很快成为清华屈指可数的才女。她长得也很漂亮，身材修长高挑，皮肤白皙，很多男同学都在追求她。袁震在中学时代曾经废除了同一个家财万贯的独养公子的婚约，到清华上学后又谢绝了清华大学教务长、一位年轻的留美博士的追求。
才貌双全的袁震，在一次回家看望患肺结核的父亲时被传染，也患上了肺结核；读到四年级的时候，被迫停学。因家中无人照顾，学校就允许袁震住在学校宿舍里，生活起居由她的室友蒋恩钿照料。
袁震对文学、史学都有研究。她卧病在床的时候，还经常向吴晗任编委的校刊投稿。所以，她“漂亮才女”的名声依旧在外。吴晗很欣赏袁震写的文章，也十分想结识这位多少有点传奇色彩的同系女同学。在一个没有课的下午，袁震的室友蒋恩钿将吴晗带到她们的宿舍，吴晗第一次见到了病榻上的袁震。27岁的袁震虽是一位病人，但她优雅的气质、从容的谈吐，给吴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吴晗和同学们一起给袁震起了一个“睡美人”的雅号。从此，吴晗隔三差五就来看一看病中的袁震。吴晗研究明史，袁震研究宋史，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在与袁震相处的过程中，吴晗对她的出众才华钦佩不已，却也因她生病而感到怜惜。他暗暗把袁震当作红颜知已，每当自己写成一篇新的论文，总会迫不及待地送给袁震看，让她提意见。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袁震的眼前，而且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1934年夏天，25岁的吴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在毕业前夕，同时得到当时学术界的两位名人——胡适和蒋廷黻的青睐，他们竞相要把吴晗罗致自己门下。胡适再三力邀吴晗到北大任教，蒋廷黻就破格提升吴晗为清华教员。最后，吴晗选择留在清华。此年下半年，袁震的室友蒋恩钿毕业要去绥远教书。她觉得应该找一个人来照顾袁震，否则袁震只有死路一条。她了解吴晗是一个忠义之人，朋友托的事，他只要答应下来，就不会不管。于是，她就找到了留校任教的吴晗。吴晗听了蒋恩钿的来意，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下来。而无法离开病床的袁震，也只能接受好友们的安排。从此，吴晗一有时间就会到袁震的宿舍来。袁震得到了吴晗无微不至的照顾，渐渐地，两人日久生情。同年，袁震的堂姐袁溥之出狱后，也来到北平照顾妹妹，她们在校外租了房子住。由于袁震几乎没有收入来源，所以日常的生活费用都由吴晗承担。吴晗每个星期都去看望袁震，给她送来药和生活费，并跟她谈学术、文艺、时事以及对理想的探求等问题。
但此时的袁震祸不单行，她又得了骨结核，被一副石膏壳固定在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对这个失学失业、病魔缠身而又一贫如洗的袁震，吴晗并没有避之不及，他仍然一往情深地来看望她，而且更加频繁。他还帮袁溥之找了一份工作，每月的工资够维持她们姐妹的生活开支。
吴晗每次来就站在袁震的病榻前，两人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袁震要喝水，他就捧着水杯，把插在水杯中的那根玻璃管轻轻塞到她嘴里。待袁震喝了水，他们又接着继续谈，谈理想，谈时势，谈学问，无话不谈。袁震参加革命较早，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上她博闻强记，思路开阔，观点都很清晰，尤其在史学领域，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切令吴晗佩服之至。
有一次，他俩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非常敬重的适之先生的观点，结果被袁震驳倒，吴晗心悦诚服。袁震知道吴晗崇拜胡适，就笑说他：“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说：“那么，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
那段时间，吴晗坦率地向袁震表示了爱慕之意，袁震坚决拒绝了。尽管她内心也很爱吴晗，在她的眼中，吴晗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品德高尚，待人热忱。不过，她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她实在不愿意再连累为人忠厚的吴晗，更不愿拖累这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所以，她只有把自己的爱情深埋在心底。她郑重其事地告诉吴晗，说：“我已经无药可救，请吴先生好自为之吧。”可吴晗对她仍一心一意，绝不旁骛，一如既往地倾心眷恋和照顾着卧病在床的袁震。
