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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讨论中国电影如何从大到强，思考中国电影未来的文化走向。
文 江来 叶实
在今日（4月21日）举办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走进新时代——中国电影发展北京论坛（2018）”上，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做了题为《新时代中国电影的走向》的主旨演讲，对中国电影的四大优势、发展中的五大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并针对生产更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优质电影提出建议与对策。
众多中国电影业界大佬、学界专家齐聚一堂，分别围绕“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走向”、“中国电影与中国故事”两大主题展开论坛对话，解读新常态下的中国电影发展现状和趋势。
以下是演讲原文整理：
尹鸿（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电影发展的五大问题与七大建议
从新中国，到新时期，到新时代，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到今天主要表述的改变，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对电影行业来讲，可能就是我们电影从多起来，市场大起来，到电影好起来，和观众赞起来的改变。
大家知道中国电影产业是2002年开始走向全面产业化改革的道路，在这之前中国电影曾经一度非常低迷，2002年开始我们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十六年的时间，形成了目前的四大优势：
第一，全球坐二望一的电影票房规模。如果今年再到出现一到两个《战狼2》那样爆款的话，今年中国就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如果没有，明年我们也可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
第二，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电影市场。去年全球电影市场增长5%，我们13%，所以我们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好的市场。
第三，全球最大的特色国家特有的电影需求。我们老讲是中国特色，但我们的电影需求也非常有中国特色，大家看看两年中国电影市场上的票房，好莱坞电影，无论多么大，多么强，除了个别例外，很少有电影能够超过15亿票房的。
换句话说，中国观众有相当一部分有特殊的观影需求，好莱坞最好最好的电影在中国要过15亿票房都非常难。但是春节期间“唐探2”、“红海”、“捉妖记”各个都过了20亿票房当然这个需求在改变，但正是因为这个需求帮助我们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和机会。
第四，是全球最有创新活力的电影产业，做到这一点要特别感谢互联网，因为互联网在推动中国电影电影创新，包括中国电影盈利能力、营销模式创新，特别是让电影深入广大四五线城市的千家万户，和过去十多年不看电影的人让他们进电影院，跟互联网创新有巨大关系。
但是现在也存在我个人认为的五大问题：
一、优质产品数量不足。
二、电影人才供不应求。
三、微观运行风险莫测。大家知道中国电影宏观背景形势非常好，可是微观运行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因为这个市场太变动了。
四、急功近利难以遏制。各个环节都急功近利。
五、行业规范亟待建立。但是最重要的是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偶然性非常强，人人心里都没有底，人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电影能不能成为最吸引人的。但是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几个原因：
第一，电影产业上下游过于分散，我们的电影制作在国产片前50票房排行榜电影当中，出品单位有接近40个，所以你可以知道生产方高度分散之后，规划性、对资源集中度、对市场控制力都非常弱。
反过来放映方是什么情况？我们有40条电影院线，其中30条是国产电影院线，这些院线在一个地区同时竞争，因此导致中国下游端竞争非常激烈，所以需要进行两端的整合。
第二个问题，高度分散就是因为综合性的领导性企业缺乏。在中国中影是最好的领导性企业了，中影原来有自己的几条院线和制作基础，但是在制作端由于没有企业原有的那些影响，可能就不如民营的那么灵活。所以也会由于领导性企业缺乏，导致没有行业规则，谁都建构不起行业规则。
大家知道美国电影协会是电影分级的执行者，也是美国每年电影规划，比如暑期档多少电影，甚至他们向中国出口多少电影，他们几家公司可以怎么分配进行协商。
但是在中国做不到，所以在中国出现各种档期竞争，产品竞争，希望我们互联网能够和电影产业融合，真正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帮助我们规范这个市场，让它不要这么变动不居。
