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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当时看起来很简单，但事后想想却很复杂，比如爱情。 有些事情，当时看起来很复杂，但事后想想却很简单，比如爱情。 公元2000年6月的某一天，太阳开始增加了它的威力，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城正以一种看起来渐进而激烈的姿态进入它一年中最最难熬的夏季，刚刚经历了一次情场失意打击的我孤独地坐在前工院六楼的某个阶梯教室里发呆，用一支画机械制图的HB号铅笔在活页夹的稿纸上写下上面的诗句，它听上去颇有几分哲学的精神，辩证而可疑——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名D大机械工程系的学生，我是完全不合格的，而作为一名自诩的校园诗人，自己同样是蹩脚和失败的。 当时已临近暑假，校园里逐渐失去了往日惯常的喧闹声，图书馆和自修教室里也大多是空荡荡的悄无声息，只有鸣蝉躲在法国梧桐阴凉的树冠上不知疲惫地发出让人焦躁不安的聒噪，让这笼罩着离愁别绪的校园看上去不免有些伤感的味道。分分合合的校园爱情悲喜剧每天都在上演着，有人是看客，有人是演员，只是永无谢幕的一天。 而对于当时不满二十一岁、即将转入大四的我而言，正如郑愁予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一 忆桃园 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怀念桃园其实是一件很矫情的事情，但无奈这并不能成为我说服自己停止去想它的借口——尤其是当此刻我心血来潮地用文字与往事干杯、回首那些澈明如水的友情与爱情时候，真的，我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把它轻轻绕开、忽略不计的理由。 所以，不可避免地，故事仍然要从这里开始说起。 这里所说的桃园，与壮怀激烈、快意恩仇的刘关张结义的故事无关，所谓桃园其实只是D大的一个校区而已。随着学校规模的日渐扩大，地处闹市寸土寸金的校本部既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又没有再向四周扩建的可能，解决之道便是选在长江以北的浦口圈了一千余亩地皮建起了这座新校区，最先只驻大一一个年级，随着教学楼和宿舍楼的逐渐增多，等到我九七年考进D大的时候已经开始驻守一、二两个年级了。 坦白说，这座与本部隔江而望的校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很偏僻的，它的具体位置是在距浦口区泰山镇泰山新村以北约两公里的一个山坳里。下了长江大桥沿着高速公路继续北行约十多公里，过了泰山镇的大转盘后远远地就能看见立在路口显眼位置的一个巨大的带着箭头的指示牌，上面写着“D大浦口校区”的字样，沿着箭头方向再步行走上十几分钟便可到了，途中首先要经过江苏交通专科学校，校门口时常能看见一个兜售邮票的老头以及一个总是把头埋得很低、专心致志拉着二胡的乞丐，那神情似乎有没有人向他面前的盒子里施舍零钱是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当然如果不愿意走路，你也可以选择搭乘那些常年守在路口揽生意的“马自达”（南京人对一种可以载人载货的小型机动三轮车的称呼），正常的价格是两块钱，高于这个价格你就算被宰了。 与处在闹市中的本部截然相反，桃园的周围被众多的山丘与农舍环绕，西面的山坡背面还有大片的农田，这情形可比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只是南京不象昆明有那么多的茶馆而已。在这样的一片闭塞幽静的田园牧歌声里，周边惟一算的上与城市气息沾点边的大概就是南门外那座尖顶的基督教堂了，圣诞节的时候曾去那里看他们做弥撒，混迹于一群虔诚的基督徒之中，还分了两块天主赐的饼干，至于是什么味道的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 最热闹的地方便是东门外的那条狭窄的火炬路了，它也是D大和对面的交通专科学校的天然分解线。火炬路上各类小饭馆林立，其间夹杂着一两家偶尔放些成人片的录象厅与从来不卖文艺学术类图书的武侠小说租书店，由于没有更好的去处，它们和当时泰山镇上的网吧一起构成了男生们周末时“杀死时间”（英语所谓KILL TIME）的主要战场。 最应该感谢那家录象厅的应该是只有晚上才出来在东门外摆摊兜售瓜子、话梅之类零食的小贩，很奇怪，看录象与嗑瓜子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奇怪的必然联系，桃园的两年里被我在录象厅里消灭掉的瓜子究竟有多少已经无从计算，但可以肯定一定是个惊人的数字——如果再考虑到吃零食嗑瓜子之类原本该是女生的专利的话，这就更让人吃惊了。 那家录象厅其实并不大，地上地下两层，总面积绝不会超过六十平米，放着几排硬梆梆的木质长条椅，坐的时间久了臀部会感到很不舒服——对于我这样身形瘦削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录象厅的生意依然火暴，老板是个挺粗壮结实的中年人，我当时常常猜想如果他按章纳税的话绝对应该是火炬路上的头号纳税大户。 