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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物手绢。
从左至右前排俞秉华、向玲玲、俞秉秀，后排周光福、吴永康、刘新民、蔡应律。
如今人手一台智能手机，随手拍片、录像，就如嗑颗瓜子般方便。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结束后，有人录下我和老伴应邀登台，自始至终，都手牵了手。之后又有朋友传来他们摄录的我那段台上发言，其中有一句话说到我们把自己的“定情之物”都捐给了知青博物馆。乃有当年高中同学于微信上问我们：那“定情之物”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哦？
夜里十二点半问，次日七点过又问。
这是出于老同学的关心和好奇，有必要认真地作个回复。乃从电脑存盘里找出来这物件临捐出前拍下的照片，它其实就是一张手绢。
相识相知
那一张手绢，是我们夫妻俩，捐给中国西昌知青博物馆的149件下乡时期物件之一，是我们当年在知青集体户恋爱的秘密定情物。没想到博物馆开馆后，它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一次次要求我们讲述当年故事。
我的思绪回到40多年前。
1964年我高中毕业。正赶上第一批成都市下乡知识青年到西昌插队落户，在西昌地区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和各种知青报告会、知青先进人物代表会激动人心。热血沸腾中，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自愿申请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们是由西昌高中（即现在的西昌一中）学校组织的应届毕业生六人小组，到西昌河西公社插队。我和向玲玲两个女生，四个男生是蔡应律、吴永康、周光福和刘新民。我和向玲玲、周光福三人是共青团员，学校委派我任六人知青小组组长，兼三人团小组组长。带队老师要求我们每个团员负责了解和帮助一个非团员，要和他交知心朋友，叫“一帮一、一对红”，帮助他积极上进，早日加入共青团。团小组会议分工时，我负责帮带蔡应律，向玲玲帮带吴永康，周光福帮带刘新民。就是这次分工，为我和向玲玲，定下终身——多年后，我和蔡应律成了一家，向玲玲和吴永康成了一家。另两个男生，周光福和刘新民，都各娶了一个农村姑娘为妻。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工作组一度计划把我们这个知青小组拆散，六个高中毕业生，分别调到各个生产队去当会计什么的。此计划让我惊慌失措，好多天内心翻江倒海地无法平静。知青小组就是一个家庭，两年的岁月不算很长，却使我们同学间感情深厚，对突然的离散感觉难以想象，也无法接受。那时我们真是非常的单纯，同学间心无芥蒂，情同手足。白天我们一同劳动，一同做饭吃，晚上我们办夜校，教青年农民学习、唱歌；每次评比，我们都是西昌县的先进知青小组。
想到将要分别，离愁别绪搅得我坐立不安，空落惆怅，苦不堪言。不只是我，小组其他成员也都不愿分离。慌乱中，首先要调蔡应律到一大队六小队当会计，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信的内容并没有特别的地方，只表达不愿与我和全组同学分离的情绪，而信头对我的称呼，他却只写半个省略号，也就是三个小圆点。就是这半个省略号拨动我少女敏感的心弦——我理解，这是一个秘不示人的昵称，只有最亲爱的人之间才用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就是。事实上我们在“一帮一”的过程中，已经有一些微妙的感情在滋长。这封信让我心跳脸红，见了他都不好意思抬头。此后的数年间，我收到一些其他人写来的求爱信，无论是能言善语的教师、驰骋海疆的军人所书，还是国家干部或当地农村青年所写，无论多么华丽的辞藻、多么煽情的语言，都没有像这半个省略号那样让我动情过。
后来，是工作组终于不忍心把我们这个知青组拆散。小组六名成员，除了周光福因为家庭出身好，早早调到公社当团委书记而外，余下五人，蔡应律担任了我们插队的这个生产队的副队长兼会计，我任了一大队的团支书、副业大队长兼十二生产队的会计。吴永康任大队会计，向玲玲当民校教师，刘新民当民兵排长，都不用离开这个小组，我们仍然吃住在一起，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互生情愫
有一次，蔡应律向生产队请了一个月的假，搭便车回会东老家，看望离别四年的哥哥。他从会东给我写来了信。这是他写给我的第二封信，内容也只是简述了他的旅途情况以及对我们全组同学的想念和问候，而信头的称呼，他只写了一个“秀”字。这封信在转到我手里之前被人拆开看过，就因为这一个字的称呼，消息立即像飞翔的蒲公英往四面八方传开，说我和蔡应律在谈恋爱，我当时真是被吓坏了，躲到我当会计的第十二生产队去不敢回知青小组……因为当年，下乡知识青年是不准谈恋爱的，我们河西公社就有两对知青，因为谈恋爱而被公社团委和管知青的工作组，召集全体知青开大会对他们点名批判，以杀一儆百。那时，如果心里对异性产生一点好感，我们就会自责，谈恋爱则更是如同犯罪。
蔡应律知道我的处境，提前结束假期，匆匆从老家赶回来，他并不说什么，只悄悄送给我一张手绢和一枚戒指，手绢上有他画的画，有他写的一些现在看来十分幼稚但在当时却十分打动我的诗句：“似青松……似红梅……”
