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与天津地域文化

提示：本文共有 8317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7 分钟。

千余年来，由生活在天津市城乡的各阶层、各民族、各职业、各年龄的人群所创造、形成、积淀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齐全，内容丰富，样式多彩，涵盖面广，如同璀璨的颗颗明珠，闪烁在渤海之滨、海河两岸、盘山脚下。这些非遗项目涉及到人们的穿戴服饰、饮食小吃、医药保健、精神信仰、休闲娱乐、健身自卫、谋生做工……生活、生产、精神的方方面面。它们早已化为天津这座北方大都市的魂魄，并形象化地反映出天津的民风世俗，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土生土长于天津沃壤的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透彻骨髓地显露出天津人的性格特点和审美取向。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天津人重视道德、崇尚文化的民风习俗和性格特点。

据《续天津县志》记载：天津“民俗尚华侈，而皆好善乐施”；“邑向五方杂处，逐末者多……自改县以来，文风日盛，家弦户诵，以气节相高，无论贫富，见义必为，饶有古遗风。”天津市民虽然因明朝初期的军卫之区而流传下来的“俗尚武键”、“民气强悍”的秉性数百年不变，但“文风日盛，家弦户诵”的风气也渐成强势。天津人重视传统道德教育，崇尚文化，尊重知识，热爱艺术，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格外崇拜。

从近一个世纪前口头相传的天津老歌谣中，我们也可以寻觅到天津人对本埠文化各界名人的崇拜和尊敬，如民国时期流传很广的《天津地理买卖杂字》：“……李星北，卞月庭，天津绅士真有名。严范孙，李世珍，天津翰林这二人。华世奎，李学曾，天津写家说得清。孟广慧，魏恩锡，天津写家真出奇……”还有《天津卫文化三宝》：“天津卫，新三宗宝：范公、幼梅、孙菊老。”这两首歌谣里提到的李星北，即清末秀才李向辰，他经办天津商会多年，热心社会救济公益事业。卞月庭即卞荫昌，1913年任直隶商务联合会会长，同年以中国代表团团长名义参加了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严范孙和范公，指的是同一个人：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并倡组城南诗社的严修；幼梅指创办实业和红十字会公益事业的赵元礼；孙菊老即天津著名京剧艺术家、由票友下海的孙菊仙，在中国京剧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清末举人华世奎与孟广慧、严修、赵元礼并称民初“天津书法四大家”，至今仍存留的华世奎为一些商家字号题写的大牌匾，已成为难得的墨宝珍品。李学曾也是清朝秀才，著名书法家，并创办了民立小学。将多位人物编进歌谣里，口口相传，可见当时这些社会名流们已经让天津城乡居民家喻户晓了。另外像中国思想文化巨人梁启超、严复长时间选择在天津居住、讲学、著书立说，他们的《饮冰室合集》《天演论》《论世变之亟》等专著如霹雳闪电，影响深远，大剧作家曹禺的不朽名著《雷雨》《日出》等在天津诞生，足以说明天津这块土壤，是一方适合于新文化生存发展的宝地。

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中国剪纸等艺术，已经于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天津自明清以来的著名书法家，当然不止上面歌谣提到的那几位。而且爱好书法、通过家庭传授或办学、带徒等形式来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在普通市民中一直延续着。天津在篆刻和剪纸方面，历来也有很多名家和民间艺人在从事创作。生于天津的一代文化巨匠李叔同（弘一法师）的篆刻就风格独具，艺术价值极高。他出家前曾篆刻了大批的印石，有荟萃他篆刻精品的《李庐印谱》一书问世。

