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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稽”之地究竟在哪里，一直是没有明确定义的。主要的说法有二：一是绍兴后面的会稽山；二是蚌埠市西面的“涂山”（行政归属怀远县）。前者的会稽之名明显有附会的意思。而后者的位于位于淮河的中游，如果大禹希望就此确立在整个淮河流域的威信，“涂山”倒是个合适的地点。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禹是在伊川会稽诸侯的，这个“伊川”指的就是伊川盆地（现大部归属伊川县）。如果说大禹希望在自己功能名就的地方会盟诸侯，也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涂山和伊川都有可能是真正的“会稽”，只不过对于希望控制淮河流域的大禹来说，“涂山”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百越之族来说，将自己的历史源头定位在那个曾经称霸于春秋的“越国”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无论是在越国被灭之后向南回迁的越人，还是在北上过程中沿途定居的越人，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并没有被切断，而将一个最辉煌的时代或分支作为族群共同的记忆和源头，是人类正常的心理状态。为自己寻找一个拿得出手的出身，并非只限于春秋战国之后的百越之族。在到达长江下游的那部分越人开始接触到黄河文明，并希望与之成为一体时，这种想法就已经存在了。受华夏族的影响，如果要让自己与其他民族处在对等的地位，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华夏族的“名人”作为自己的祖先。尽管这样做并不能消除那些来自黄土高原，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族群的歧视，但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无论是在先秦，还是在后来的历史中，有无数的边缘民族，都依这种方法先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正统的出身，然后再从文化上与华夏族融合，最终“洗白”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从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国家（或者说族群）来看，吴人将自己定位于与周人同源。在吴人所陈述的历史中，周人的始祖周太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太伯”为了礼让弟弟继承君位，而南下到了吴地。这种说法让吴人自认为与周人获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楚人的野心显然要更大些，他们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时期。在楚人决心与周人决裂，并视周人所封“子爵”为侮辱时，他们向周人强调，黄帝的儿子“高阳氏”是楚人的直系祖先。从这个角度看，楚人的出身要比周人高贵的多。而在楚、吴之后，也希望融入中央之国的越人很明显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黄帝级别更高的祖先了。如果将周人的始祖定位为自己共同的祖先，即使能够找到合适的对象，也不可能压倒它的对手——吴人。如果再向前追溯的话，商族也是一个选择对象，不过商族那明显来自东部族群的出身并不能提升越人的身价，因此合适的对象应该再向前追溯。而开启了中央之国概念的夏人无疑是最为合适的对象了。因此那个以治水而闻名于世的“禹”成为了越人所祭祀的对象。 按照越人所描述的世系，夏代的第五代君王“少康”有一个庶出的儿子被封在钱塘江以南，也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地区，成为了越人的祖先。在夏人为商人所灭之后，越人作为大禹的直系后代，仍然延续了大禹的香火。其实楚、吴、越三国所陈述的历史即使是真实的，也最多只能证明他们的贵族阶级最初可能源自黄土高原。而基本的族群构成在当时仍然是明显区别于黄河流域的族群的。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在黄河文明还未能与长江文明发生碰撞，并明显占据优势时，你很难想象几个来自黄河流域的贵族到了那些“蛮夷”之地，就会被当地的部族奉为首领。不过这些说法在汉朝时期都被正式得到了认可。作为真正将长江、黄河两大文明统一在一起的王朝，汉朝在民族、文化融合上所做的工作是据有划时代意义的。或者说从汉朝起，整合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汉文化”概念，取代了狭义的，仅涵盖出自黄土高原的“华夏文化”概念。汉人也成为了两大文明融合后的，新的民族的符号。 在我们解读汉帝国时，会涉及到汉武帝如何将浙闽丘陵纳入中央之国的范畴的。随着帝国疆土的南伸，怎样让浙闽丘陵归附的“越人”对中央政权产生向心力是摆在帝国决策者面前的首要任务。