对了，他还带来一件玫瑰红的机织线衣和一双白网鞋要送给我。在那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样两件物品，尽管我都十分喜欢，也很需要，我还是没有接受，觉得一旦接受，就俗了，我们间的纯真感情，就被亵渎、就不那么纯真了。手绢、戒指却不同，在我眼里，它们是某种感情符号、某种精神圣物，是不可替代、无以言说、非物质的形而上的东西，是一个神圣的、可以托付终身的誓盟和许诺。
因为内心里实在是有很多的东西在涌动，有很多的感情要表达，我努力搜集到一些彩色丝线，开始于一个个深夜里，埋首灯下，精心绣这些画在手绢四角上的青松和花们：红梅、秋菊和荷花。只可惜，花绣好了，才要绣那些题写在中心处的诗句，丝线却用完了。得等我有机会到西昌城去购买，或有人去城里时请他们代买回来。而河西离西昌有27公里，那时没有班车，我们下乡那天都是搭乘运送面粉的大货车从青树棵涉安宁河而过的。我们知青要回西昌城，都是结伴步行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我这待绣的手绢，就只好等等，一直等了好几个月，都没能买到丝线。
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什么手绢、绣花、耳环、戒指等等，都属封资修的毒草，应予铲除。这手绢只能藏进箱底最隐秘的地方。
这一藏，就藏了40多年。
情定终身
我和应律在心里相互欣赏、相互牵挂的情愫与日俱增，却不敢表露出来。直到下乡的第五个年头。有一天，我们同一个大队的一群知青，到河西粮站替生产队送了公粮回队，路过公社时，大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把他们的集体户里，暗恋已五年的知青小赵和小朱连拖带拉拥进公社，起哄中，请公社杨秘书给他们开结婚证明。见他俩不好意思地半推半就，杨秘书竟然就真的给他们开好了结婚证书。天真无邪的知青们这才恍然知道，原来知青也可以登记结婚；又仔细想想，大家都已到晚婚年龄了，是该成家了。
要概括我们这一代人，我想到的一个词儿，就是：单纯——不只是当年单纯，在经历了很多风雨、在世界已经变得十分复杂的今天，仍单纯一如当年。我甚至认为，单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密码。单纯既害了我们也成全了我们。两位年轻的、曾有过婚姻波折的女性朋友，见我们夫妻俩现在每天傍晚手牵着手在邛海边上散步，忍不住惊奇地迎上前来问：你们两个，真的是相看两不厌？夕阳下，我和应律相视微笑：厌？怎么会呢？单纯，也许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答案。单纯，使我们感觉始终像是在初恋。
就这样，苦恋六年，于某一个金银花盛开的季节，我和应律，在知青们朋友通宵达旦的歌唱声中，以一种异常简陋的形式作开头，开始了我们幸福一生的婚姻生活。多年以后，应律在他的《人生之驿》一文里深情描述这一时刻及其以后的日子：
漫漫人生道上，我们开始以一种宁谧的心境，去谛听婚姻美妙的弦歌，去看取人生悠远的风景。我们都真切地感到，人生难觅的幸福，在这里，找到了它渴望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我们的肩头额头，虽披满天风露，却未感觉到那一份人生的秋凉。我们把内心的春光涂抹在人生之途上，涂抹出一路的花香草色。
相濡以沫
不止一个人发现我和应律的老身份证号码，15位数仅最末一个区分性别的数字有差异，乃惊奇地问：你们两个，真的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咋这么巧呢？是很巧。所谓缘份，这就是缘份了。我相信，很多的人，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到了晚年，都可能有一点迷信，有点相信命运。没事时我会想，应律他在会东，我在西昌，相隔几百里路哩，咋会约好了一般，齐扑扑来到世上，然后翻山越岭走啊走的，就走到一处了。公元1961年，初中毕业，全西昌专区统一考试，蔡应律，按他自己说从不知道努力，也从不被老师看好，考试时竟有如天助，超常发挥，“意外”考入省重点高中——西昌高中。一下子，我们走得已经很近，在同一个年级，却不在同一个班。又过了3年，我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蔡应律因为轰动一时的“友谊社事件”，我们双双落榜不能升入大学，乃由学校选拔出来，上山下乡，我们终于就走到了同一片屋檐下。
记得第二天就要离开学校去安宁河畔“扎根”了，身任知青小组长，当晚，校长特别嘱咐我，要重点管好蔡应律，多多留心他的思想苗头和动向。及至后来的接触中，我发现这个需要特别留心的同学非但不坏，还非常阳光、透明，并极具正义感和责任心——多年以后我还知道，由于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病故了，他甚至在自己的日记里称我为姐姐。
在另一篇小文中应律说：“在遍尝了人生各种滋味之后，觉得人生满是滋味；于饱览了世间无尽风光之后，觉得世间满是风光。”
从下乡插队的那一时刻起，社会就慷慨送给了我们一个称号：知青。知青的全称是知识青年。褒也好贬也好，苦也好辣也好，知识青年是我们一生的标记，怎么一晃眼，就走到老年了呢？我们生活的兴致还高，还没有爱够，怎么会厌呢？文/图 俞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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