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与加法的背后——《苦菜花》创作影响史话

时间：2020-09-11

加法与减法写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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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经典”的百花园里，《苦菜花》可谓一朵独特的奇葩。作者发表作品时的年轻，作品中丰富细腻的爱情描写，作品出版后引起的复杂而矛盾的争议，以及多种形式与意味的改编，半个世纪以来，都使《苦菜花》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

一、20世纪50年代：生命与激情的熔铸

《苦菜花》是冯德英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它不仅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这部书一经出版，就产生了种种反响。

作品出版时作者如此年轻，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呢？一个只念过五年小学，十三岁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苦孩子，怎么会想到搞文艺创作呢？这是常常有人询问的两个问题，甚至还有过《苦菜花》不是出自冯德英之手的流言……

1935年，冯德英出生于山东牟平乳山。在这个昆嵛山区的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被汉奸乡长打死，大儿子被迫出逃，只留下母亲带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顽强地生活着。冯德英从小经历了困苦家庭的磨难，目睹了家乡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他的大姐、哥哥相继参加了革命，母亲也由于儿女的影响，和革命有了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尽管母亲在冯德英十一岁时就不幸辞世，但母亲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都深深印在了他的心里，“母亲对革命人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忘我奉献，被正义事业的参加者所赞颂所感动，自然地也被反动者们所仇视所诋毁。我自幼和母亲身影相依，行止相随，她的行为，她的眼泪，她的欢笑，她的爱，她的恨……都深深地影响着我，感召着我，启迪而激励着我。”[1]他的家庭被敌人切齿为共产党的“干部窝”，八路军干部战士则亲切地称它为“招待所”，年幼的冯德英更是与家中来来往往的女干部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深刻的童年记忆，丰富的感情积奠，无疑为《苦菜花》的写作打下了基础。

一九五〇年，也就是冯德英参加解放军的第二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看到了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这本封皮已被揉烂了的书引起了他对故乡人民抗日事迹的回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他爱上了小说，爱上了文学，开始羞羞答答地自己摸索文学创作。为了写作《苦菜花》，冯德英从1953年开始酝酿、构思、钻研，写了四、五万字的“母亲的回忆”，这可以说是《苦菜花》的“胚胎”。关于《苦菜花》的正式写作，冯德英是这样回忆的：“1955年春节在海南岛三亚执行任务的时候开始写，写在电报纸上，出差来回反复地写。1955年秋11月调到汉口工作，在中南空军教导连教授无线电飞行员，利用晚上的时间偷偷地写。那时候非常炎热，托朋友从外地买的稿纸——当时武汉还没有这种稿纸，竖写的。先在电报纸上写，边改边誊清。”

[①]武汉是有名的大火炉，七八月间又正是最热的时候，谈起那时候的创作激情和艰苦条件，冯德英仍然十分感慨：“武汉夏天可是真够热的，现在叫我不可想象。……可是那时都是九点多查完铺，再到办公室写到下一两点，拿两个香蕉吃，身上那个汗呵……”

冯德英的创作激情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不是别的，正是我童年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我接触过、看到过、听到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中的人和事，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我爱那些和我命运休戚与共的好人们，恨那些祸害我和亲人们的丑类，这种强烈的切肤之痛的爱和恨的感情，推动这我要歌颂，我要控诉。……就是这种对党对人们的强烈的感情力量，使我能下决心学习各种知识，提高艺术表现的能力，克服一道道关卡，写出第一本长篇小说《苦菜花》的。”[2]

这位十九岁的电台台长，在完成军事任务的情况下只能见缝插针地从事写作，写成了将近二十万字的初稿，自己回头翻检后又达到了二十八万字，但他仍觉得还有漏掉未写的。在朋友的鼓励下，同年秋天，冯德英悄悄将沉甸甸的一包稿子寄往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大意是说，我是某部队的一个19岁的排级干部，共青团员，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小说稿子，自知水平很低，达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3]

稿子刚刚寄走，反胡风引起的“肃反”运动来了。在冯德英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装有信件、日记和草稿的大皮箱被撬开。当时冯德英一天不落地写日记，日记上记有他写作的事情，搜查者又在电报纸上发现了稿子，知道他是在搞创作。冬天，当在外教学的冯德英回到广州时，“肃反”运动的寒气立即侵袭了过来：“我都没想到我是重点。一个是从日记上；一个是来信上，来信谈一些社会问题；再加上稿子，他们也没看我写什么，但只要写就与胡风有关。”幸亏他们还不知道冯德英已经将稿子寄出，而忠诚的朋友也只字未露。冯德英的特别行动和不务正业，在大会上受到“不点名的点名批评”：“我们单位有个年轻的电台台长，他今年刚刚二十岁，只上过小学五年级，倒在写小说，想当作家！他能当作家，还要丁玲、赵树理干什么？!” [4]今天谈起这段经历，冯德英仍为《苦菜花》的虎口脱险唏嘘不已：“我就没说稿子已经寄走了，要是说了，肯定去给要回来。批判斗争了我三个月，逼着我问：‘你是否给胡风写过信？你想成名成家，你能不给他写信？！’我当然不能瞎说。”

冯德英明智地暂时隐瞒了“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②]的来信，信中告诉冯德英，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都已转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及时把意见告诉作者……然而，北京编辑部的“肃反”运动也开始了，一切正常的业务工作都要停下来为政治运动让路。运动结束后，编辑部先后来了两封信：“第一封信说稿子感觉基本还是不错，但是还有些缺点，接着没几天第二审，又来了更长的信，缺点也否定了，就是肯定稿子非常好。”1956年冬，冯德英在编辑部的支持和帮助下到北京改稿，五个月的时间，小说字数从近二十九万增加到了近四十万。编辑们都感叹冯德英为什么改得这么快，其实这些内容在冯德英心里酝酿已久，只是没有时间都写出来。利用这个机会，冯德英将情节展开，进行了细化，而人物关系之类都没有什么变化。从小说的初稿一直到1957年春天的定稿，书名都是《母亲》。当时解放军文艺社的主编陈斐琴同志说，有高尔基的小说叫《母亲》了，书名能不能不叫《母亲》？当然，没有更好的，叫《母亲》也行。苏联有它们的“母亲”，我们有自己的“母亲”…… [5]当冯德英提出《苦菜花》这个书名后，很快得到赞同。

《苦菜花》的出版过程也是好事多磨，冯德英回忆说：“1957年5月《苦菜花》已经定稿了，结果又来了反右了。如果没有反右，《苦菜花》1957年上半年就出了。主编对《苦菜花》一个比一个肯定好，说一定要留着第一本书出。过去解放军文艺社都是交给其他出版社出，说这次要挑一本我们自己打得响的。我当时都不相信，以为他们是说些鼓励的话。”《苦菜花》初版于1958年1月，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由天津画家张德育作的彩色插图，而之前“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辑的书，都是交给地方的有关出版社出版。当时全国有七八家翻印，印数有两百万左右。之后，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全国范围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作者趁机对入选的《苦菜花》作了些枝节性的修饰，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收作后记，直到“文革”之前，没有再修订过。

小说一面世，便受到了巨大的关注和广泛的好评。评论界纷纷认为，它是一部成功的作品，生动描写了胶东昆嵛山区军民团结抗日的斗争生活，成功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革命母亲的光辉形象。许多评论者称其为“一朵香花”，如《“苦菜花”是一朵香花》[6]。在《“苦菜花”为什么是一朵香花》[7]里，徐文斗列举了如下理由：再现了过去长时期中人民所受的苦难，写出了这个斗争的残酷、艰苦和复杂，表现了军民之间和党群之间的血肉关系，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创造了一些动人的形象，象于得海、柳八爷、德强、杏莉、杏莉母亲、四大爷、老号长、娟子等都给读者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都给读者一些教育，但比较起来，最成功的是王柬芝和母亲这两个人物。在分析了王柬芝这个形象之后[F1]，评论者进一步[F2]指出：“这个人物母亲笔者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部小说的成功。 ……最可爱的母亲不是仅仅爱护自己子女的母亲，而是热爱广大劳动人民子女的母亲，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出来的母亲。”米若的《谈冯德英的“苦菜花”》、[8]李希凡的《英雄的花、革命的花——读冯德英的“苦菜花”》[9]也积极肯定了《苦菜花》史诗性的革命主题和对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