天津剪纸艺术自明清以来始终盛行不衰。天津早年有小纸人“扫天晴”之俗。因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逢水灾均与雨涝有关。于是每到仲夏连雨天，天津城厢巧手妇女，就剪出各种姿态的纸人，手拿扫帚，挂在院中避雨檐下司职“扫天晴”，纸人被称为“扫晴娘”。女人们凑在一起剪纸人，实为剪纸比赛，各出画样，努力让人物活灵活现。天津的这种习俗也和妈祖信仰有关，因妈祖神话中就有“苦雨获霁”的传说。再加上外地剪纸艺人的流入，天津剪纸艺术便长盛不衰了。津沽民风非常重视年节习俗，进入腊月后，家家要买吊钱（粘于窗外的由吉祥图案、祝福文字和穗尾构成的长方形剪纸）、窗户花（常见的有“喜鹊登梅”等）、门花（常见的有“肥猪拱门”、“九羊启泰”等）、墙花（常见的有“五福捧寿”等）、镜花等，用这些红红火火、吉祥喜庆的剪纸艺术品将居室的门窗、墙壁、家具等装扮一新。另外还有平时用的女人手工，像鞋面鞋底和手帕、枕头、肚兜等衣饰上也需要剪纸提供秀美的绣花样子，以及喜花、寿花、家具花、灯花等诸多剪纸门类。因此天津民间便有了作坊店铺专以剪纸为业。清末天津的刻纸作坊集中在西门外一带，西关大街上有“进云斋”“义和斋”等十来家店。东门里的“进宝斋”的剪纸艺人王进福最为有名，他培养了擅长花卉、草虫剪刻的伊德元和以山水、人物著名的李仓两位高足。伊德元还发明了专用刀刻的技法，放弃剪子，不仅作品圆润饱满，而且一次可出活二三十张，大大提高了剪纸产量，能部分满足市场的需要。后来伊从师傅手里兑下了“进宝斋”店铺，将手艺技法传授给子女和徒弟。天津剪纸艺术一直到21世纪后的今天还十分红火。像天津的杨柳青剪纸、蓟县剪纸、东丽区的大郑剪纸等已成为新的有影响的剪纸品牌。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天津人重年重节、喜爱娱乐的民风习俗和性格特点。

中国端午节习俗已被列入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习俗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保护项目。天津人最看重、最讲究、最热闹的是过春节（本地俗称过大年）。关于如何过年，天津有很多“妈妈例儿”的讲头，从进入腊月，春节这出大戏就算拉开了序幕。腊月十五至除夕的天后宫等地的盛大庙会，会聚拢来喧嚣喜庆的人气和年味儿，会将非遗项目、各种年货尽数展示销售。民众们将自己的居室内外打扫干净后，用新买回的年画和吊钱儿、窗花等剪纸、书法春联、书法“福”字等红红火火地张贴在大门二门、门框、窗户、水缸、墙壁等处。放炮燃花，守岁拜年，祭祀祖先，合家团圆。除夕至正月初五是春节活动的高潮。天津各大小戏院、茶馆剧场则在初一这天开始鸣锣开演，上演京、评、梆等戏剧和曲艺杂耍。民间则有法鼓、高跷等花会上街巡游表演。特别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彩灯高悬，游人如云，天津主要的商业街道上会随着花会的表演队伍形成欢乐的五彩长河。之后到正月二十五“填仓”，过大年才算结束。随后在一年中的其他节日里，天津也有不同规模、不同场合的花会表演活动。

天津人非常看重对妈祖的崇拜和信仰。因世界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亿多民众信仰妈祖，妈祖信俗已被列入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在天津，民间对妈祖敬称为“娘娘”。“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因天津是靠河漕、海漕运输发展起来的，南来北往的所有海运、河运的水手船工，以及商贾、官员，全部信奉妈祖，为的是祈求娘娘保佑平安。在天津地区，早年曾建有20多座天后宫。最早供奉妈祖的大直沽天妃宫建于元世祖至元年间（1278至1288年），此殿后在庚子年间（1900年）被八国联军的战火毁坏。位于三岔口海河西岸的天后宫（俗称娘娘宫），始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后经明清至当代的十余次翻修，至今仍香火旺盛，并成为天津卫妈祖信俗的圣殿。

由妈祖崇信，自然就会说到天津独特的盛大文化景观“出皇会”了。“出皇会”原称“娘娘会”，即在妈祖的生日农历三月二十三前用四天时间（即三月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出驾、迎驾、“出外散福”，接受人们的香火。后来乾隆皇帝对此项活动大加赞赏，“娘娘会”身价倍增，便易名“出皇会”了。并越发红火，声势越来越大。“出皇会”可称作天津人的狂欢节，届时全天津人会倾城而出，涌到巡游出行的宫南街、估衣街、针市街等数十个街道两旁观看，人人开心，个个心情如同过盛大节日。