这样还带来一个问题，行业外资本和企业影响非常明显。由于我们行业内高度分散，任何一个行业外的，比如一个矿产资源老总，一个卖药品的老总，投一笔钱进来这个行业就会振荡。投入进来以后会导致行业变化，热钱很多。
什么是电影在国内其实是缺乏共识的，什么是好电影更缺乏共识。有人认为把电影拍的有政治意义就是好电影，有人认为一堆小明星凑到一块就是好电影，有的人认为把IP找到就是好电影，但是什么是好电影全世界是有共识的。
在中国投资一个电影的时候，在给电影评奖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电影的差别不是一年两年，我们是五十年的差异在判断同一样东西，我们没有电影的共识。
当然这就带来了新主流电影凤毛麟角。为什么一年就出来一个两个？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这个对未来中国电影影响很大，生产要素稀缺，大家都去抢成熟的东西，谁都不去培养生产要素，谁都去抢成熟的生产要素，导致所谓的天价片酬等等。
企业的积累性差，规划性弱，难以形成稳定的工业标准流程。现在我们看国产片最大问题，几乎很少有国产片没有漏洞的，不是这儿弱就是那儿弱，或者明显的漏洞，这就是工业体系不完整。
所以对于未来我提了几条：
第一，整合。现在互联网企业的规模、体量，在中国文创类行业中已经非常巨大了，所以它应该跟传统电影工业一起，共同完成行业整合的功能，这样让这个行业变得有规则可循。
第二，领导型企业要承担更多的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其实首先你担负了行业责任，才能承担社会责任，你说你今年拍个公益电影没有用，首先让行业健康规范了，所有的公益才有价值，否则公益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偶发的行为。
第三，专业的电影投融资平台。我们电影行业需要投资，但是他需要专业的投资，而不是需要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资，不是那种热钱、那种急功近利的投资。其实在好莱坞大家知道专业化投资公司，行业外的钱需要通过专业化投资公司才能进入电影行业。
第四，《电影促进法》虽然到现在一年了，但是促进法细则仍然没有制定完成，其实有许许多多新问题，新现象应该由国家电影局完成了。
第五，通过激励机制、评奖机制，来建立一个我们共享的电影价值体系。大家知道，电影评奖要两年才能评一次，我参加过中国所有重大电影节的评奖，评的时候发现是在评三四年前的电影，这些机制都需要未来在大家的呼吁下进行调整。
另外，既要有主流电影，但在中国也需要建立分年龄，分区域，分层次，分需求的多元电影体系。
过去我们老讲分众，但是分众这个词太模糊，我们想想电影分众分什么，我认为就是分这四个东西：
第一，分年龄，第二，分区域，第三，分层次，不要看电影票房是多少，要看电影票房是谁贡献的，第四，分需求。因为人有不同的需求，有娱乐需求，有爱情浪漫需求，有自我宣泄需求，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新主流电影带动下的电影建构体系。
中国电影产业的未来走向：
抓不住年轻人的心，就很难有未来
表达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中国电影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张小琴（清华大学与传播学院学者）：艺术电影能为中国电影市场未来健康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孙向辉（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这一轮艺术电影发展起步于2014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和银熊奖的一部影片，从那之后与《白日焰火》类似的影片逐步登上银幕，取得了很好的观众口碑和票房。
2017年进入中国艺术电影的爆发年，在这一年当中，关心人文生活一类的电影出现。艺术电影对于整个中国电影创作水平的提高，是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和引领性的。
张小琴：您提出来的新学院派的诉求是什么？将来会形成新学院派的电影吗？
俞剑红（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新学院派不光要追求艺术品质，更要面对当下的市场，要对观众进行创作，所以我们提出的新学院派是说要弘扬主流价值，要有文化内涵、艺术品质、商业价值。
所以在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基础上，加了文化性，我们通俗说要拍叫好又叫座的电影。
在途径的选择上，是先拍一些电影市场能够留下来的一些作品，还要做出艺术的水准，商业片也要是艺术品质高、好故事基础的商业片，这是我们推崇的。
张小琴：大学生电影节在中国电影未来发展当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大学生电影节这个品牌在全世界也是独特的，宗旨就定位在三个词，青春激情、学术品格、文化意识。它对于国家和电影文化的贡献，我认为主要是它贡献了一个大学生的角度和气质。
金鸡奖、百花奖可能是给一些成熟的影人颁奖，而大影节针对的是正在崛起、未见得功成名就的影人，它更着眼于新的力量。这种青春和文化的气质，经过25年的沉淀，我认为不可替代。