与次[F3]同时，更多的评论者将目光集中在“母亲”这一形象的意义上，围绕母亲的思想觉悟和阶级属性展开了争论。综观此类评介文章，大家都同意母亲是一个革命的母亲形象，但对母亲“是一个怎样的革命母亲形象”却存在着分歧。李希凡认为“小说中的突出人物母亲，虽然和革命有这样的血肉联系，但自始至终只停留在一个革命同情者的水平，这就限制了母亲性格的更深广的发展。”[10]另外一些评论者则认为，母亲“是一个勇敢的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的真实形象，[11]具有“阶级觉悟”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12]对此尤为坚决的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评论组，他们认为，“李希凡同志没有看到母亲性格的发展，或者至少是没有看到反扫荡斗争以后母亲性格的发展……”以评论组的名义发表评论是当代批评界一个十分有意味的现象，集体的观念统一了个人的想法，为什么这个评论组一定要强调母亲由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发展为无产阶级战士？还是让我们接着看其陈述的理由吧。“不承认母亲性格的发展，就不能深刻地认识到母亲形象乃至小说“苦菜花”的社会意义，因为“苦菜花”的成功，在于它创造了一个革命母亲的形象，概括了我国千千万万的革命母亲在革命战争熔炉里磨炼、考验，接受党的思想，在战斗中成长的过程，从而使母亲的形象具有更深刻、更广泛的典型意义。”[13]社会意义、典型意义是当时评论者进行文学批评时所持的重要标准，如果不具备这种革命性的意义，那么作品也便失去了价值；从这个逻辑上说，作品是否成功便取决于主要人物是否符合这一尺度，因而必得强调母亲的阶级属性和典型意义。

与这种批评语调相异的是何其芳的批评，这位独特的诗人、批评家在阶级观点统摄一切的年代，相对保持了文学批评的本真性。在《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14]一文中，何其芳首先肯定了《苦菜花》的成功，认为其“写抗日战争中的艰苦生活是很充分的，但沉重的艰苦残酷仍然掩盖不住人民的革命的斗志和信心，这是这部小说的根本优点。”与此同时，与其他评论高度评价革命母亲的形象相比，何其芳却大胆地指出了这个形象的概念化，“那个贯穿全书的被称为‘母亲’的人物，她当然是给人印象较深的，但她的性格也还是写得不突出。作者写到了她觉悟的提高，写到了她在敌人面前的英勇不屈，但要把一个人物的性格写得突出，至少这些描写还是不够的。”尽管何其芳并没有完全抛弃塑造典型的目标，但他敏锐地看到了，“母亲”主要被作为一个成长中的革命者形象来塑造，而其作为“人”的复杂一面并没有被彻底表现出来，何其芳是反对将正面人物写得过于高大、没有缺点的。然而，这种观点是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相违背的，这一微弱的声音迅速地湮灭了，批评者本人也因自己的批评观而受到责难和批判。

尽管冯德英的创作确以表现母亲为中心，并且因为已经有了高尔基的《母亲》才将作品定为现在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之外，在对英雄形象的歌颂之外，《苦菜花》与当时其他红色经典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其中大量丰富细腻的爱情描写，比如，德强与杏莉从青梅竹马到朦胧的少年之爱，杏莉母亲与长工王长锁由互相同情到相依为命，花子和长工老起的偷情与抗争，娟子对姜永泉的一往情深、羞怯难言……《苦菜花》之所以在那个年代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并且至今还保持着青春和活力，丰富的爱情描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冯德英为什么得以在作品中正面展现那么多的私人感情？除了作者的童年记忆和个人感情在创作动机上的直接作用外，冯德英认为，好处就在“我写的时候政治因素干扰少”，相对于社会来说，冯德英所在的部队受政治风潮干扰滞后且比较少。并且，“肃反之前写完了，要是肃反以后写可能也受点影响。”修改的时候，“‘百花其放，百家争鸣’，1956、1957上半年是正好的时候。”作者的红色出身和革命经历，也是支持作者秉笔直书的坚定后盾：“我当时还想，我是红小鬼，我家是革命家庭，我不怕。结果‘肃反’弄了我一下，但是我的稿子已经出来了。”种种因素融合到一起，使冯德英的创作避免了极左思想的过多影响，使作者得以将胶东解放区斗争的残酷性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来，使作品中流露出了较为丰富的真情实感，但是，这些富有积极意义的特色，在文革中也就成了污点和罪证。

二、文革前后：“生活”与“真实”的矛盾

《苦菜花》的问世可谓是作者人生中的转折点，是影响作者一生的重要因素。围绕《苦菜花》发生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它既使作者得以走上自己热爱的文学道路，赋予作者许多荣誉，也给作者、作者的家人以及作品的原型带来了灾难。

文革前，社会各界包括党的重要领导人，都给予《苦菜花》积极的评价。由于小说的成功，空军党委给冯德英立了一等功，冯德英还获得了平生第一笔稿费8000元。在1958年的“全国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得知他把稿费全部捐献了，周总理看着当时只有102斤的冯德英说，“稿费捐献了好，但是也要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并鼓励他，“写一本还不够，还要继续写，你这么年轻。”对于小说《苦菜花》的自我评价，冯德英认为，这部作品如果说成功，是因为它反映了广大抗战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1964年，周总理接见《女飞行员》[③]创作人员时，也提到了冯德英的小说，表示小说写的生活他在延安时期就知道一些。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5]中指出：“强烈而鲜明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是我们的文艺的最显著的特色。文艺工作者，作为时代的鼓手，运用各种文艺，形式，敏锐地反映了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反映了祖国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不断涌现的新人新事，热情地描绘了新事物在斗争中的成长，显示了文艺密切配合政治的积极作用。不少优秀的作品对我国人民的革命历史和现实斗争作了广泛的描绘和艺术概括。”《苦菜花》作为重要例证被举出，稍后周扬又特意强调，“《苦菜花》以敌后抗日根据地复杂的残酷斗争为背景，刻划了一个善良而又勇敢的革命母亲的形象”。可以说，这个时期对《苦菜花》均持肯定态度，对于《苦菜花》中对抗日战争的复杂性、残酷性的反映是积极认可的。

但是，由于极左思想的迅速蔓延，由于“连坐”、“株连”的古代悲剧在文革时期的重演，由于“文艺哨兵”江青的介入，《苦菜花》、《迎春花》以及未及出世的《山菊花》都饱受摧残和蹂躏。事情还要由“三花”中的姐妹花之二《迎春花》说起。

在《苦菜花》激起的热情的推动下，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冯德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于1959年春写完四十五万字的小说《迎春花》。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一期全文登出，新华书店要征订一百万册，因为纸张紧缺，解放军文艺社暂时只能印出四十万册。与《苦菜花》的好评如潮不同，《迎春花》出版后随即引起了很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失于色情，有副作用。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苦菜花》也存在这个问题，值得作者警惕！更可笑的是，“文革”中批判“三花”时，控诉作者是青年流氓犯的“教唆犯”，说一些强奸犯供称，犯罪的根源是读了《红楼梦》、《水浒传》及《苦菜花》、《迎春花》！“文革”中，冯德英的“三花”遭到无情的批判，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成为禁书。[16]

1964年，冯德英被“文艺革命旗手”江青点名批评写了坏小说《迎春花》，这是由江青观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引起的。她认为，剧中反映的解放战争的生活是歪曲，同她经历过的不一样，她又看了小说，认为小说比戏还要坏……此前，茅盾、周扬等中央复杂人已经看了这个戏，都肯定了这是一部成功的好戏，当即商定了在中南海演出。茅盾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希望在进中南海演出前再加加工。江青的评价，与观众、中宣部、文艺界负责人的肯定完全相反。

