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3845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8 分钟。
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当时分田的范围占全区总户数、总人口的70%以上。1930年春，闽西又深入进行了“抽肥补瘦”，调整土地的工作，到同年六七月间方告结束。闽西土地斗争中所创造的丰富经验，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全面、深入的开展提供了借鉴。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国民党军队占领闽西苏区，还乡地主也乘机向农民反攻倒算，纷纷夺回已分的土地。国民党政府颁布《收复区土地处理条例》，规定原来已经没收分给农民的地主土地，“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这样，经过复辟和不断的蚕食，原属闽西苏区的永定、上杭、长汀、连城、漳平等县被地主收回的土地有267个乡，遭反攻倒算的农民有53万多人。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留下来坚持革命的红军游击队，领导游击斗争中心区的龙岩、永定、上杭等地的农民，向还乡地主开展了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各种形式的抗租斗争。当地主将要收租时，红军游击队组织农民张贴“收租者杀”的标语，以警告收租地主。对不听警告且有罪恶、农民痛恨的地主，实行镇压，借以杀一儆百。此外，红军游击队还在收禾季节，以武装帮助农民抗租。每当地主带狗腿子向农民收租时，游击队就在地主运粮回家途中进行袭击，帮助农民夺回租粮。经过这些斗争，在红军游击队经常出入活动的地区，农民对地主实际上是不交租的。在这样的地区，土地所有权表面上是地主的，实际上仍归原来土地革命时分得该地的农民。
至1937年7月，闽西共产党组织与国民党当局经过艰苦的合作抗日谈判，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国民党保证：“土地革命时期所分配的土地应保持原状；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应实行减租减息”，从而确认了保田地区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1938年3月，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后，闽西国民党顽固派认为恢复封建土地业权的时机已到，便重新提出土地问题，一再煽动、策划和支持地主、豪绅进行反攻倒算，逼租夺田。闽西党组织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下，领导广大群众开展了反对业主团收租、开办试验农场、征收军米等多种形式的保田斗争，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阴谋，取得了保田斗争的完全胜利。
1943年，由于国民党福建当局特别不满龙岩“迄今全县四分之三土地，尚存留生授死归不纳地租”的现状，便变换花样，在闽西的龙岩等县推行所谓变佃农为自耕农的“扶植自耕农”运动。这种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对现实的农村土地关系进行某种有补偿的调整政策，实质是强迫农民交出土地，承认地主土地业权。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这一政策收效甚微。所以，到抗战后期，当中共闽西党组织恢复活动，重建自卫武装后，有力地支持了农民反对“扶植自耕农”的斗争，迫使龙岩国民党当局只好于1947年底将扶植自耕农的办事机构也取消了。这样，国民党吹棒一时的“扶植自耕农”的土地政策最后也在闽西以失败而告终。
经过长时期尖锐复杂的斗争，闽西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终于部分地保住了土地革命的果实。据新中国土地改革前调查，闽西有龙岩、上杭、永定等县的15个区、83个乡、14.6万人口的地区，约有20多万亩的土地一直保留在农民手中，直至全国解放。这是闽西红旗不倒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保田地区甚至还保留一年一度“抽死补生”“抽嫁补娶”的调整土地习惯，这是中国农运史上的奇迹。□
国共合作为抗日
1937年4月上旬，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收到了闽南红三团转来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3月5日《给闽粤边特委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1936年9月17日《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重要文件，即于4月25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和南委指示。会议根据闽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马上发动和平运动，创造合作谈判的气氛。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随即向所属各部发出指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停止打土豪筹款，除了必要的自卫以外，停止一切敌对的军事行动。
由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是举国一致的要求，所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起的合作抗日运动，赢得了闽西南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在闽西南地区造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救亡的声势，在政治上给国民党军政当局造成了强大的压力，实行国共和谈的条件逐步趋于成熟。5月，由岩南漳县军政委员会主席魏金水通过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营长谢再发与粤军营长吴琪会面。双方经过交谈，对合作抗日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原红九团政委谢育才为总代表，负责与粤军及驻龙岩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充分阐述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争取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又以张鼎丞、邓子恢的名义分别致函旅居漳州、厦门的闽西同乡各界人士，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派代表赴漳、厦商讨闽西南和平问题和募捐红军的给养。闽西同乡各界人士对此极表支持与赞助，立刻通电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6月，谢育才同驻龙岩的粤军旅长练惕生及第六行政公署专员张策安举行谈判。但此时张策安、练惕生对和谈尚无诚意，他们向谢育才提出取消闽西共产党和红军、苏维埃组织、发表“投降自新宣言”等无理要求。