录象厅逢周末以及节假日会有通宵录象放映，曰“大夜市”，大夜市不光有周星驰的搞笑与好莱坞的惊险，半夜的时候也会放一些场面火辣辣的色情片，回想起来在我们这样一个谈性色变的国度，录象厅的那台三碟连放的万丽达VCD机也许在不经意间填补了性教育的某些空白，从而完成了对多数D大（也包括部分附近的交专与南大）男生最早性教育的启蒙作用。 放色情片的时候，每每遇到烂片观众会齐声高喊“老板，换碟”，睡在外面的老板于是眯缝着眼睛从被子里钻出来换碟，对着画面的镜头视若无睹。两年之后，已经搬到本部的我们依然对那段录象厅生涯念念不已：那时我和宿舍的兄弟们已经合伙凑钱买了台单碟VCD机和一台18英寸的老式二手彩电，晚上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宿舍的床上看碟了，但每当出现让人不能容忍的滥片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惯性地齐声高呼：“老板，换碟！” 老板当然是听不到我们的呼喊来为我们换碟了，我们大三搬到本部后不久就有哥们无意中从《扬子晚报》上看到，说经群众举报、公安查实，那家录象厅因公然传播淫秽内容被查封了，再后来，听说老板改行开始在火炬路上卖水果了。 火炬路上除了录象厅和水果店之外，数量最多的还得要算是饭馆，一路绵延不绝的饭馆虽然名字各不相同，但格局都大同小异：店堂里分两行摆放着6，7张长方形的餐桌，里面架个电视和VCD机，放一些消磨时光的枪战片或搞笑片，饭食品种、价格也基本差不多，所以到后来每家饭店都会有自己稳定的一批熟客。我常去的是一家安徽老乡开的饭馆，每次一进去老板先端上一杯茶水，“来点什么？”“鱼香肉丝。”根本用不着多说话，分量足，价格低，口味好。叫我难忘的还有最北边那家桂林米粉店，招牌吃食是砂锅饭：端上来热气腾腾的一个砂锅，上面盖着油滴滴的家常小菜，菜汁一直浸透下面的饭，闻一闻就已让人垂涎欲滴，那才是地地道道的砂锅饭，是把米加水放在沙锅里直接煮熟的，不象现在有些饭店是拿大锅煮好饭再盛在沙锅里来糊弄人。 火炬路只是学校外面的一条路，所以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与桃园本身关系不大，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与校园意义上的桃园一起构成了桃园生活的一部分。桃园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已无从知晓，只知道大家都这么叫它，就连通往市区的“鼓扬”线（从鼓楼开往扬子石化）、“汉高”线（汉中门开往高新开发区）的公交车站牌上的站名都这么写。春天的时候我曾留心观察过，并没有在校园里发现多少桃花，而长江天堑相隔的先天交通不便使得这里远没有它的名字里透露出来的那么有诗意，所以D大的学生通常更愿意称之为浦口或新区，我总觉得这种称谓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淡淡的不满与无奈在其中。 桃园是没有教师宿舍楼的——只是在招待所（三舍）里留了几间客房，以备因为晚间授课太晚而错过了校车的老师临时歇息之用——老师们过来上课全凭校车接送。每天清早，年轻年长的先生们坐着校车从市区风尘仆仆地赶来授课，现在想来这是很辛苦的事情，但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对这样守时敬业的先生们并不怎么领情，倒是有一年冬天南京下起了罕见的大雪，当时临近寒假，那场雪使得监考的老师困在本部过不来，学生们自得其乐，开心不已地打起了雪战。 周末的时候，本地的学生急着回家增加营养，外省的学生也想着去市区看看心仪已久的紫金山、中山陵、雨花台，或是去市区买点衣服、买点书、逛逛街什么的，于是蜂拥出校，把本就拥挤的高新、鼓扬线塞的象沙丁鱼罐头。那时长江二桥还仅仅只存在于图纸上，那座曾被视为南京标志之一、桥头堡上耸立着巨大三面红旗的长江大桥是连接浦口与市区的惟一通道，大桥堵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若是不幸遇上了，无论先生还是学生都只有一脸无奈地被搁浅在路上，小声嘟囔着发几句牢骚，或是无聊地看江面上的采沙船向着落日方向轰鸣着驶去，慢慢地成为一个黑点消失在远方。 要说桃园有什么好处的话，舒适的宿舍大概是被大家谈的最多的话题之一了：与本部八个人一间的拥挤不堪相比，桃园的宿舍简直可算奢侈：六层高、南北向的宿舍楼里，朝南的四人一间，向北的两人一间。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楚地记得在桃园的宿舍号甚至是宿舍的电话号码，我所在的八舍是当时最晚建成、最南边的一栋，宿舍外边就是十几个连成一片的篮球场。早上出操的时候也是最能体现八舍优越性的时候：因为占了地利的便宜，我们可以比住在其他几栋楼的兄弟多在床上赖几分钟，直到体育委员在下面大喊点名的时候才极不情愿地从暖和的被子里钻出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楼下冲去，而穿衣服通常是与奔跑同步进行的。 桃园里当然还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物和许多的故事，对于我而言，桃园也许是一个常说常新、永远说不尽的话题，那就留待下面接着说吧，因为我要说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里，一个被称之为“桃园”的地方，而故事，则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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