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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妙艳
揭阳贤德文化发源于两汉，振兴于南宋，发达于明清。作为揭阳古代最高学府的揭阳学宫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揭阳贤德文化的培育基地，在推动本土社会进步，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上贡献巨大。时至今日，仍然是人们崇贤的圣境，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撑。
郑楚藩 摄
继往开来 不断扩建
在中国，所谓学宫，其实是学校和文（孔）庙的结合体。对教育是否重视，也就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思想道德文化传播是否用心，从来是衡量地方职官的重要标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官能宿业，教之所兴；官苟非人，教之所废。”正因如此，过去治理地方者，都把学校的建设放在最重要的地理位置来经营。揭阳也不例外。
黄志辉/摄
由于地方官学（府学、县学）等都以儒学为教学内容，因此又称儒学。又由于这类建筑都由学校和孔庙（宫）组成，所以叫学宫。揭阳儒学创建于县治甫置的绍兴十年（1140）。淳佑六年（1246），潮州知州陈圭第一次重修。景炎三年（1278）为兵火所毁。元代第一次重建。明清以后，自洪武三年（1370）知县唐宗义、训导全太冲，至清光绪二年（1876）知县夏献铭进行第二次重建，乃至把方向由“坐西北壬子向东南丙午之间”，改为“坐东北癸丑向西南丁未之间”，总共有过十九次不同规模的重修、扩建或重建。几乎所有后来为揭阳人尊崇，供奉于名宦祠的揭阳各级职官，都参与过学宫的重修。
整个学宫组群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现存各类单体建筑20余座，是国内同类建筑规模较大的一处。揭阳古城 袁楚生 摄
学宫的组成建筑，是逐步丰富起来的。至乾隆间，已形成的主体建筑有先师庙（文庙、孔庙）、棂星门、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进德斋、修业斋、号房、敬一亭、尊经阁、魁星亭、文昌祠等。其中号房、明伦堂、进德斋、修业斋和尊经阁，是直接用于讲学、研习的地方，即学校的主体。孔庙、文昌祠、启圣祠、名宦祠和乡贤祠等“宫”的建筑，是培养学生崇拜孔子、崇拜各类贤德人物，祈祷文运亨通的场所。
光绪二年（1876）把方向由东南改为西南，是根据传统风水理论，有利于出文化人才而作的努力。以科学的眼光来审视，自然不足为取。但是这一举动，却很有代表意义：体现着地方官为地方文化的发展殚心竭虑，呕心沥血，这自然也就产生效应，让渴望文运振兴的士子们以及整个社会，对这些地方官的贤德感念不已，无形中形成一种以进取作为报答的理念和行动，从而使揭阳有了不息奋斗的精神。
黄河 摄
前仆后继 诲人不倦
揭阳学宫成为揭阳贤德文化的渊薮，士子心目中的圣境，与历代有作为的长官，不断修缮良化教育场所环境条件有关，更与他们以一种自觉的精神，前仆后继，登台讲学，诲人不倦，使学宫学习氛围浓厚，学术研讨成风，贤才因之辈出有关。
明初泉州举人刘潜夫“少有才名，贯空经史，驰骋百家学问，文章为乡邦推重”。知揭阳县，第一件事是兴学育士，“莅政之暇，谒圣庙，登讲学，聚诸生，辩解《论语》《孝经》，夕始罢。旬月课文，评定甲乙，文运由是焕然一新”。当其以丁艰离职时，民众乃作《去思碑》以志怀念。
明永乐二十年（1422）任职揭阳知县的莆田进士徐资用，博学有才，政暇则与生徒讲究经义与先贤事迹，兴办学校，教训童蒙，育人无数，后人乃把他供奉于县中名宦祠。