因为对明史的专门研究，吴晗早已成为清华大学里年轻的学术明星。而他与袁震恋爱的消息，也开始在清华园里传播开来。同学之间对他俩议论纷纷，都说吴晗有些傻气，找了这么一位病怏怏的“睡美人”。但是，善良的吴晗并没有把这些闲言碎语放在心上。
破除万难，终成佳偶
吴晗的母亲在家乡听说儿子在北平有了女友后，高兴之余到处宣讲。可不久又听说那个女孩患了肺病，且瘫痪在床，她老人家可急坏了：这还了得！吴晗可是家里的长子，全家就靠着他呢！一个病入膏肓的女人，还不能生育！母亲立即托人写信到北平，坚决反对吴晗和袁震继续交往。吴晗回信婉言奉禀，极力称赞袁震的人品学识。
母亲心急如焚，便千里迢迢从浙江义乌乡下赶到北平，非要见见袁震不可。当母亲来到北平，要求见袁震时，吴晗只得编了一个谎言，声称袁震的健康大有起色，刚刚动身到外地疗养去了。母亲听说袁震可以动身到外地，以为那女孩的健康状况应该不像传闻说的那么严重，就在城里玩了几天后，带着满腹疑虑回乡下去了。
吴晗的亲朋好友都不赞成这门亲事。他的弟弟曾经找过吴晗的好友罗尔纲出面劝告。那时吴晗正生病住院，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言不发地听着罗尔纲的循循劝说。罗尔纲见他爱理不理的样子，便责备他带着孝子的虚名，却不顾母亲的伤心。听了这话，吴晗流下了泪水，他张开眼低声说：
“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的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
罗尔纲原本以为吴晗抗拒母命，只是由于他爱袁震才高貌美；而这时他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袁震有重病，需要有人照看！罗尔纲打心眼里钦佩吴晗的为人。
正在吴晗和袁震热恋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北京各大院校都开始外迁。1937年9月，不到30岁的吴晗，应云南大学之聘要到昆明去。他很想带着袁震同去，可病弱的袁震还被固定在北京的病床上，不能下地行走。吴晗心里很不是滋味，临行前，他深沉地说：
“我这一去虽关山万里，但绝不会忘怀你，也绝不会别情它移！你要充满信心，战胜病魔。一旦你能下地行走，我就来接你到昆明去。”
吴晗回昆明后，月月给袁震寄钱，两地书信不绝，彼此安慰鼓励，增加了在逆境中共同奋斗的勇气。袁震在积极治疗和吴晗炽热的爱情鼓舞下，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病情开始好转。
1939年夏天，也就是吴晗与袁震相识后的第五年，袁震终于可以从病床上下地行走了。吴晗关山万里，终于把袁震接到了昆明。
那时，吴晗的母亲和弟妹，为躲避日寇，早已从家乡来到昆明，与吴晗住在一起。当他们见到端庄大方、彬彬有礼的未婚儿媳，却面色苍白、风吹就倒的样子，不免大吃一惊：这样的姑娘，怎能同儿子结婚呢？不过，母亲心地善良，她一边好言劝慰袁震，一边劝告儿子，要他理性地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
在其他事情上，吴晗对母亲的话都是言听计从，百般孝顺她老人家。而唯独这件事，他非常固执。他仍旧耐心护理着袁震，每天扶她到室外去晒太阳。那时昆明市常有空袭警报，经常需要卧床的袁震不便躲防空洞，吴晗就把家搬到了城郊东北的黑龙潭落索坡。
母亲见自己的规劝不起作用，实在不能忍受了，就开始又哭又闹，几乎都要给吴晗下跪了。后来，她只能找最关心吴晗婚事的大妹去劝，要她警告哥哥，说：“你若娶了她，要断子绝孙呐！”
在一个星期天，妹妹把哥哥拉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一五一十地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了他。吴晗听后，正儿八经地说：
“我并不是因为袁震生病，我同情她，才跟她好的。我和她是清华的老同学，在史学研究上有共同语言、共同的一些情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个是生死不渝的。她在这最危险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我不能够抛弃她，那样她受不了。两个人要好，不仅在顺利时要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中要好。不管袁震愿不愿结婚，我都要照顾她。否则，那就是不义的人。难道你愿意自己的哥哥做不义的人吗？”