据说，接见完演员时江青还挺高兴，一找作者，说不在，回去之后江青的意见就来了。她的讲话记录是这样的：“……从剧场回来后，我越想越气，气的不得了！我上当了，当时鼓了掌。告诉他们，我是给演员鼓的，戏太坏，我上当了！”“这个作者没有生活，我解放战争时期做过后方工作，情况不是《迎春花》写的那样。要作者修改，不改不行……”江青认为，贫雇农都死光了，中农那么落后，敌人太猖狂，我们怎么胜利的？梗直的冯德英面对如此武断的结论，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认为自己经历的胶东解放区的生活就是这样，而且对那些残酷性写的还不够。他说：“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听中宣部周扬同志他们的，江青是负什么责任的？我不知道。”[17]江青在不同场合多次批判冯德英，并通过空军政治部传达意见命令作者修改，但冯德英只是口头上表示接受却并没有改。

在冯德英的心中，固守着一杆标尺，那就是一定要写生活中真实的东西。回忆起当年的学习与创作，冯德英谈到：“当时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大学培养不出作家，这是两个路子。我那时候，不愿意听老师讲课，愿意自己看书、自己琢磨。在部队参加业余文化补习，……恰恰我的作文是最差的，因为老是不按老师的要求去做。”“我受西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东西影响比较大，……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传统，我到现在也是坚持，文艺一定要反映生活，要反映生活的真实性。

所以后来我的小说，江青批判的就是这些东西。但其实我恰恰就是反映，但恰恰

在那种环境下我还没有完全做到。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反映生活的复杂性，才能有文艺复兴，才能有现实主义。”在谈到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作家时，冯德英说自己对外国作家看得比较多一些，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等，冯德英还特意强调了写战争文学的肖落霍夫，“他这个人真是个奇才，十四五岁时写的东西现在看来还非常深刻。”正是由于受到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致力于如实反映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冯德英的作品在当时才别具特色。尽管由于形势的限制，冯德英感到做得还不够，没能完全地多层面地书写，但在当时的标准看来已经触犯了禁忌。

到了1966年4月，贯彻大名鼎鼎的《纪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事情就明朗化了。从这时为起点，冯德英就以反对《纪要》、“污蔑革命样板戏”、“对抗敬爱的江青同志的正确指示”、“忠实执行周扬文艺黑线”、“炮制‘三花’大毒草”等等罪名，以及背上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头衔，受了10年的批斗、改造和再教育。[18]

与此同时，冯德英的家人也受到连累，全家被扫地出门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的父亲失去了存身之所，整日生活在冲击与混乱之中，终于自杀了。他在烟台的大姐夫因受批斗而病情加重，也很快去世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小说中有的原型和模特也受到了牵连。因为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胶东地下党领导的斗争，对小说的全部否定，也就意味着对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斗争的否认。总之，一切都是坏的，斗争路线也错了，历史也是坏的。

《苦菜花》中于得海团长的原型，是原籍山东文登的战斗英雄于得水。文革中于得水被造反派蹂躏致死，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亲自下指示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指派康生一定要查清，但当时两派打仗混乱不堪怎么能查得清。文革结束后，万里到安徽担任书记，于得水的冤案得以平反。2005年五一期间，安徽一个人民公园为纪念英雄于得水塑了铜像，冯德英为此非常感动，“他在山东我的家乡工作，战斗事迹都在我这儿，他在安徽只待了两年，……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不管哪儿的人都欢迎。”[④] 现实中人的命运与小说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与小说《苦菜花》的命运不同，由其改编成的评剧，尤其是电影，即便是极左思潮发展到极致的年代也得到了肯定[F4]，电影《苦菜花》在文革中畅行无阻[F5]受到欢迎，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F6]。改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种再创作，舞台剧、影片受到场景、时间的限制，毕竟不能像小说那样展开复杂的人物关系，描述丰富的情节纠葛，因而，根据艺术表现的需要简化人物关系、集中戏剧冲突，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这种取舍之中，却反映出改编者的理解和初衷，可以体现当时的文化环境对改编者的影响，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品味的文本变异轨迹。

对《苦菜花》改编最早的，要数戴恩厚、高琛执笔的评剧《苦菜花》，北京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了该剧本。当时有三个团同时演出，其中中国评剧院的演出就达几百场。有资料统计，该戏是当时现代戏中演出场次最多的。关于当时的演出盛况，《人民日报》上有这样的文字，“评戏《苦菜花》演出了很久。但到现在，演出的效果依然强烈，观众关心以母亲为首的许多正面人物的命运，憎恨以王柬芝为首的反面群丑。剧场里嗟叹、惊诧、嘲嘻、欢笑之声不绝。”[19]

评剧《苦菜花》从两条线索进行[F7]，一条是母亲的苦难及为革命、为反扫荡所做的贡献，另一条是群众与搞破坏的汉奸王柬芝进行斗争。作品中的人物身份基本维持了小说原貌，围绕保护兵工厂展开的斗争是最激烈的矛盾冲突。在《从改编中感到问题》[20]中，戴恩厚谈了自己的改编初衷：“《苦菜花》搬上舞台可以使观众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也是革命历史教育；通过《苦菜花》的演出，使观众认识到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如何领导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最后战胜了敌人；理解到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不过是只纸老虎，胜利一定会属于人民；认识到没有过去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自由、幸福，从而使我们今天的人不要忘记过去，更加热爱今天，更加热爱党。”评剧保持并突出了原作中母亲的革命行动，因而引起的评价也多从母亲这一形象的塑造切入，如《光辉的革命母亲形象——评剧〈苦菜花〉观后》。[21]

在对《苦菜花》的改编中，影响最大的还是电影。半个世纪以来，电影《苦菜花》仍然活跃在荧屏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饰演母亲的曲云也获得了“东方老大妈”等称号。2005年7月16日，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还播出了以此为专题的《电影传奇》节目。

电影《苦菜花》1964 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1965年作为抗战胜利二十周年献礼片上映，中国电影出版社于1966年首次出版了冯德英自己改编的电影剧本。在《关于影片〈苦菜花〉的改编》[22]中，冯德英说：“《苦菜花》小说，写了众多的人物，众多的事件，但最核心的是写一位革命母亲的成长道路。通过她的斗争生活，来表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从而揭示出，劳动人民要想得到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来，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作者认为，小说和电影的主题思想都应贯彻：“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武装起来的革命的人民，是天下无敌的”。于是，影片中的一切人物关系、故事情节都围绕母亲形象的塑造和这一主题的表现而展开。

冯德英还谈到，电影和小说相比，有这样几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做了改动：

其一，原作中母亲的小儿子德刚，电影变成了母亲的大儿子，也就是变做了赵星梅的未婚夫——纪铁功；

其二，原作中母亲的丈夫冯仁义是被地主逼跑的，而后来又回来了，电影里则是冯仁义被地主害死了，逼跑的是大儿子德刚；

其三，原作中母亲的小女儿嫚子，被敌人酷刑后牺牲在母亲的怀抱，而电影里嫚子则没有死；

其四，原作中母亲与女儿娟子深入道水城，在危急中为掩护儿子德强和战士们去开城门，母亲挺身而出，向敌人开枪，电影里则改成母亲与汉奸王柬芝相遇，开枪打死了这个阶级敌人、民族败类；

其五，原作中的杏莉，是王柬芝的妻子与长工生的私生女，最后被王柬芝所惨杀，英勇殉身；电影里的杏莉改名为萍莉，而是王家佣人的孙女了。

关于德刚被逼走后化名纪铁功参加革命的改编，当时冯德英是这样思考的：“在小说中，区妇救会长赵星梅和她的未婚夫纪铁功，对母亲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纪铁功的牺牲，星梅的慷慨就义，把母亲的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可是，因为母亲与他们没有血肉的联系，萍水相逢，在小说里可以通过叙述来描写铁功和星梅的形象，使他们的牺牲产生强烈的力量。但在电影里，没有篇幅来过多的写他们，而单纯的保留了他们的牺牲，对母亲的影响就不会很大了。为此就想到如果星梅的未婚夫，就是母亲的儿子，旧社会的残暴使他们的命运联系起来，革命的洪流又将他们涌到一条战线上。纪铁功的牺牲，是母亲失去了亲生的儿子，又是失去了英雄的战士，做母亲的骨肉之情，对革命战士的阶级之爱，这双重的崇高情感产生的力量会更加强劲。这既是写了母亲在丧失儿子的不幸面前经受了考验，更是歌颂了革命母亲的坚贞情操。”正是为了表现阶级感情的萌生，表现母亲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的进步，改编者才将人物合二为一了，可见，表现母亲及相关人物革命的合理性和崇高性是主导改编的思想宗旨。

