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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字库里,与现代“税”字近似的词有“贡”、“租”、“赋”、“役”和“税”.从字面含义上看,“贡”与“赋”与“贝”相关,前者指畿外或外番上交给中央的馈赠,后者则与军队和兵役相关；“役”涉及到人力,徭役是无偿征用的劳力,同样具有财政税收的性质.“租”和“税”与土地相关,田租交予土地的所有者,税则上交给国库.从古代文献上看,古人并没有细致地定义过,近现代学者则有过激烈的争论.一般的说法是,“役”与“人力”无偿征用相关,是最原始的财税形式；“租”与土地相关,“赋”和“税”则与财政相关,此三者先是“实物”性的财税形式,后发展与“货币银铜”相关的高级财税形式.中国古代赋税的发展,就是从“人力”到“实物”最后到“货币”的发展.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传记体的通史著作,作者司马迁从三皇五帝写到了西汉的武帝,财政税收的记载散见于各处.从《史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赋税的起源和中国早期财政税收的特点.
赋税的起源与官员的俸禄制
研究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学者,一般把中国赋税的起源定位于西周,也就是《诗·小雅·北山》中的那句“蒲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史记》上的说法,从夏代开始,中国就有了古代的财政税收:“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司马迁称,商纣王之所以能够“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正是因为他“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
可惜的是,对西周历史的记载,《史记》并没有涉及到赋税的内容.只是到了秦始皇本纪的时候,司马迁才借李斯之口谈及了西周.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如何安置亲属和功臣曾与群臣们商议过.结论是不再采用西周的分封制和井田制,而确立新的郡县制度,也就是从封建到专制的过渡.李斯对秦始皇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成为中国官僚俸禄吃财政的制度雏形.从西周的井田和封建之制到秦汉封建专制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次社会结构转型,与之相伴随,财政制度也由君臣分封转为官员俸禄.汉代之前,土地归王,诸侯各有自己的封地；国王享贡赋徭役之税,诸侯收田租；皇帝依照人口户头享受全国的赋税,贵族有自己的食邑得到供养.汉文帝曾经说过:“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此后,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虽一般不存在分封诸侯王的制度,但都实行过分封食邑的“封而不建”的制度.以汉代为例,田赋主要用于地方官吏和军备支出,中央政权支出基本与田赋无涉,皇室的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口赋和山泽园池及关市的租税.《史记·货殖列传》称,“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傜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
举例来说,吕后的外孙鲁元王偃,年少失父母,孤弱.吕后把他托付给“食邑五百户”的关内侯,让孤儿有所养.到汉代的时候,类似于“高祖时诸侯皆赋”,“诸侯独得食租税”,“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的文字多见于《史记》之中.
汉孝惠、高后时,“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对于边关新郡,则有新的政策.汉征发三年,诛羌,灭南越.自番禺以西至蜀南,设置十七郡,“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外各郡,吏卒的奉食及车马被具,各以土地的比例配给.这些新郡曾发生过小的叛乱,汉发南方吏卒前往镇压,万余人的费用都依赖于均输调盐铁的助赋.到汉代的时候,官员的品级和俸禄制度已然成型.汉承秦制,以“石”定禄秩.从词源上分析,“石”乃租税的计量单位.《史记·外戚世家》且有“《汉律》:真二千石俸月二万”的记载.
赋税轻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
从思想观念上看,司马迁遵从儒家.对于赋税的评价,他近似于孔子所谓“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他借用孔子的话说,春秋的诸侯们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因此,对于赋税的看法,司马迁认为轻税和减税可以得民心得天下,重税和苦役则可灭国.
对卫文公,司马迁说他在立国之初的时候“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所以深得民心.对晋国君主,司马迁援引叔向与晏婴的一段对话表明了立场.叔向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秦国及秦朝的历史兴衰,同样与赋税相关.商鞅变法,秦国兴起.商鞅革新,除了开阡陌封疆、集乡邑为县、统一度量衡、设什伍连坐之法、依军功授爵、重农抑商、抑宗室兴军功之外,财税变革也是其得意之作.具体地,他一个方面提倡减低税收负担,提“赋税平”口号,另外一个方面扩大税收的基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结果达到“居五年,秦人富强,诸侯毕贺”的局面.
秦二世则是因重赋税而亡国的典型.二世以“税民深者为明吏”,宠幸赵高.受赵高蛊惑,二世常居深宫中与赵高决策国家大事,公卿百官不能够朝见.其后,秦二世的法令诛罚日益严酷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众多.更为严重的是,他造阿房宫,“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结果导致了陈胜和吴广的农民起义.暴动发生的时候,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曾经分析: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杀盗贼甚众却暴乱不止,其中的原因,“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三人进谏请二世“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不听,反而斥责他们不尽忠力.无奈,去疾和冯劫自杀,李斯被囚赴五刑.司马迁罗列秦二世的罪过有:无道、坏宗庙、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官吏不律己,最后是“赋敛无度”,“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结果是“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
作为汉代的史官,司马迁不敢对西汉皇帝多加指责,对汉初文景帝的休养生息和汉武帝敬畏神灵多有褒奖.汉文帝执政的时候,“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对汉武帝犒劳百姓、减免赋税和大赦天下,司马迁则赞赏有加.《史记》载,汉武帝在泰山封禅,对群臣们说,“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弗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于是惠民:“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免租:“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毋出今年租税”；赦天下:“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
孟尝君收税与平原君纳税
齐孟尝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和赵平原君,多有“广招门客”和“鸡鸣狗盗”的轶事,至今仍广为流传.这里,我们在《史记》中寻找他们的税收故事.
孟尝君为齐威王的孙子、齐宣王的侄子,他继承父亲的封地“薛”,也曾经做过齐国的“相”.他的舍人魏子曾为孟尝君收邑入,也就是收租税.来往三次不曾收到一份租税,孟尝君问他缘由.他回答说:我碰到了有贤德的人,就把钱粮送给他了.孟尝君一气之下赶走了魏子.几年后,有人在齐闵王面前说孟尝君的坏话,称孟尝君将为乱,以及田甲劫闵王.闵王生疑,孟尝君逃亡.曾经受魏子粟的贤者听说此事后,上书国君言孟尝君没有作乱.为了证明这一点,贤者跑到宫门前自刎.闵王知道后去调查,发现孟尝君果然无意图谋,于是复召孟尝君.
平原君为赵国的公子,三次辞相三次复位,封于东武城.赵奢是赵国田部的官吏,他到平原君家里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人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掉平原君家里九个管事的人.平原君大怒,想要杀奢.奢对平原君说:您贵为赵国的公子,却纵容家臣而不奉公,不奉公就会削弱法治.国法得不到遵循就会使国力下降,国弱了其他诸侯就会发兵侵犯,最后赵国会亡.如果赵国没有了,您还哪有富贵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您奉公守法,那么会造就一个强大的赵国.赵国强了,身为赵国贵戚的您,谁敢轻视您呢？平原君认为赵奢是个贤人,向赵王引荐.赵王任命奢掌管国家的赋税,赵国因此民富而府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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