为了促成闽西南的国共合作抗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派邓子恢亲赴龙岩。7月10日，邓子恢、谢育才抵达龙岩。经过多次谈判，国民党方面大致接受了邓子恢等按照《三致粤军公函》和平条件提出的原则立场，但是，在红军点验的地点问题上，国民党方面坚持红军集中在他们指定的地点，邓子恢、谢育才警觉到国民党的这一要求，可能包藏着阴谋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祸心，因而坚持集中地点由红军自行确定，但国民党方面不同意邓子恢的意见，谈判陷入僵局。正当相持不下的时候，从闽南传来了红三团在漳浦陷入国民党预设的埋伏，被第一五七师包围缴械的消息，邓子恢为此向粤军提出严重抗议。他严肃地指出：“由于贵军背信弃义，制造漳浦事件，部队很不放心，因此坚持分两地集中。”
经过坚决斗争，国民党军政当局不得不同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意见，7月29日，邓子恢、谢育才与粤军代表练惕生、第六专署代表张策安在龙岩商会谈判成功达成协议，从8月23日开始，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七支队及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漳县游击队集中于龙岩白沙，第四、五支队及永定、永东、永埔等县游击队集中于平和县之芦溪，将红军游击队定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8月30日和9月4日分别经过点验后编为3个大队，集中于白沙之红军为第一、三大队，驻芦溪之红军为第二大队。□
北上抗日显神威
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在南方八省十五块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命令闽西南、闽粤边、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为司令员，谭震林调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邓子恢调任新四军军政治部副主任。命令传达后，闽粤边的红三团和闽赣边的（长）汀瑞（金）游击队相继开赴龙岩白土，同闽西红军游击队会合。之后，各部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二支队第三、第四团。第三团由原闽西红八团、龙岩县独立营和汀瑞游击队组成，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四团由原闽西红九团，上杭、永定红军游击队、闽南红三团等组成，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全支队共2400余人。
在新四军第二支队改编成立期间，龙岩白土成了闽粤赣边区令人瞩目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心，各地不少爱国知识青年、海外侨胞纷纷前来投奔新四军。
1938年3月1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全体指战员，告别前来欢送的父老乡亲，告别可爱的故乡，告别了曾经浴血奋战的红色土地，慷慨激昂，挥泪高唱“我们捍卫祖国，我们齐奔沙场，千年夙愿，如今得偿……”的抗日战歌，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奔赴苏皖抗日前线的征途。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编入新四军二支队的闽西儿女，在司令员张鼎丞等人的率领下，以“不灭豺狼誓不休”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毅然投身并奋战在各抗日战场，前仆后继，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驰骋在大江南北与敌顽展开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由张鼎丞领导的二支队与陈毅领导的一支队互相配合，共同努力，至1938年底，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邓子恢和张云逸、罗炳辉等一起，开辟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津浦路西侧12个县建立起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邓子恢帮助彭雪枫整顿部队，开展反日伪“扫荡”斗争，巩固和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陈丕显参与领导保卫黄桥的战斗，取得消灭韩德勤顽军11000余人、俘虏4000人的重大胜利。
在抗日战场上，闽西子弟善于捕捉一切有利战机歼灭日军，1940年6月1日，日军南浦旅团冈本联队吉田中队侵犯句容三岔地区，二支队副司令廖海涛、四团政治部主任王直指挥四团三营和支队部特务连击毙日军中队长吉田等130余人，缴步枪60余支、炮1门。陈毅特发电报给廖海涛传令表扬。3天后，日伪军数千人并配有骑兵、坦克合击二支队于虬山一带，二支队利用叶家棚子的有利地形在毙伤日军40余人及战马数十匹后，机动转移。1944年3月，陈丕显与粟裕等发起车桥战役，共歼日军460余人、伪军500余人，生俘日军24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品，解放了车桥地区，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闽西儿女的热血洒遍了全国各个抗日战场，陈明、廖海涛、罗化成等烈士就是闽西儿女中勇于献身的杰出代表，他们用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责任编辑：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红色故事三则”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