与原作相比，电影一个重要区别是母亲的小女儿嫚子在敌人的虐待下并没有死，这一改编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影响表现母亲“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宁愿舍弃亲生女儿而不动摇的英雄性格”。同时，这一改编还有着另一层深义：“让嫚子和母亲一起被八路军拯救出来，最后与苦菜花一起出现在母亲的怀抱，象征着革命的后代，承受着甘露和阳光，和苦菜花一起成长、开放。”母亲抱着嫚子与苦菜花迎风绽放的镜头，是否让我们想起了“须听将令”的鲁迅在华小栓坟头添加的花圈？前途是光明的，革命必将胜利，人民终将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当时文艺作品另一重要的主导思想。

杏莉和杏莉母亲与自己爱人的感情纠葛在原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在电影中却全被删除了。除了电影篇幅“不便于展开这样复杂人物的描写”之外，她们的阶级身份和过多的感情情节是否也是主要原因呢？改编者表示：“至于杏莉，她的社会地位、出身，更为复杂些，既然她的母亲不能在影片中出现，杏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但影片的发展又不可缺少杏莉这样一个人物，于是便改为了萍莉，“已是另一个人，虽然做了一些小说中的杏莉做的事，但其性格，已有根本不同……”杏莉由地主王柬芝的私生女，变成了王家佣人的孙女，其阶级出身自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她对汉奸王柬芝的举报也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多了阶级仇恨的成分。而电影中对爱情的描写，除了正面刻画娟子、姜永泉革命化的爱情之外，只剩下放在背景后的星梅和纪铁功为革命分离，以及“把亲人牺牲的不幸，都化作了对敌人的仇恨，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力量”。[⑤]任何与革命无关的私情，都被排除在了表现范围之外。

相对于人物关系和情节的简化，“枪”这条线，则根据原作进行了集中和加强。从母亲看到娟子擦旧猎枪而惊悸，引出冯仁义临死前握住枪对德刚说“报仇”，再到母亲主动擦枪并要学会开枪，直到临危不惧打死敌人。改编者想的是：“把母亲的枪弹最后朝王柬芝身上射击，是为了让这个恶贯满盈的阶级敌人，尝尝人民的枪杆子的威力，……”另外，电影还赋予了母亲很多强烈的斗争行动，如帮助民兵坚壁兵工厂的机器，与汉奸吕习铅的厮打格斗，把敌人领进地雷区，打汉奸王竹的耳光，最后拿起土枪来射杀汉奸王柬芝，……这些都是原著中所没有的情节。这些情节的加入，更加鲜明的突出了母亲坚韧倔强、爱憎分明的革命英雄形象，同时又倡导了人民武装起来反抗压迫，渗透了武装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

在众多对电影进行评论的报刊文章中，都配有母亲端枪屹立的电影图片。在《英雄的母亲——谈影片〈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23]一文中，评论者特意指出，母亲开枪射击王柬芝这一细节设置得好，可以更突出地表现母亲的形象，使母亲达到“典型化”的高度。可见，改编者的目的达到了，改编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这一场景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而对电影的评论，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片描绘了母亲如何在党的领导下，由没有阶级觉悟的普通群众，一步一步地成长为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革命战士，表现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觉醒。如《革命母亲的英雄形象——看电影〈苦菜花〉》[24]、《苦根上开出的革命花——谈影片〈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25]、《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谈影片〈苦菜花〉中的冯大娘》、[26]《在烈火中炼成铁骨红心——看电影〈苦菜花〉》。[27]

二、影片歌颂了王官庄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及阶级敌人进行的浴血奋战的斗争，倡导了“打击侵略者，人们一定要有武装”的思想。如《拿起枪来战斗——看故事片〈苦菜花〉》、[28]《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谈影片〈苦菜花〉中的冯大娘》、[29]《人民必定战胜敌人——看影片〈苦菜花〉》、[30]《紧握枪杆，彻底革命——看电影〈苦菜花〉》。[31]

今天，回忆起当年电影《苦菜花》的改编，冯德英感慨不已：“搞创作的人，像写东西的人，都经过长期的积累、形象思维、反复的构思，他的艺术形象、他达到的审美标准，都通过他的原著小说来表达了，……换一个另外的艺术形式就很难按照原著，按照作者他的想象、他的审美要求来表达。苏联一个很著名的电影编剧瓦西里耶夫说过一句话，看自己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是最大的痛苦。的确是这样。《苦菜花》这个小说本身因为我年轻，其中写的大量都是生活的原始的东西，加上作者的感情，所以我的结构上来讲是不完整的。……所以它改编成电影很困难，它的情节、故事啊，它是跟着人物走的……所以改了好长时间，放下了改，改了放下来，导演也换了好几个。剧本是我自己的，本来我也不想改，改编本身意味着舍弃。因为当时那种艺术气氛、艺术环境也不好，比较左倾的东西多一些，限制也多。……电影拍成后，第一遍我根本看不下去，看了以后没有跟导演和演员见面就走了，感到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后来慢慢地看了，特别经过文革的反复播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观众还是比较接受的，是当时比较轰动一时的电影。……后来文革期间，包括四人帮江青他们批判我，但对这个电影还是肯定……”

正是由于电影的改编表现了抗日战争中的反扫荡与阶级斗争，突出了革命母亲的光辉形象，倡导了武装革命，弘扬了乐观主义的精神，并删削掉了一切与革命、集体无关的私人感情，人物的身份、行动也体现了特定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从而符合了当时的政治标准，《苦菜花》才成为文革期间少数几部被允许公映的电影之一。

冯德英是从心灵深处去体味时代与人生的，多难的亲身经历让他更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使其小说《苦菜花》保留了相对鲜活的生活画面。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个极左思想大行其事的年代，恰恰是这些特色成为小说的污点。粉碎“四人帮”不久，迫于当时的形势，《苦菜花》再版时作者又做了些删节，随着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版本。

当我们面对两个版本的《苦菜花》，就像面对着不同装扮的人。今天，我们可以以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两个版本，不妨看看作者在无奈中都做了哪些修改，从不同版本的增、删、改动，我们可以重温历史，体味当时的形势与氛围。此处依据的两个版本，一个是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1958年的初版印刷的，另一个则参照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1978年印刷的被迫修改后的一版。

可以看到，修改主要涉及人物形象、对话、情节几个方面。

一、人物外貌的改动。

于得海是《苦菜花》中重点表现的英雄人物，其外貌描写在两个版本中有所改动。比如，身高由“中等个子” 变成了“上中等个子”，“身体粗壮”改为“身材魁伟”，修改后眼睛前面还要强调“大”。改动后的形象显然更符合英雄人物高大魁梧、富有智慧、具有威慑力这一普遍的形象特征。

二、对话的改动。

对话是塑造人物性格、表现人物思想的重要途径，对话的设置对于主题的体现至关重要，《苦菜花》的两个版本中对人物对话进行了多处修改，将许多流露人物私情的交谈变成了集体式的、革命式的讨论，使得主人公的情感交流往往变成革命讨论，体现了当时展现正面人物的革命性，利用一切机会进行革命教育的创作思想。

修改后的版本中有增加的对话，如德强与杏莉的对话。原作中德强与杏莉的对话只是提到了杏莉家的大房子及对白老师的怀念，而修改后的版本则加入了大量内容，谈话的主题变成了讨论穷家与富家孰优孰劣，杏莉懵懂地感受到自己家庭虽然富裕却不如穷家温馨，而德强则认为“对好人，穷家比富家强”。这段谈话渗透着文革期间贫下中农的阶级意识论，体现了越穷越光荣的偏狭理论。如果放到现在来看，德强的话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是与让人们都过上富裕生活的合理目标相违背的。但联想到修改的年代和背景，做出这样的修改也就可以理解了。