大学生电影节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推出新人，而且它不仅推出新的影人，更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培育了成千上万的电影的潜在的创作者、管理者、鉴赏者。
张小琴：如何看待IP改编在电影产业中的作用？对IP改编有怎样的看法？
崔保国（清华大学与传播学院教授）：IP改编对中国电影有好有坏。现在电影大环境非常好，但是每部片子做出来制片人都是胆战心惊，在它上映之前都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是如果用IP会让你安心很多，给电影的安全性增加了很多。
但是它也有坏处，对于原创、创新和创造，现在IP有些过度化。另外，我们不仅仅要把国外好的IP引进中国，更重要的应该让中国好的IP走向国外，中国过去在这方面比较淡。
张小琴：北京文化投资的《战狼2》是中国电影的票房冠军，在投资领域怎么做得更专业？
宋歌（北京文化董事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拍赚钱的电影。第一，题材要把握好。题材主要是要拍主流价值观的电影，主流价值观电影就是爱国主义热情、集体主义情怀，家庭之间、父子之间、恋人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所有核心都是感情，把感情打透。
第二，剧本。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多种，针对不同的观众，我们希望用最通俗的、大家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剧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剧本非常严谨，节奏把握非常好，才有可能成功。
第三，影片的拍摄。电影的工业化拍摄，这是电影工业化体系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拍摄过程当中能够完全靠提高技术解决的问题。
这些东西都有了之后，片子在一个合适的时机，通过专业化的宣发队伍发出去，最后就是还要有它的命运。虽然我们是专业拍电影的公司，通过自己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但仍然有风险，有的看着很好但是赔了。
至于圈外投资人热钱怎么进来，我给三个建议。第一，跟着专业的公司投；第二，持续投资，电影一年两年可能赔，三年五年可能赔，连着十年拍肯定会赚钱的；第三，重视IP。电影是一个流量端口，引来流量以后把IP产品化，把IP主题公园化，在后续产业方面热钱可以投资，去获得更多利润。
张小琴：请各位用一句话讲一下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预测或者期许。
孙向辉：希望我们青年学生们有机会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艺术电影推广实践当中。
胡智锋：中国电影的未来有无数种可能性，其中一种是要抓住年轻人。中国电影未来如果能够更好地抓住年轻人，把年轻人的思想、情感、心理能够勾住、表达出来，能够透彻地阐释，你就会拥有自己的未来。你抓不住年轻人的心，你就很难有未来。
俞剑红：大部分人认为明年可能中国电影票房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电影市场，但是中国电影核心竞争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还是特别坚信有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审美、中国情怀、中国力量、中国电影学派的电影，在今后的中国电影市场中能成为主流，也能成为中国电影真正走出去的电影。我们的电影走出去不靠视觉特效，更多要靠我们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
宋歌：希望未来的电影是表达中国文化内容、充满正能量、让人积极向上、让人快乐的。
崔保国：当我们掌握了一切技术和能力之后，能够用电影方法表达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时候，那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爆发和走向世界的时候。
中国电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本身就有很强的普适性
用最先进的工业体系讲好中国的故事
曹书乐（清华大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无问西东》成为了现象级电影，请您从创作角度出发，谈谈这部电影的成功经验。
李芳芳（著名导演）：在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当时在想电影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思考电影。
直到今天我也这样认为，我觉得电影像一壶酒或者一壶茶或者一壶饮料，我们首先要看这个容器装的是什么，可以是酒也可是茶，但是它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你要了解你的主题和立意，确定你想装进去的东西是什么。
第二，拿什么容器装，这个容器和你装的液体中间是需要有共鸣的，是需要合适的，是需要互相成就的。