经过数百年演化，“出皇会”已经由单纯颂扬民间信仰的主题扩展为展示天津民俗风情的全民性活动，形成了独特的“神祗崇拜、宗教信仰、问医求子、祁福还愿、赛会演剧、男女游观、社会交往、商品交换”等活动集于一体的盛大庙会。“出皇会”实际也是民间各种花会的展演、竞技、打擂的最大平台。届时，法鼓、民间吹打乐、上善道乐、飞钹、耍龙灯、飞镲、高跷、小车会、同乐花鼓、大轿、河头落子、莲花落，还有舞狮子、扭秧歌、重阁、中幡、杠箱、十不闲、杂耍等等30多种总计约一二百道各具特色的天津城乡民间花会（俗称“老会”、“圣会”），这些平日只是在当地参加年节民俗或商家开业庆典等演出的活动团体，到了“出皇会”日，会从各地区汇聚而来，依次巡街进行精彩表演。各个花会队伍会竞相展示自己的高难动作、绝技绝活，引来观众高声叫好，场面十分壮观。到清末民国，“出皇会”因耗资巨大，便不再年年举办，差不多每十年举行一次。清乾隆年间天津举人杨一昆曾创作了《皇会论》的歌谣，收入在光绪十年刊发的《津门杂记》一书中，洋洋数百行，绘声绘色，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天津城出皇会的盛大喜庆景象。

法鼓，是天津重要的非常有影响的一道花会，是一种集民间音乐、舞蹈、武术、美术、雕塑与民风民俗为一体的综合性广场艺术。天津法鼓，初兴于明末，来源于僧道作法时演奏的宗教音乐，据考证，是津西大觉庵（庙）的僧人编整曲牌后传入民间的。天津法鼓乐队由鼓、钹、铙、铬子（小钹）、铛子等五种打击乐器组成，主要演奏的曲子有：《双龙出水》《双如意》《斗龙须》《老贺喜》等，曲名都很吉祥。清朝末年，曾有不完全统计，天津城乡比较有声誉的法鼓会就有50多个，它们大多以“音”或吉祥字眼来命名。

天津踩高跷也很有名，明清以来十分盛行。高跷有文、武之分，文跷以走唱为主，只是简单的舞扭动作；武跷则在行进中穿插表演倒立、翻筋斗、叠罗汉、跳高桌劈叉等高难惊险动作。天津民间高跷多属武跷，其舞扭动作，如倒立翻滚、前奔下倾等均有固定模式，造型美观，气势火爆。高跷队伍以小鼓、小锣、铙、钹等打击乐器伴奏，在节奏分明的鼓点声中，踩高跷者多扮做戏剧人物，按照戏目顺序表演。还有扮演的傻儿子、侉大妈等诙谐人物，在行进演出中引逗观众开心一笑。

盛行于天津城乡的民间花会，其实远远不止现已列入市级非遗项目的这些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除了特殊的社会动乱的年代，天津花会一般要维持在数百个团体的数量。每道花会的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近百人，成员大多有自己其他的谋生职业，花会组织的成立也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参加花会组织的演员都是为了自娱自乐、娱乐他人。在漫长的沉闷的封建农耕社会里，参与民间花会的训练和表演是城乡百姓非常重要的娱乐休闲、精神消遣的一种美好的形式，是自我宣泄、心灵调节的一种有效的手段。民间花会也是带给广大民众欢乐、促使社会和谐稳定的色彩斑斓的润滑剂。尽管千百年来，天津经历了很多战乱人祸、政权更迭、自然灾害等多次巨大的磨难冲击，但遍布城乡的民间花会仍似异常顽强的野草，不惧风吹火烧，靠口传心授，收徒带子，繁衍不息，代代传承，直到今日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革、人们文化生活、精神娱乐早已多元化了，但城乡的天津民间花会组织依然很多，还保留着旺盛不衰的生命力和凸现天津文化特色的活力。

天津人酷爱舞台艺术和重视休闲娱乐的性格特点，还集中表现在对京剧的态度上。京剧被称之为中国的国剧、大戏，高度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天津虽不是京剧艺术的发源地，但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天津是京剧发展繁荣的最重要的“码头”。天津市热爱京剧的人遍地都是，那散落在民间的众多票房家家人头攒动。天津人非常懂京剧，爱演员。只要是名角儿，只要演员卖力气表演，天津观众打心眼里为你捧场叫好。没名气的演员也能把你捧红。相反，名角儿在演出中出了差错，或演出时敷衍对付，那观众绝不留情面，叫倒好的指责声会让演员尴尬羞愧地难以下台。散戏后，观众们还会在后台找到演员，非常内行地指出你哪儿出了毛病，应该怎样改正。观众们对京剧知识的掌握，往往比专业演员还全面还丰富。“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挣钱”的说法，百多年来被梨园界所公认。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天津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民风习俗和性格特点。

在天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传统期到近代期的过渡，同时也经历了古代城市向近现代城市的城市化转型。就文化层面而言，所谓城市化，是指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变，这里面也包括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东方传统农业文化和西方近代工业文化、中国本土文化和西方殖民文化的撞击、融合、共存、创新的一个过程。