两个版本比较，还可以发现改动的歌词与对话。比如，在《第十章》描写赵星梅和纪铁功见面的情节时，有两人散步时听到孩子们唱歌的场景。初版是这样的：

几个剜野菜的孩子，用那清脆银铃般的嗓子，唱着歌儿：

柳树叶儿嫩又青

桃树花儿鲜又红

一个俊姑娘得了病

样样医生都请过

各种药儿也吃净

就是治不好她的病

嗳哟哟

她得的是相思病

………………

对于民谣，修改后的版本，除开头两句一样外，后面改为“八路军革命是英雄汉，根据地人民热爱子弟兵”。民谣的内容被修改了，从讲姑娘的相思病变成了对八路军的歌颂。显然，前者更富有生活情趣，更活泼自然，更能体现一对恋人的亲密与炽热，后者则是对形势的泛泛反映了。而原版中纪铁功的谐谑、星梅的羞涩，也更让我们感到人物的鲜活。其实，在今天看来，二人的对话已经够革命的了，但以那个年代的标准来看却仍然不够，于是，纪铁功对两人感情的玩笑变成了对根据地的赞叹，星梅也只是因歌声才打断了其对兵工厂的关切。如此一来，整个氛围便摒弃了恋人相会谈情说爱的情调，主题也变成了对革命事业全身心地关注与执著。

三、情节的改动

在修改后的版本中，有的情节段落被删除了，比如娟子和姜永泉的洞房花烛夜。修改后的1978年解放军版，把初版中大量两人洞房的段落都删除了。其实在原作的表现中，即使在洞房这浪漫、喜庆、私密的空间里，两人也没有忘记缅怀牺牲的同志，没有忘记要为党和死去的同志更加努力地工作，所表现出的革命性真是令人叹服。但或许是因为有过于甜蜜的爱情描写，以及对两人亲昵与激动的动作描写，尽管充斥着大段对党的热爱、对死去同志的怀恋，这段洞房之夜的描写还是被删除了。

还有一个重大情节的变动就是花子和长工老起的关系，整个第十五章都是变化较大的。情结的清洁化不仅仅表现在两人的见面，原版与修改版的主要区别在于：一、花子和老起是否已经发生关系。原版中两人有了爱的结晶，修改后的版本只有互相关爱和同情。二、花子对于离婚与再嫁的认识和觉悟。在原版中，花子残留有封建思想，担心改嫁对共产党影响不好。三、花子的斗争意识。原版中花子竟要寻死，显然不符合革命者坚定昂扬的形象。

两个版本都讲述了花子成为童养媳的经过，讲述了两人相识的过程，但修改后的版本把两人发生关系、花子内心激烈斗争的大量篇幅删除了。这些删减使文本出现了中断，让人感到故事进程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杏莉妈和长工王长锁的十几年的偷情按说更严重，却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认可，何以花子和老起只是发生了感情就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村民们的反映不免过于强烈了。为使形象纯洁而进行的删改与组接，破坏了情节的连贯和合理发展，在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形成了障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物形象的变形和扭曲。

无论是对人物的刻画，还是对话与情节的设置，修改后的版本显然更清洁、革命性更强，更符合那个特定时代的标准，但作品中那些更加鲜活的、感性的东西却被无情地砍除了。迫于当时的形势，文革结束不久作者不得不进行了这样的修改，然而，极左思想的遗留很快便被证明了它的局限与荒谬，《苦菜花》也得以洗去身上的污垢，恢复本来面目。

随着形势的好转，编辑和作家都认为应该恢复《苦菜花》的原貌，因此，除了1978年解放军文艺社出过一版修改后的版本外，其他出版的各种本子，包括俄、日等多种外文译本，都是根据此前的版本来的。另外，除上文提到的解放军文艺社、人民出版社之外，山东人民出版社、21世纪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都先后出版过该书。今天的读者得以欣赏冯德英《苦菜花》的原貌，可以尽情体味人物之间纯真美好的感情，充分享受那股清新流畅的山野之风，这不能不说是值得庆幸的。

四、新时期：情感的张扬与泛滥

新时期以来，随着对人的解放，对人性的呼唤，关注人的情感之风的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氛围下，对《苦菜花》中爱情描写的正视，才逐渐见诸报端，如《浅谈〈苦菜花〉中的爱情描写》。[32]尽管这些爱情描写被统摄在革命主题之下，感性生活或多或少也受到了革命主题的整合，[33]但作者常常留恋于对这种情趣的表现，因而终归在革命性主题之外赋予了作品更多的意蕴。对于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苦菜花》中丰富大胆的爱情描写，无疑为人们渴望甘露的情感世界掬出了一捧山泉；多年之后，最令人回味的，恐怕也是这些触动人们心弦的章节。

在《我看十七年文学》[34]中，当代著名作家莫言高度评价了《苦菜花》中杏莉与德刚爱情的悲剧美、花子和老起爱情的野性力量等，莫言充满感情地写道：“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漫长得要命的国度，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封建毒素在每个人血管里流淌着。每个人的屁股上都打着封建的纹章。一般来说不愿歌颂甚至不愿以同情的态度来描写男女之间的偷情。《苦菜花》在这方面却有重大的突破。作家用绝对同情的态度描写了长工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这种爱情带着一种强烈的、震撼人心的病态美，具有很大的征服力。我认为，冯德英这一招远远地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作家……”在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中，《苦菜花》堪称是对爱情描写得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正如莫言所说：“《苦菜花》对参考战争环境下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卓有建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他确实把装模作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反映抗日战争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九十年代，《苦菜花》再次被开发、挖掘，首先以现代吕剧的形式重放异彩。现代吕剧《苦菜花》是山东省吕剧院九十年代重点创作的大型现代戏，得到了各方面的积极认可。该剧曾荣获文化部颁发的第八届“文华大奖”、“文华剧作奖”、“文华音乐创作奖”，著名表演艺术家郎咸芬扮演的主要角色“母亲”获“文华表演奖”，在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上，该剧获得金奖，郎咸芬和其他主要演员及编剧、导演、作曲、舞美设计分获相关奖项，剧本还获得了“曹禺戏剧文学奖”。现代吕剧《苦菜花》在济南、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且，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面牵头，将其拍成了四集戏曲电视连续剧，以覆盖面最广的电视媒介进行传播。

现代吕剧《苦菜花》是由翟剑萍、孟令河、徐世起共同执笔的，于1996年完成。除了冯大娘两个儿子的大小与小说中相反以及嫚子年龄偏大外，主要人物的身份与原作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剧本主要围绕保护兵工厂展开，故事的重心落在母亲身上，因而与评剧《苦菜花》两条线索相比，现代吕剧对主要人物的展现更加集中，戏剧矛盾也更突出。与电影相似的是，德刚拿一镯子做纪念逃走，后化名纪铁军在兵工厂工作，与赵星梅结识相恋又不幸牺牲，这些被作为背景。舞台上，重点表现了赵星梅和冯大娘不忍彼此相认，以及认亲时牺牲自己的亲人掩护共产党员的场景。另外，剧本表现了杏莉与德强一对小伙伴的彼此爱慕，同时又设置了杏莉被日军糟蹋，欲拦要逃走的王柬芝而被杀死的情节。该剧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突出表现了以母亲为代表的胶东妇女在抗日战争中承受巨大压力，不屈不挠、舍身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坚定的斗争精神、光辉的革命者形象，仍是从评剧、电影再到现代吕剧的贯穿性主题。

值得注意的是，吕剧的改编注入了更多人性化的因素，人物感情的抒发被作为重要情节细致地表现。改编者告诉我们，剧作“主要描述日寇侵华战争中，胶东地区根据地几个女人的命运”，“她们以母亲为代表，共同承受战火，承受灾难”，“她们以女性之身，显示了一种力量，一种美。”然而，“毕竟她们付出太多，命运太苦，就像大山中的苦菜，在那怒放的黄花中，满含着泪水”。与评剧、电影一昧的昂扬乐观相比，这段表述透露出了不同的意味。