黄志辉/摄
弘治十七年（1504），云南举人童琰任职揭阳知县，第三个月即大举兴建尊经阁，广储图书，为士子学习之助。开揭阳学宫有图书机构的先河。对揭阳读书风气的推动十分深远。
嘉靖十六年（1537），泰和举人、潮州同知、王阳明的学生，著名理学家，代理知县期间，与另一著名理学家，由御史贬为揭阳主簿的绍兴人季本，时登学宫讲台，与诸生探讨王阳明心学，推行知行合一的理念，对以揭阳学者为主体的“潮学”派的崛起，贡献良多。
明末无锡进士高攀龙，东林学派中坚人物，被贬为揭阳典史时，日与诸生讲究经义，对于“动静”的辩证关系，有独到理解，在学习方法上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心得。其对揭阳学术的推波助澜，后世景仰不息。
黄志辉/摄
有清一代，热心并躬行于学宫讲学以启众智者依旧不绝如缕，如康熙三十年（1691）以贡生出任知县的江夏人蔡端，非但捐巨资以重建明伦堂，且屡至其所，“申孝悌之教”；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揭阳县事，后来升至台州知府的刘业勤，修学宫，建榕江书院，公余“即与诸生研论经义，如父兄之训子弟”，使“邻封亦有风闻来学者”。此外，本籍进士许登庸、黄世杰也都长期在学宫讲学解惑，以自撰讲义《四书节解》《四书精选备要》《史鉴叶韵四千文》等作为辅导教材，有效地提高了诸生对于经义的理解与阐发，从而培育了他们的应试能力，为提高科举的中试率提供了巨大的推助。
学宫的建设只是一个壳，一个场地，使之成为学术阵地、成为知识海洋的是踵武而至的学宫的教官、教师，以及关心学宫诸生学习的历任知县。没有他们的言传身教，就没有揭阳学宫的声名鹤起，就没有“揭阳多士天下都”鼎盛局面的出现。
黄志辉/摄
专心向学 贤才辈出
揭阳儒学的开设，为贤才辈出创造了有利条件。自南宋以降，揭阳出产的举人、进士，绝大部分经过学宫这一烘炉的冶炼。
据初步统计，八百余年间，揭阳（指今揭阳市）一共出产了95名文进士，以朝代分，宋朝33人，元朝1人，明朝37人，清朝24人。以当时的区划（揭阳、惠来、普宁三县）分，揭阳县占62人，惠来县25人，普宁县8人。至于举人，明代揭阳出产208人，惠来23人，普宁15人；清代揭阳132人，惠来77人，普宁54人。从这组数字，就可以看到揭阳儒学在作育人才上的贡献。
黄志辉/摄
揭阳学宫不但走出的人才数量大，质量也高，如宋代的王中行、黄焕国，元代的黄点，明代的徐虔、吴裕、王昂、郑一初、黄国卿、郭之奇、黄奇遇、许国佐、罗万杰，清代的许登庸、郑大进、黄爽、曾习经等，都是或为名宦，或为乡贤，名留青史的人物。
黄河摄
揭阳在明清两个在全国叫得响的学术群体：潮学派和揭阳先生的中坚分子，如前者的杨瑍、杨玮、薛侃、黄国卿、吴继乔，后者的黄勋、黄爽、许登庸、黄世杰、袁炼、郑溶等，也都从揭阳学宫的泮桥上走出。
明清两代，揭阳在全国学术界有影响的著作，如《经传正义》《鲁论真诠》《翁东涯集》《宛在堂文集》《新定道德经》《百州堂集》《四书节解》《爱日堂文稿》《初学艺引》及《蛰庵文存》等，也都为当年原是揭阳儒学诸生的学者们所撰述。
袁建雄/摄
学宫，作为揭阳贤德文化的渊薮，集中了近九百年儒学建筑理念、实践与遗存，集中了近九百年以德为先教学思想和实践的丰硕成果，集中了近九百年慕贤追贤成贤的楷模及其事迹。今天，这里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以贤德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揭阳学宫，这贤德文化的渊薮，非但是揭阳地标，是揭阳名胜，更应是揭阳文化形象的丰碑，激励后之来者秉持贤德，创造美好家园的大纛。
来源:榕城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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