天津市是一个移民城市、殖民城市。据《天津卫志》记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二年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津沽这块大地，自元、明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在接纳戌边、漕运、经商、打工、逃荒等一批批移民，伴随而来的，是军旅文化、运河文化、江淮文化、闽粤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在天津的融合、扎根。天津卫的移民主要来自华北诸省和安徽江浙地区。移民带来了了不同地区的民风民俗和不同的文化审美观、不同的文化追求，他们要共同生活、劳作于“地当九河要津”的南北交通枢纽和辐射三北地区的贸易中心之地，为了立足和谋生，对于外来的异己的文化只能采取求同存异、宽容大度的态度，互不排斥，互不贬低，允许不同的文化现象共生共荣，携手发展。比如天津人普遍喜欢来自北方的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这些都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市民中的京、评、梆的戏迷和票房数量很多，但同时对昆曲、越剧、豫剧、黄梅戏这些来自南边的戏剧也有很多人痴迷陶醉，津沽民众中亦有很多这些戏剧的内行票友。在曲艺中，天津人爱听相声，欣赏京韵大鼓、天津时调、快板书，但同时对山东琴书、河南坠子、来自冀东的乐亭大鼓、来自香河的京东大鼓、来自冀中的西河大鼓、来自唐山的奉调大鼓等这些外来的曲种也情有独钟。于是在一场场的曲艺专场中，南腔北调汇集，檀板鼓弦交响，来自不同地区的曲种艺术如百花齐放，争香斗艳。

自天津开埠以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随着九国列强在天津先后设立租界地，也不可避免地把西方文化强势地带入天津城市中。天津人对西方文明、外来文化采取的是从开始短时间的排斥、抵制，很快就到对比、欣赏、选择和接纳的阶段。当时在天津民间曾流传一首歌谣：“你吃过洋白面吗？你喝过自来水吗？你打过特律封吗？你坐过四轮电吗？”此歌谣非常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天津人对大量涌进新事物、新的“洋玩意儿”的心理接受过程。须知，当时天津市民只食用几百年延续下来的很粗糙的石碾子磨出的面粉和海河里挑来并放在水缸沉淀后才能饮用的水啊。特律封就是电话，四轮电指1906年比利时商人在天津修建通车的有轨电车。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天津人眼界大开，并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给予了强有力地冲击。

在舞台艺术方面，京剧本来是纯粹的中国传统艺术，根据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演出时以虚拟的脸谱化的表情动作来展示故事情节和刻划人物性格，从来没有繁琐的舞台布景设置。但清末民初后，天津京剧受西方戏剧、洋人审美观念的影响，在舞台布景、道具中开始设置各种机械传动机关，布置实景，并借助当时很先进的声、光、电的作用，使舞台效果出现了让人惊叹的奇观异景。这就是被戏剧界称为“彩头戏”的中西文化融合。当时，彩头戏在天津各大戏院轮番上演，久演不衰。如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新明大戏院演出《狸猫换太子》，名角孟小冬饰演陈琳和宋仁宗两个角色。当演到包公引见大士一场，满台西洋味道的载歌载舞，全不见京剧的传统模式。忽然包公的人头被马强锯下，放到桌子上居然还能吹胡子瞪眼，叫板起唱，让观众惊讶不已。这就是巧妙地把西洋魔术和幻影幻术的技术融合到京剧中来的成功范例。著名的天华景京剧稽古社子弟班创建后，曾根据美国电影《侠盗罗宾汉》改编过同名京剧，并搬上舞台，上演了多场，轰动一时。为了与所演的外国地域背景、人物和故事相一致，编导大胆地将传统京剧的音乐、唱腔、伴奏、舞蹈、服饰、化妆等都进行了改革，揉进了很多西欧的文化元素，比如在京胡为主的传统京剧伴奏里加进洋鼓洋号，请外国专家教授京剧群众演员跳西洋舞蹈，用特制彩头来表现罗宾汉（由著名艺术家张春华饰演）的武艺高超（如在空中飞来飞去），等等，使这出戏一亮相，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中西文化融汇交流在这出戏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天津人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民风习俗和性格特点。

纵观天津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项目，探究这些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项目的产生、演变、发展的过程，可以窥视到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天津人的干事认真倾心、追求尽善尽美的人生态度和在从事生产劳动、艺术创造中所显露出来的过人的才华与智慧。信步走入天津民间，你会发现，具备非凡手艺、掌握绝技绝活的人是很多的。

