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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仁宗时，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送礼之风。包拯对这股送礼收礼之风历来持反对意见，几次上疏皇帝，请求颁昭禁止官员之间的送礼收礼的现象，以开廉洁之风。
这一年正是包拯的60大寿，寿辰前几天，，他就命儿子包贵及王朝、马汉等站在衙门口拒礼。可谁知，第一个送寿礼的就是当朝皇帝，派来送礼的是六宫司礼太监。
老太监到了门外，执意要面见包拯，要他接旨受礼。这下可难住了包贵，万岁送来的礼不收，这不是抗旨不遵吗可父亲命他又不敢违，无奈只好请老太监将送礼的缘由写在一张红纸上转呈父亲。老太监提笔在红纸上写了一首诗。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贵让王朝把诗拿到内衙呈父亲展视。不一会儿，王朝带回原红纸交付老太监。只见原诗下边添了四句。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为官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六宫司礼太监看罢，半晌无语，只好带着礼物和那红纸回宫交差去了。
2、生活在朝政很腐败、贿赂公行时代的包拯，却十分讲求为官清廉，即使稍不检点的行为，也不能为他所容。包拯在做御史中丞时，曾连续弹劾了两位三司使 张方平和宋祁，他们在朝廷是很有影响的人物。
张方平在执掌三司使大权时，有一个开酒坊的富翁刘保衡，因拖欠官府小麦，折合一百多万钱，借贷无着，只有变卖家产，以偿债务。这时，张方平便廉价收购了刘家的宅院。这桩不名誉的事被包拯知道后，上奏仁宗，罢免了他的三司使职务，贬为滁州知州。
新任三司使宋祁，上任前在四川做知州，那时名声就不好，他终日游宴，生活异常豪奢。他代张方平出任三司使不久，就在包拯等台谏官员的一片“交劾”声中，被贬为郑州知州。宋仁宗在连罢两任三司使后，深感需要由一个能廉洁自律的人执掌三司。
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让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代理三司使。可是，“命下之日，外议喧然”，许多大臣都不理解，以为这样会有“取而代之”之嫌，就连曾经极力举荐过包拯的欧阳修，也认为包拯这种做法有“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的味道，是“罚已重矣，又贪其富”，做得太过分了。
然而，包拯并未因此退却，他毅然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且一改旧制，使“民得无扰”，旋被正式任命为三司使。后官拜枢密副使，再迁礼部侍郎，但辞而不受。
包拯为人，“天姿峭直”，从不会装出一副假惺惺的面孔取悦于人。他嫉恶如仇，执法不避亲党，所有故旧、亲朋的请托，都被他一概拒绝。
他更珍视自身的廉洁，虽贵为朝廷重臣，“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最痛恨贪赃枉法的人，曾作遗嘱道：“后世子孙中若有做官的犯了赃罪，生前不得让其进家门，死后也不许葬入包家的坟地。如不遵守我的遗训，就不能算我的子孙。”
3、1042年，包拯在端州3年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端州的砚工心里过意不去，为了对包拯表示感谢，精制了一方端砚，嘱咐包拯的书童收好，待回到京师再送给包拯。谁知，包拯乘船出羚羊峡，突然乌云密布、狂风骤起、电闪雷鸣，暴雨从天而降，乘船万分危险。
包公心想，难道船中有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触犯了神明？他把随行的人叫来查问，方知晓事情始末。包拯接过端砚，深深向端州方向拜谢，随手将端砚抛到江中，并说：“包某绝不带走端州百姓的一石一物。”霎时，风停雨收、天清气朗。
不久，百姓发现，包公掷砚处隆起了一块陆洲，便起名为“砚洲”。后来，人们在端州的城楼门口刻上“星岩朗曜光山海，砚渚清风播古e68a84e799bee5baa631333431343761今”的对联，颂扬包公的清廉。
4、包拯当监察官只有5年半，却弹劾贪官污吏60余人，平均每年10多人，可谓不遗余力。他弹劾陈州京西路转运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变”盘剥灾民罪行的事迹，被后世再创作为家喻户晓的早期包公戏《陈州放粮》。
他弹劾宋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弹劾宰相宋庠身为重臣却毫无建树；他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他六弹“国丈”，硬生生把宋仁宗宠妃的伯父张尧佐给弹下马来。
宋仁宗专宠张贵妃，让她平庸的伯父一年之内晋升4次，身兼四大要职。此举 引起群臣争议，包拯首先弹劾，随后一些谏官也争相抨击。
不料张尧佐的职位不降反升。包拯3天之内又弹劾，甚至大呼“国丈”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见没动静，包拯再次弹劾。但宋仁宗一意孤行，要把“国丈”提拔为宣徽使。
包拯和皇帝面对面理论。在争执到达最高潮时，包拯一激动，站在宋仁宗面前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皇帝一脸，皇帝拂袖而去。回宫后张贵妃问消息，宋仁宗冲她发了一通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这样，宋仁宗总算答应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的建议，又批评了谏官们在殿上喧哗失礼，生怕再出现过激行为，并规定以后奏对必须先申请。张尧佐自感犯了众怒，以退为进，主动辞去了一些职务。
5、1043年，包拯入京任殿中丞，后经御史中丞王拱辰举荐，于11月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包拯眼睛亮，明察秋毫；耳朵灵，无所不知。
上至皇帝，下至百官，谁做了危害国家黎民的事情，包拯都能访闻到，或进谏或弹劾，绝不放过。最著名的莫过于弹劾大贪官王逵，史称“七弹王逵”。
王逵，进士出身，为官贪虐，民愤颇大，但其善于结交朝中权贵，屡贬屡任甚至不断擢升。此人在任湖南转运使时即刻剥百姓，“酷法诛求财利”，致使“一路之民，例遭枷锢，逃移死亡者无数”。在大臣的弹劾下，王逵被贬为池州知州。
王逵到池州不久，又先后被起用为福州知州、扬州知州，又升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到任后，依然“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包拯再次上章弹劾。宋仁宗接到弹劾后，将此事交由江南西路提刑司处理。提刑司与转运使为并列同僚，难以办理，包拯得知后又上章弹劾王逵。
王逵兼任提刑司一职后，为打击自认为的告发者，“追捕平民数百人”。在包拯等人的坚决弹劾下，王逵未能留任，但平移为荆湖北路转运使，不久又改任河东路转运使。在此两任上，王逵因“所为恣横，愈甚于前”，一度降任福州知州。
在此任上，王逵更是贪赃枉法。被弹劾后，他改任光州知州，后又升为徐州知州、淮南路转运使。包拯遂第四次上奏弹劾王逵，但未被理会。包拯又连上三道奏折，继续弹劾，但王逵仍然顺利地升任为淮南路转运使。
王逵罪恶昭彰，残害正直人士，手段极为恶劣，朝廷居然听之任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包拯极其愤怒，连章弹奏王逵，且双管齐下，矛头直指皇帝：“以王逵所在残暴、猥滥之状，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示警于后哉？”
朝廷见包公连续弹劾王逵且理直气壮，再包庇重用下去将会引起朝野公愤，不得不忍心割爱，终于将王逵这个十恶不赦的贪官酷吏罢官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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