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梁晓声：一个老知青的故事

时间：2020-08-26

描写知青劳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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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有个，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啊——”。那激越的旋律，摄人心魄的呐喊，唱出了一代人心中的无奈，也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和其他流行歌曲不一样，这首红透大江南北、来自于的文学作品《雪城》的主题曲，引出了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辛酸话题——知青和社会对共和国第一代人命运的共鸣。梁晓声是以写知青小说而闻名的作家，他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真实地反映了知青的生活，动人地展示了他们的痛苦与快乐，求索与，深情地礼赞了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美好心灵与情操，为一代知识青年树立起英勇悲壮的纪念碑。他的小说给当时的社会以强烈的震撼，唤醒了社会对共和国第一代人命运的关注，也使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做了反思，推进了我们社会的思想解放。

前不久，梁晓声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夜访百家》节目接受了主持人张南的访问，畅谈了他的知青路、知青观和他的知青文学。

当说起他笔下的知青生活，说起他笔端浓郁、丰富的知青情感时，梁晓声说——

我也是个知青

1966年我初中毕业时逢文革，1968年我下乡到了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师二团，地点在黑河瑷晖县，我们先坐火车到北方的尽头，然后坐卡车到团里，再坐马车拉到连队，所谓连队其实就是劳改农场的小村子。在北大荒的时候，所有的农活都要参加，秋收、抬木头，我们还要自己盖房子。那时年轻人觉得干劲很足，麦收的时候，就主动加夜班，连轴转，也不觉得累。对于联合收割机、对于一望无际的麦海、对于脱坯都有新奇感，所以也不觉得累。当年下乡的时候只有20岁左右，我们对于艰苦没有多大的畏惧，时间长了感到对心灵威胁的是寂寞，那时侯文化生活很少，当时连书都没有。一般的生活就是收工以后洗把脸，然后到小河边去，然后就是睡觉。我那时候爱好写作，即使艰苦，也能就着油灯看书写作，真是使不尽的精力。当时很年轻，觉得应该用自己的生命之火拥抱生活，用自己的心血浇灌手中的笔，一心为同时代的开拓者讴歌。在连队的时候，写了不少的诗歌、散文先后在《兵团战士报》、《黑河日报》上发表；一时间在兵团里也小有名气，后来，我就被调到了团宣传股担任报道员。

在宣传股的时候，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夏天，我在河边刷棉袄，我的棉袄脏了，一向是刷洗的，拆了就不可能再自己做上，忽然想游泳，将棉袄用一块大石头压在河中，脱了衣服跃入河里。游够了，穿上衣服就走了。直至冬天快到了，却哪里也找不见棉袄了。一天猛然想起，是夏季泡在河里了。到河边去找，仍被大石压着，冻在一层薄薄的冰下面。破冰捞出，已被小鱼小虫之类钻了许许多多的蜂窝洞。拿回来晒，瞧着发愁。那时知青们普遍都很节俭，轻易不扔一双鞋一件衣服，何况是棉衣。我的战友听说了这件事儿，好一顿笑。结果拿去给我重做了一件袄……说到这儿，梁晓声不由得又笑了，透过听筒那笑声中带着一丝苦涩。

说到他的文学之路，梁晓声不无感慨地说，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就爱好看文学作品，但最终能让他走上文学之路的，还是一个偶然的机遇，——

机遇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能进入复旦，自己完全没想到。

一九七三年，团机关开始“精简机构”。我被精简到团里的木材加工厂。我永远感激当年木材加工厂抬木班的知青伙伴们，他们对我的爱护之情，胜似兄弟。他们认为我是被“贬”到木材加工厂的。他们觉得有义务爱护我。他们性格各异，都很豪爽，很正直。也许这一点与特殊的体力劳动分不开。八个人，哼起号子，抬千斤重木，是不可能不齐心的。一声“弟兄们，起呀……”将人和人拉近了。

四个月后，招生名额下到连里了。我成为三名被推荐者之一，名列第二。但那一年出了个张铁生，我没走成。

第二年，木材加工厂只分到两个名额：一个大学名额，一个中专名额。大学名额是哈尔滨师范学院。中专名额是鹤岗市邮电学校。那时我已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对上大学不感什么兴趣了。只希望一年后兴许会被留在出版社，作一名编辑。但连队的知青伙伴们替我报了名。

我的名字报到团招生办的第二天。我正硬撑着和伙伴们抬大木，连长走来了，对我说复旦的一名老师要见见我，叫我立刻到招待所去。

惭愧得很，直到那一天，我还不知道中国有所著名的大学是复旦大学。只知道清华、北大、哈工大、哈军工。

我就去到了招待所，见到的是复旦的一位四十余岁的男老师。如果我没记错，他姓陈。政治经济系的。

他对我很热情，问我都读过哪些文学书籍，我就回答他读过了什么什么。

又问我最喜欢哪些著作。

我说：“《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红字》……”

“在这几本书中，最感动你的是哪本书？”

了想，说：“《红与黑》。”

“为什么？”

我语塞了。我看《红与黑》，是在初中一年级。记得读完这本书，我痛哭了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