首先，吕剧着重女性群体形象的塑造，“女性之美”成为吕剧的一大看点。其次，命运的苦难是剧作表现的另一倾向，并给予了女性深切的理解与同情。许多评论都提到了“织布机”这一道具，比如，“在对待表演动作上，《苦》剧的导演也表现得十分审慎，在母亲的家中设置了一台织布机，母亲和星梅两个人物，三次利用织布机来揭示出不同的心境，母亲两次在机上织布：一次在序幕里，沉沉的机织声中，母亲为丈夫服孝，令人感到心情的沉痛和生活的沉重；另一处在戏的尾声处，母亲在痛失了儿子、儿媳、女儿之后，背身坐在织布机旁，缓缓地织布，给人以岁月如常，母亲还在艰苦地生活下去的韧性之感，这织布机又是母亲人生经历的见证，形象地揭示了人物心境。星梅坐在织布机旁，是当她闻知未婚夫德刚遇难的凶讯之后，织布机声如撕裂肺腑，宣泄了星梅巨大的悲痛。总之，表、导演对待动作，共同烙守了准确表现人物性格的原则，使整出戏呈现了精炼，避免了繁杂。”[35]可以说，在斗争历史与牺牲精神之外，“情”是现代吕剧《苦菜花》所要着力表现的内容。与此同时，评论也突破了对阶级斗争、阶级属性的强调，而扩展到对整个民族的品格与精神的理解。观看了山东省吕剧院在北京的演出后，康式昭在《文艺报》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他认为，“以母亲为核心的这些女性，她们的生命价值远远超出了自然生命，而成为不朽的民族之魂”。[36]

戏曲连续剧《苦菜花》是由袁牧女导演的，其创作初衷便是运用特定的艺术手法去表现特定的思想感情，袁牧女表示：“我们将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吕剧《苦菜花》将绝不同于小说与电影的“苦菜花”，我们具有我们自己的个性，艺术新品类的个性，时代新观念的个性，对人物和故事做新的诊释和补充……”[37]那么其实际效果又如何呢？“编导在烘托冯母厚重而又坚韧的伟大人格时，还在结构安排上留出宽裕的空档让人物的悲剧情感得到渲泄。”在表现手法上，“多用近镜头捕捉人物感情的细微变化，表现人物情绪的细微变动，令观者无不动容。”评论者认为，该剧“使人感受到了悲剧的情感力量，更加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电视剧《苦菜花》不愧是一部紧扣时代脉博、贴近生活的力作！”[38]

不管是舞台剧，还是电视连续剧，吕剧《苦菜花》的情节和氛围，观者的评论，都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那段人们的感情和性格被刻板化的岁月，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一个更关注人性、更倡导人情的时代，正在拥抱着我们。

世纪之交，对“红色经典”的改编掀起一股新的风潮，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广电总局因而要求“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鉴于戏说“红色经典”之风愈演愈烈，2004 年 4 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目前在“红色经典”电影改编电视剧的过程中，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为此，各省级广播影视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红色经典”剧目的审查把关工作，要求有关影视制作单位在改编“红色经典”时，必须尊重原著的核心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已经形成的认知定位和心理期待，绝不允许对“红色经典”进行低俗描写、杜撰亵渎，以确保“红色经典”电视剧创作生产的健康发展。[39]《苦菜花》是国家广电总局加强审查后第二部通过的“红色经典”电视剧，20集的电视剧《苦菜花》由中影集团总经理韩三平任总制片人，王冀邢出任总导演，主要演员有陈小艺、茹萍等。

当前一些根据“红色经典”改编的影视作品遭到观众非议，对于这一现象，冯德英认为，在尊重历史、尊重艺术、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充分重视今天观众的观赏需求，可以对原著进行大胆地改编、创新，但是不能为了迎合观众把那个时代的人当成当代人来写，否则其结果就成了戏说。王冀邢导演的观点则更加直率，“将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重新改编，搬上银幕荧屏成为一股风潮，实际上就是对这些作品艺术水准的高度认可，既然我们已经将他们称为‘红色经典’，就没有必要再考虑超越的问题，而是应该思考如何通过新的创作使它们获得新的艺术生命。”[40]那么，到底这朵花是具有了更加浓郁的芳香，还是变异成了一朵妖花呢？

电影《苦菜花》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首主题曲更是脍炙人口：“苦菜花儿开，满地儿黄……”电视剧《苦菜花》的音乐由著名作曲家李海鹰制作，保留了电影老歌旋律。从电视剧《苦菜花》的故事梗概来看，荧屏与电影和原小说相比较，有如下较明显的变化：[41]

一、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更加复杂丰富、曲折。比如，娟子与区委书记姜永泉的关系，她一度发现赵星梅与姜永泉感情亲密，因而自动放弃“非分”之想，而渐渐对宫少尼产生了信任和好感，直到后来发现宫少尼有日特嫌疑。再如，写母亲冯大娘与三少爷王柬芝的关系时，母亲冯大娘被安排成王家大院的一名使唤丫头，与王柬芝有着密切的联系，年轻时还帮助三少爷王柬芝逃婚，从此母亲与王柬芝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揭示了他们的历史渊源以及母亲对他复杂的感情。电影中是母亲端枪击毙了王柬芝，而电视剧则改成王柬芝撞墙而死。

二、强化了对敌斗争的复杂性，使得剧情更有悬念感。例如，王柬芝回乡带来了追随他的女学生淑花，文静美丽的淑花在日军来袭时，又惨遭鬼子兵轮奸，淑花后来揭发了王柬芝的汉奸嘴脸。但到最后，电视剧揭示淑花实际上是日本的高级特务，真名叫“山岛花子”。这些都是电影中所没有的，电视剧中的淑花比原著中肥胖愚蠢的情妇形象，显然多了些看头。

三、电视剧增加了八路军收编绿林好汉柳八爷当营长，其部下马排长因强奸民女，最终被柳八爷枪毙的情节。这样的描写，被认为更符合当时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形势。

与吕剧《苦菜花》相同的是，该剧也注重“塑造女性群体形象”，与此同时，与电影中白发苍苍的母亲相对，电视剧中的母亲年龄“还原”小说。电视剧将“母亲”这一角色还原为原著中的39岁。“从冯德英的小说来看，‘母亲’虽然忍辱负重，但是也不至于苍老成一位老太太。”导演这样介绍说。除了这一点外，要表现母亲“年轻时和王柬芝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恐怕也是由年轻漂亮的陈小艺来塑造母亲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著冯德英先审看了《苦菜花》的样带，然后写下了一段话：“整个剧情的发展扣人心弦，矛盾斗争激烈紧张，诡异叵测；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福祸难料。贵在作者没有一味追求惊险故事，而是通过追踪生动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重笔浓墨地再现描述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血与火的残酷的生活现实，民族敌人的疯狂暴虐，中国人民反抗外敌的牺牲精神，各种人物的真实丰富情感……有吸引观众的观赏性，又能使人们感受到那场民族解放战争所带来的激情的回忆和怀恋，艺术审美的享受，从而对今天的时代精神增添点什么，我想这和小说原著的精神是一致的。”[42]看来，原作者对电视剧的改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认可的。

导演表示，“电影版的《苦菜花》受拍摄时代的限制，实际上并没有全面展示书中的内容，这次重拍电视剧，是在冯老的具体指导下，重新组织了剧本，让剧情围绕着小说中出现的八个女性形象展开，通过讲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女性的故事，构成一组女性群像图，并借此反映革命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苦菜花》的原作者冯德英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当年电影版的《苦菜花》由他亲自担任编剧，但是为了符合当时突出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简化了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单单将“母亲”这一人物放大到近乎完美，阶级矛盾也成为全片的惟一线索。在看过电视剧版的样片之后，他对这部作品予以认可。冯老说，“电视剧和小说原著的精神是一致的。虽然对小说原著的故事情节及人物设置做了不少的改动和增删，比如‘母亲’和王柬芝的情感纠葛原著中是没有的，但是我觉得这很有必要，不然就谈不上改编，在遵循主题思想和剧情发展的前提下，让人物关系更丰富也是观众收视的需要。”[43]