吴晗的一番话把妹妹感动了，她觉得哥哥在爱情问题上很高尚，于是就反过来帮他做母亲的工作。母亲没有办法，也只能找适当的时机再开导儿子。当母亲知道袁震在昆明除了一个堂妹之外举目无亲，如果吴晗不照顾她，她就很难生活时，就对吴晗说：
“只要你答应不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里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替她治病，替你尽心！”
吴晗满含热泪地对母亲说：
“您完全错了！人的精神是不能用金钱换取的。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
母亲终于无话可说。
在吴晗一家人的精心护理下，袁震的病情得到控制，她的脸色也慢慢红润起来。吴晗和袁震终于能像普通恋人那样，在夕阳的余辉里，漫步于小径之上了。
1939年10月的一天上午，吴晗对母亲谎称陪袁震进城看病，他俩来到昆明城里一家旅馆，约了几位好友，在一间简朴的小屋里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婚礼仪式。这一年，吴晗30岁，袁震32岁。一对患难情侣，终成佳偶。
患难情侣，含冤辞世
1940年，吴晗又到西南联大分校讲课。1943年7月，吴晗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前身，并参与革命活动。1946年8月，吴晗携袁震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主任委员。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10月1日，吴晗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同年11月，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
不管公务多忙，吴晗对袁震的感情和照顾一如既往。袁震也尽力在学术上帮助丈夫。在此前后十几年间，吴晗先后出版《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等多部著作。吴晗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袁震的心血！”
因为身体的缘故，袁震一直没生小孩（甚至据说还不能过夫妻生活）。夫妇俩十分渴望能有个孩子，就从孤儿院里抱养了一个小女孩，取名吴小彦。小彦长得很机灵，也很懂事，给了吴晗夫妇心理上莫大的安慰。不久，他们又从孤儿院抱养了一个男孩，取名吴彰。自打有了这两个孩子，吴晗、袁震的生活就增加了许多乐趣。正当他们沉浸在家庭天伦之乐的幸福中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向他们袭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和袁震从精神到肉体均惨遭摧残。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不到1个月，袁震又被当成反革命家属，关进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后长期被关押在劳改队潮湿的小浴室里。原本就长期卧病的袁震，哪里经得起如此这般的非人折磨？在她全身瘫痪的时候，连女儿小彦、儿子吴彰照顾她的权力也被剥夺。直到多日后，劳改队才允许小彦和7岁的吴彰把奄奄一息的袁震接到医院看病。却因无钱治疗，次年3月18日，袁震永远离开了人世。同年10月11日，饱受折磨的吴晗，也在秦城监狱里含冤辞世。
吴晗和袁震这对同生共死的患难夫妇，结合于颠沛流离之中，死亡于沉冤未白之时，令人可悲可叹。
从此，失去父母的吴小彦，带着弟弟相依为命。两个孤苦零丁、无依无靠的孩子，因是“黑帮”子女，饱尝了世俗社会的歧视和辱骂。生活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摧残，终于使吴小彦支撑不住了，1973年，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1976年9月23日，吴小彦在狱中自杀身亡。
1979年7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吴晗平反。1984年8月31日，邓小平为清华大学新建的“晗亭”题写名字。
（本故事收入《细说清华学者们的爱情往事》，李子迟等著，东方出版社2011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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