天津杨柳青年画的丰富内涵、工艺流程和艺术水准，已经达到了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极致，在全国百十个木版年画基地中，被权威专家们公认为居于首位。

天津“泥人张”创始人张明山，于1880年在18岁时就得了“泥人张”的艺名，名震一时。《天津志略》记载：张明山“精于捏塑。能手丸泥于袖中，对人捏像，且谈笑自若，从容不迫，顷刻捏就，逼肖其人。”他这个手在袖子里捏塑、并瞬息成像、形态逼真的绝技得到了艺术大师徐悲鸿1931年的高度评价：“其比例之精确，骨骼之肯定，与其传神之微妙，据我在北方所见美术作品中，只有历代帝王画像中宋太祖、太宗之像可以拟之……”张明山常袖里藏泥去看戏，一边欣赏演出一边在宽大的袖子里捏戏剧人物头像，一曲未终，那多个角色竟活灵活现地塑成了。

狗不理包子创始人高贵友（乳名狗子）在创品牌之初，曾广泛借鉴淮安、杭州、扬州、金华等地的小笼包、灌肠包、水煎包等品种，吸收百家之长，然后创出天津独特的半发面、水馅的狗不理包子。包子蒸出来，货真价实，风味独具，让食客解馋解饱不就行了吗？不，在包子外形质量上，也要追求美观的极致。一律手工来加工，包子必须只只18个褶，圆润柔美，多一个或少一个褶都视为不合格。包子形状“提如灯，放如菊”，即捏起包子来似灯笼浑圆饱满，放下后如菊花鲜艳可爱，不能塌窝无形。加工食品也要追求完美无缺，不仅要好吃，更要做到好看，赏心悦目。天津人对饮食文化的精益求精的极致要求，在狗不理包子上可得到佐证。

老美华的四种鞋的传统手工技艺，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遗保护名录中。单说对四种布鞋鞋底的制作要求，就达到了极致。原材料必须选用新白布，先制成“夹纸”，再把14层“夹纸”粘好后，用麻绳手工缝纳。对麻绳也有严格要求，冬天用哪里的大麻，夏天用哪个地方的大麻，都不许错乱的。在鞋底每平方寸上，必须纳麻线81针，要求针针大小一致，线线距离相等。鞋底纳好后，如同一份精美的工艺品。然后对鞋底再进行泡、锤等多道工序处理，方可进入后面的緔帮制作。

像天津十八街桂发祥大麻花，不仅和面、发酵、制作的工艺独特，而且外形绝对漂亮，在什锦夹馅大麻花中，那中间含有桂花、闵姜、核桃仁、瓜条、青红丝等多种小料的造型，让人百看不厌。有的还在麻花上粘有晶莹剔透的冰糖块，就让很多食客百思不得其解：这冰糖是怎么粘上的？如果麻花刚出油锅，麻花还滚烫呢，此时粘糖，糖就要熔化；若等麻花冷却再粘，那就不能粘住挂牢了。就是这样普通的小食品，也有绝活绝技包含其中。

再有很著名的天津风筝魏的创始人魏元泰于清末年间创作的独特风筝，就显示了民间艺人非凡的创新能力和对产品精益求精、追求尽善尽美的精神。他不仅研制了平拍式、立体式、串式和整体式、组合式（即软翅）风筝，还创造了折叠风筝，一生研制风筝200余种。他制作的风筝大者长及数丈，小者仅几寸，全能放飞，以精湛的技术形成了他彩绘逼真、造型多变、飞行平稳、便于携带的四大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全国一枝独秀。他将机械传动原理运用于风筝制作中，创造出的可以变化多种姿势的特技风筝堪称一绝。他的革新绝活是用蒲草做成弓弦，搁在风筝上能发出悦耳的声响。就因为把一只看似简单的风筝做绝做好做到极致，所以1915年风筝魏的有100个节、200根胡须和5丈长身子的蜈蚣风筝放到美国旧金山，参加太平洋地区万国博览会，就一下子让洋人们惊叹不已，拿回博览会金奖就不足为奇了。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靠口传心授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生产劳动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信仰礼仪活动、口头语言、民间美术、各种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手工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从天津的非遗项目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它们所体现的天津地域人民的独特创造力，以及在创造中所蕴涵的独特智慧和高超、精湛的创新能力。非遗是各个时代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定时代、环境、文化和时代精神的产物，天津非遗项目也反映了本地区各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智慧、价值观、审美观、世界观、情感表达方式等，并有力地增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这是天津文化得以延续发展的命脉和源泉。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非遗与天津地域文化”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