原作里一度被遮蔽的感情纠葛在电视剧中大放异彩，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王冀邢导演对这部根据“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剧信心十足，认为电视剧版的《苦菜花》比40年前的电影版更忠实于小说原著。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丰富的人物关系，多样的感情纠葛，是吸引眼球的一大法宝，因而剧中的人物也突破了阶级意识，更加展现出人性复杂、变幻莫测的一面。

导演王冀邢说：“电影《苦菜花》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不会轻易抹掉的，所以，我相信会有一批老观众对这部电视剧感兴趣。但我们还在拍摄上运用了新的技术手段，让电视剧更唯美一些，以此争取一些年轻观众。”[44]老观众和年轻的观众，都是这部电视剧的改编者想要吸引的受众，提高收视率也是其重要的创作初衷，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这显然预设了过多的商业前提。与此同时，不同层次的观众具有不尽相同的阅读期待，集于一部“红色经典”中多半会产生矛盾。那么这次改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呢？

2005年1月4日的《新京报》，让我们看到了《2004年北京台电视剧前十名》的一份资料，其平均和最高收视率排名是：《铁齿铜牙纪晓岚》、《林海雪原》、《五月槐花香》、《人生几度秋凉》、《天龙八部》、《别了，温哥华》、《中国式离婚》、《妻子》、《玫瑰花开》和《苦菜花》。[45]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布的收视率数据中，在2005年4月1 日到2005年4月30 日这段时间，上海电视台综合频道“昂立美之知”剧场播出的《苦菜花》收视率为11.8%，位于上海市电视台各全天频道节目收视率榜首。另外，《苦菜花》在各省级电视台取得了6一10%的收视率[46]，且大多位居各地电视台前三名。较高的收视率让投资方尝到了甜头，从而接着投拍其姊妹片《迎春花》。看来，在吸引收视这一方面，《苦菜花》的改编和运作是成功的。

但在高收视率之后，各界的评价却未一路看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红色经典”重拍中适当加入些感情戏包括爱情纠葛本无可厚非，毕竟革命英雄人物也食“人间烟火”。但如果热衷于随意添加“婚外情”、“三角恋”之类，特别是让人们已经熟悉的革命英雄人物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搞什么“婚外情”、“三角恋”，不仅露出了生编硬造的痕迹，有“戏说”之嫌，而且亵渎了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亵渎了人们心目中的革命英雄形象。评论者齐殿斌的感受是，电影《苦菜花》片长不到两小时，却完美而悲壮地演绎了《苦菜花》中的革命妇女群体雕像；而电视剧《苦菜花》自称“再现峥嵘岁月”，可是几段“婚外情”、“三角恋”情节的加人，就将一部表现敌我斗争、爱憎分明的红色革命经典剧，演绎成明里暗里赞颂“婚外情”、“三角恋”的现代情感剧。“‘红色经典’都是特定时代里反复锤炼出来的文艺作品，并在艺术形式上有了经典的格式，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因而重拍应该慎重。在描写人们已经熟知的剧中英雄人物情感生活方面，更应慎之又慎。既然已经重拍的‘红色经典’招来‘骂声一片’，就需要权衡利弊得失，以免重蹈覆辙，特别是在观众反映强烈的情感描写方面，应坚决让‘婚外情’、‘三角恋’走开！”[47] 尽管论者的某些用语不免偏激，但也的确反映了一部分观者的观点。

评论者的批评和改编者的辩解，实际上体现了在“红色经典”重拍中的两种取向：批评者旨在维护“红色经典”的本来面目，维护“红色经典”的本真性；而改编者则是利用这一素材，进行再创作或者干脆说是新的创作。

在收看新版电视剧《苦菜花》的观众中，恐怕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心态：

第一种心态是怀旧。这应该是经历过那个特定时代，是那些看过“红色经典”的观众的一种普遍心态。在一项调查中，调查者以“观众反映：还是老片好！”作为总结。“记者随机调查了南京河西小区的一些居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郑先生说：“老片子承载了我们这代人儿时太多的记忆，现在的人多有怀旧情绪，对那段流金岁月有特殊的情结，所以情感上还是倾向于老片子。”在南京一家国企工作的孔女士说：“虽然新拍的片子里有许多名演员，演得也很好，但感觉还是老片子表演更加朴实、可信。比如《苦菜花》中陈小艺扮演的冯大娘太年轻了，那种苦难感不强。虽然她演母亲有些感觉了，但演现代戏还行，而扮演战争年代的母亲，感觉还不是很到位。”70 多岁的张大爷曾经亲身经历过抗战，他说：“老片子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新片子太花哨了。看惯了老片子、老面孔，还是觉得老的亲切、感人。”[48]

第二种心态是探寻。新的一代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革命，没有阅读过原著，也没有体验过只有几部电影、几部戏以致看得烂熟于心的年代，只是从上一代人口中多次听到“红色经典”，从而带着好奇心，想去了解那个特定的年代以及“红色经典”的独特魅力。

第三种心态是猎奇。这是一种纯娱乐的心态，就是希望通过观看刺激感官和神经。

这样，新版电视剧《苦菜花》吸引了不同心态的大批观众，但第一类观众感到非常失望与不满，第二类观众懵懵懂懂、无所谓，第三类观众恐怕觉得还不够时尚、刺激。这就是《苦菜花》既具有较高的收视率，同时又不受好评的原因吧。当然，激烈的批评主要还是来自第一类观众。

固然可以将某些观众的批判归结于浓厚的怀旧情怀，认为是企图捍卫“红色经典”的本来面目，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对于《苦菜花》这样感情纠葛已经相当丰富的作品来说，这些“婚外情”、“三角恋”的加入究竟有无必要，又有多大的意义？有编导解释说，加入是为了“增加一些更符合故事内在逻辑和观众欣赏口味的元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得电视剧的剧情更精彩、故事更好看。”但很多观众仍然怀念经典老片，湖北的一位化名“胡北仿”的观众，用一首诗代表了一类观众的心声。这首《“老片”观感》颇有意味：

我从贵州四川浙江卫视台，

常看文革前的“老片”映出来：

《万水千山》《暴风骤雨》《苦菜花》

《南征北战》《三进山城》《战上海》……

“老片”的颜色虽然多属黑白，

构思内容情节却异常精彩；

“老片”的人物虽然有些平淡，

演员的表演却真挚自然实在！

有时令观众捧腹大笑乐开胸怀，

有时令观众揪心伤痛泪水满腮，

有时令观众默默无言深深沉思。

有时令观众眼界辽阔展望未来……

不像一些花里胡哨的“新片”，

浮在水面上飘于云天外；

不像一些虚情假意的“新片”，

恨又不敢恨爱又不敢爱！

“老片”“新片”的差距为何这般遥远？

“新片”“老片”的质量为何如此隔阂？

“老片”来源扎根生活的土壤深处，

“新片”来源于闲聊神侃的异想天开！[49]

这在引发我们思考何为“红色经典”独特魅力的同时，还迫使我们追问当下的文化氛围及主创人员的主导思想。针对红色经典改编过程中的戏说之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陶东风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改编的‘红色经典’没有多少艺术价值可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危害’，它的价值是为我们提供了解剖当代中国文化症候的极好案例。”“‘红色经典’改编中出现的问题，正好暴露了主创人员急功近利、在思想和艺术上准备不足的毛病。以前一部《苦菜花》拍了三四年，演员们光体验生活就体验了一年。现在一部 20 集的电视剧，为压缩成本以求利益最大化，仅三四个月就拍完了；而演员们忙于赶场多赚钱，根本无暇潜心钻研角色。这样拍出的作品，怎么能够做到精益求精？”[50]在与笔者的谈话中，《苦菜花》原作者也流露出了相似的矛盾和担忧，冯德英认为，“中国这么多年不是没有好的剧本，不是没有好的导演”，但是，“现在中国艺术环境比较浮躁，急功近利的东西比较多一些。”在不同的创作思想，不同的运作方式，不同的拍摄流程中，《苦菜花》自然发生了特定的变异。