第三，酒或者茶倒出来的过程中，还有倒的方式，这就是你的表达方式，你用什么镜头组装你的电影，它组成了你倒的方式，这个方式跟装的是什么、跟容器是什么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第四，在某一刻，所有的技术往后退，创作者的个性往前站，那一刻创作者会留下眼泪，观众也会留下眼泪，才知道倒这瓶酒的不是一个机器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剩下的是什么？就是苦功。如果你真的爱做电影，每天醒来花多长时间做电影，花了多长时间想你的故事，花了多长时间想你的造型，提高你的技艺，观摩别的电影。所以学习增进，永远存着敬畏之心，永远想着你做的是艺术品。
曹书乐：请您谈谈喜剧类型在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新的发展和新的特点。
束焕（著名编剧）：我觉得中国电影现在在类型化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在做《泰囧》的时候，看了大量的美国公路片，而且很多是动画片，因为动画片大部分是公路片，当时也没有想过有很好的票房。《泰囧》是用中国电影讲中国故事，这个故事之所以能被大家认可，其实是它呼应了当下现实。
喜剧现在是烂片的重灾区，还有一个类型是惊悚。为什么？很多人找我写喜剧，他们对喜剧的认识是反正能逗人乐就行了，但是喜剧其实是要让我们对面对的人物是有优越感的，有智力上、情商上的优越感，真正的喜剧，你看着人物他们很挣扎、很愚蠢，但是突然走到一个时刻，就会让你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这样的人就好了。
喜剧一定是这样的，甚至所有的商业电影一定是这样的，你的人物一开始显现的是最初级的欲望，作为喜剧来讲，一开始就是让这个人物一直往这个方向走，走到了你是好片，走不到你是烂片。
千万不要把一个剧本在一年之内改一百多稿，这一定是个烂戏。从剧本剧作的角度来讲，第一是希望按规律来，第二是扎扎实实扔时间进去，怎么从创作和工程质量要求达到平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曹书乐：为什么国产电影文化含量还不够？
陆绍阳（北京大学与传播学院院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当时世界影坛有一股中国风，《本命年》《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等，在世界各大电影节不是拿金就是拿银。
这些文化艺术片的核心就是讨论民族性和人性的问题，但是这股中国风之后又消失了，被两样东西吹走了。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全球化。
市场化带来了两样东西，第一是资本至上，把原来文化政治主导的东西变为资本主导。第二是把原来创作者做主体，变成观众作为主体。消费主义盛行，消费主义追求的是一种速度、简单。在这样的逻辑下，我们不可能再持续去拍当时他们那代导演的作品。
第二，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然后是文化贸易。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大片进来以后，娱乐至上变成了我们要去追寻的东西。类型化的作品本质上是标准的，它追求的是规格标准，有作品感的东西在全球化浪潮当中、在类型化创作当中是不兼容的，风格化或者个性化的是属于非常个别的。
这个逻辑的发展过程当中，作品开始粗鄙化，国民精神也开始粗鄙化，应该说很多东西我们已经无法逆转了，我们只能顺着大的度往前走。
曹书乐：如何用影像呈现出中国普通人的故事？
雷建军（清华大学与传播学院教授、纪录片制片人）：第一，选题，选题我们尊崇的是大电影格局，就是搞IP。珠穆朗玛是IP，故宫也是IP，我们现在做的黄河大合唱、黄河也是IP。
所以做的所有事都会找到一个大的IP来支撑，但是唯一和电影不一样的是，他们是希望放大IP中的明星，做纪录片是希望从IP当中挖掘普通人。
第二，大的工业体系。清影的片子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成绩，更主要的是我们借助了现代工业体系，比如摄影、剪辑都是做剧情片的，并且是做大剧情片的人，我们都是跟业界最好的人在一起合作。
你有一个好的IP，找到一个好的角色，同时要借用现有的工业体系，才有可能把你做好的东西，用现有的市场方式推出去。
曹书乐：请每位嘉宾对中国电影发展做一下展望。
陆绍阳：大画家吴冠中说过一句话，艺术的路只有两条，小路娱人娱己，大路震撼人心。如果有更多清华的人拍电影的话，可能会拍出更多有震撼力的作品。
束焕：不是说我们只能用好莱坞的办法来讲中国故事，不是亦步亦趋学好莱坞。
其实中国故事本身就有很强的普适性，比如四个最普适性的主题，爱、死、复仇、未完成的愿望的魔咒，也可以简单把它叫做梦想。四大名著《红楼梦》其实是一一对应的。所以我们要增强对中国故事的信心，用最现代的手法讲好它。
李芳芳：你可以有更好的梦想，但最好的影片是要一个个镜头拍出来的，有再很好的想法，都要花工夫，花时间，把每天都真正过好，把自己当做一个艺术家。
如果真的有机会实现你梦想的时候，一定要对机会，对资本，对所有工作人员本着一种谦虚和尊重，把自己摆在一个把故事用心讲好的位置上，踏踏实实把你的作品送到你的观众面前。
雷建军：我们需要用好的、当代的、最先进的工业体系讲好中国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中国普通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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