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发展，象《苦菜花》这样的“红色经典”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变体。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变化，又该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种种不同的标准和意见？不过，无论世事怎样变幻莫测，像《苦菜花》这样的“红色经典”都会以其独特的芳香在文艺园地占有一席之地。

注：[1] 冯德英：《我与“三花”》，《北京日报》，2005年6月24日。

[2]冯德英：《关于“三花”的创作答读者》，《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选》，第358－35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3]冯德英：《我与“三花”》，《北京日报》，2005年6月24日。

[4]赵鹤祥：《阳光·土地·鲜花——著名小说家冯德英剪影》，《艺术天地》，1986总第140期。

[5]冯德英：《我与“三花”》，《北京日报》，2005年6月24日。

[6]王淑明：《“苦菜花”是一朵香花》，《解放军文艺》，1958年第5期。

[7]徐文斗：《“苦菜花”为什么是一朵香花》，《文史哲》，1958年第11期。

[8]米若：《谈冯德英的“苦菜花”》，《读书》，1958年第6期。

[9]李希凡：《英雄的花、革命的花——读冯德英的“苦菜花”》，《文艺报》，1958年第13期。

[10]李希凡：《英雄的花、革命的花——读冯德英的“苦菜花”》，《文艺报》，1958年第13期。

[11]方文：《“苦菜花“里的母亲》，《解放军文艺》，1958年第2期。

[12]徐文斗：《“苦菜花”为什么是一朵香花》，《文史哲》，1958年第11期。

[13]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评论组：《革命母亲的光辉形象——谈“苦菜花里的母亲”》，《光明日报》，1960年11月15日。

[14]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五卷，第3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5]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0年9月4日。

[16]冯德英：《我与“三花”》，《北京日报》，2005年6月24日。

[17]冯德英：《关于“三花”的创作答读者》，《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选》，第360－361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8]冯德英：《关于“三花”的创作答读者》，《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选》，第357－358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9]萧甲：《谈评剧〈苦菜花〉的改编》，《人民日报》，1959年1月14日。

[20]戴恩厚：《从改编中感到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1月4日。

[21]安宁，王珏：《光辉的革命母亲形象——评剧〈苦菜花〉观后》，《广西日报》，1960年2月2日。

[22]冯德英：《关于影片苦菜花的改编》，《光明日报》，1965年12月11日。

[23] 文泉：《英雄的母亲——谈影片〈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天津日报》，1965年9月24日。

[24]凝甘：《革命母亲的英雄形象——看电影〈苦菜花〉》，《文汇报》，1965年11月3日。

[25]蒋荫安：《苦根上开出的革命花——谈影片〈苦菜花〉中的母亲形象》，《人民日报》，1965年10月18日。

[26]卫党文：《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谈影片〈苦菜花〉中的冯大娘》，《河北日报》，1965年9月10日。

[27]方晓：《在烈火中炼成铁骨红心——看电影〈苦菜花〉》，《新华日报》，1965 年9月19日。

[28]叶家林：《拿起枪来战斗——看故事片〈苦菜花〉》，《北京日报》，1965年5月19日。

[29]卫党文：《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谈影片〈苦菜花〉中的冯大娘》，《河北日报》，1965年9月10日。

[30]赵维东：《人民必定战胜敌人——看影片〈苦菜花〉》，《大众日报》，1965年9月12日。

[31]市妇联宣教部：《紧握枪杆，彻底革命——看电影〈苦菜花〉》，《重庆日报》，1965年10月12日。

[32]孙士英：《浅谈〈苦菜花〉中的爱情描写》，《盐城师专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1期。

[33]任现品：《革命主题对感性生活的整合—论十七年小说创作的一种倾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 期。

[34]莫言：《我看十七年文学》，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第4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35]徐沛：《郎咸芬与吕剧〈苦菜花〉》，《中国戏剧》，1997年第12期。

[36]康式昭：《民族脊梁的礼赞：看现代吕剧苦菜花》，《文艺报》，1997年10月30日。

[37]袁牧女：《四集戏曲电视剧〈苦菜花〉导演阐释》，《当代电视》，1999年第7期。

[38]张大勤：《苦菜花的审美特征》，《当代电视》，1999年第7期。

[39]参见史江民：《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2114/33943/33945/2523858.html，2004年5月26日。

[40]魏文：《红色经典触电不断电视版苦菜花》大改原著》，《江南时报》，2004年5月6日。

[41]参见周宇红，洪伟成：《改编“红色”经典再现峥嵘岁月苦菜花荧屏“开花” 》，《解放日报》，2002年11月28日。

[42]刘江华：《苦菜花通过广电审查原作者认可改编》http://ent.sina.com.cn/2004 07 13/0648441463.html，2004年7月13日。

[43]魏文：《红色经典触电不断电视版苦菜花》大改原著》，《江南时报》，2004年05月06日。

[44]刘江华：《苦菜花通过广电审查原作者认可改编》，http://ent.sina.com.cn/2004 07 13/0648441463.html，2004年7月13日。

[45]曾庆瑞：《炒收视率也要降降温》，《文艺报》，2005年01月15日。

[46]甘文瑾：《十大现象记忆2004电视产业》，《中国电影报》，2005年1月7日。

[47]齐殿斌：《红色经典重拍：让“婚外情”、“三角恋走开》，《中国电视》，2004年第12期。

[48]薛庆元，李玮：《老片新拍“新曲”缺失什么》，《中国消费者报》，2005 年10月10日。

[49]胡北仿：《“老片”观感》，《电影评介》，1998年第1期。

[50]赵娟：《“红色经典”翻拍热潮涌动》，《广西日报》，2005 年6月6日。

[①]引自2006年8月4日上午，笔者与冯德英先生的访谈记录。下文中所引冯德英先生的谈话，凡未注明文献出处的均同。

[②]时属解放军文艺社，成立于1951年，1983年更名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是中国国内唯一以出版军事题材文学艺术类图书、期刊为主的出版社。

[③]《女飞行员》是在空军总政治部的领导和督促下，由冯德英主笔创作的一部话剧。该剧通过描述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成长的经历，展现了新中国妇女的崭新面貌，着力表现其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献身国防事业的顽强精神。1965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观看了《女飞行员》。

[④]于得水，原名于作海，山东文登县二区今文登市铺集镇洛格庄人，1906年5月22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于得水是胶东人民心目中的传奇式抗日英雄，为抗战胜利做出不朽贡献。1961年，于得水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担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安徽省第三届政协常务委员。“文革”中于得水受到迫害，于1967年2月26日含冤惨死狱中。1979年2月19日，于得水追悼大会在合肥市举行，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强加给于得水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倒，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著名作家冯德英根据胶东地区那段革命历史经历，创作了著名小说《苦菜花》和《山菊花》，书中于得海团长的人物原型就是于得水。参见王梅胜：《传奇英雄于得水》，《军事历史》，1994年第5期。

[⑤] 参照中国电影出版社于1966年出版的《苦菜花》电影剧本。

参考文献

1.冯德英：《关于“三花”的创作答读者》，《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选》，第357－367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2.冯德英：《我与“三花”》，《北京日报》，2005年6月24日。

3.冯德英、马国昌：《“苦菜花”是怎样写成的？》，《湖北日报》，1958年6月27日。

4.田海燕：《优秀的青年作家冯德英——介绍小说“苦菜花”的作者》，《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30日。

5.赵鹤祥：《阳光·土地·鲜花——著名小说家冯德英剪影》，《艺术天地》，1986年总第140期。

6.范有德：《胶东沃土育鲜花——访作家冯德英》，《光明日报》，1987年3月9日。

7.徐学俭：《冯德英印象》，《山东文学》，1987年第4期。

8.戴恩厚：《从改编中感到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1月4日。

9.冯德英：《关于影片〈苦菜花〉的改编》，《光明日报》，1965年12月11日。

10.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0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