对于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东亚族群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为双方找到共同的祖先。因此当初越人所附的出现于夏人的说法被官方正式确认了。并且为了加强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帝国还需要加强那些沿海山地与帝国中心的地缘联系。具体的措施则是将无明确记载与定论的大禹下葬之地——“会稽”，考证在浙闽丘陵的最北部（也就是宁绍平原的南部），大禹大会诸侯之山也被命名为“会稽山”，被认定在越国故都（绍兴）的南面。而承担这项重大历史使命的就是司马迁。毫无疑问，这种安排是成功的，由于司马迁在中国信史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大禹”成为了连接东南沿海与黄河流域的文化纽带。而这种格局也一直延续至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所改变。让黄帝陵成为黄河流域的文明符号，和让大禹陵成为长江流域的文明符号对于华夏文明内部达成地缘平衡具有重大意义。更何况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发达，出自这一地区的海外华人要明显占有绝对优势。做这些分析，可能会让有些朋友感觉到不舒服。毕竟这会让我们现有的民族意识有一种被安排的感觉。其实大可不必有这种感觉。中华文明的形成，主要还是表现在文化上的。地理结构也好，人为做出的地缘结构调整也罢，都是为了让这种文化更具有凝聚力。从这个角度看，古典时期的政治家们并没有什么过错。在历史上还有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汉朝及以前的南岳衡山是在长江之滨的（安徽省安庆市天柱山），但到了隋朝，由于帝国的疆土持续向西南方向拓展，如果再将南岳放在长江边上，显然不足以让它的“神力”辐射至整个南疆，因此南岳的称号被现在的“衡山”所取代（湖南衡阳市）。 对于史记中的记载，特别是关于上古部分，可能很多人会不屑。但我个人认为，其中还是有很多信息可供参考的。比如禹这个人的存在与否，是否有治水之事。对于一个以崇尚祖先崇拜的民族来说，可能会夸大祖先的功绩，但无中生有是非常忌讳的（包括黄帝之事，也许那场对东夷的战争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胜利，但东西族群在那一时期开始碰撞却是有考古证据支持的）。今天我们已经分析了成就“中原核心区”地缘动力，这个原动力就是控制黄河下游走向的力量。黄河在今后的历史中，无数次或被动，或主动的“以水为兵”，但最先掌握它的力量的是“禹”，他的儿子“启”也因此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不过既然“中原核心地区”的控制力已经被发现，那么希望取得共主地位的族群就必然要以这一地区为争夺目标了。黄河下游的变动点西部的起点大致在洛阳与郑州的中点，也就是现今郑州与洛阳行政区划的交界地区（都包含所辖区县）。而东部的变动点则在开封以西，约在现在的兰考县附近（也就是焦裕禄所在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如果要想治理好黄河下游的水患，或者想改变黄河的流向，这一地区是关键。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是帝王成就霸业的必争之地。而中原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固定的。一般认为现在河南省大致就是中原的范围。不过如果要为中原找出一个核心区，或是最初所指的地区，那么洛阳——开封地区则无愧于这一称号。“得中原者行天下”固然突出的是它在古中国核心区的中心位置，但得之就可以控制整个黄河下游，乃至整个黄淮海平原（华北平原）才是它的地缘价值所在。在之前的族群争斗中，西部的族群显然已经在这一地区确立的领导地位。因此做为史记中黄帝的玄孙——“禹”来说，能够领导这场治水战役的胜利，并最终成为东西两大族群的共主，是否合地缘规律的。（禹和黄帝是否有亲缘关系，并不能确定，但最起码应该是同族的）之前曾经分析过，原始东夷的交流范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最南可达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地区。由于长江在此转向东北方向，因此我们可以将北起长江南岸，南到东南丘陵北缘的平原地区称之为“江东平原”（这也是三国中东吴将士自称江东子弟的由来）。历史记载中禹的影响力已达此地，并最终葬于此。但事实上，治理黄河之水（包括受其影响的淮河）所能造成的影响，或战略威慑很难覆盖到这一地区。江东平原和长江以北的的江汉平原，要在1000年以后，方才正式与中原地区发现大规模交集。如果我们确定禹的儿子“启”最终的确建立了世袭制的“夏”朝。那么他之所以敢于挑战之前的“轮庄”形式，其所依仗的正是发现了治水的关键地区正在自己所掌控之中。其所影响的范围更多的应在黄淮平原，最远推至江淮平原（核心区仍在今天所确定的“中原”地区）“禹”所治理的黄河走的是北线，这条线路也被称作“禹贡黄河”或“禹河故道”。在其后的岁月里被无数河官奉为经典，并认为黄河复归此路为害最小。 关于“禹河故道”是否为大禹所引导，有可能又会引发争论。由于时代太过久远，事实上是无法争辩出结果的，一切者只能是推断。既然都是推断，那我也不妨做一个。根据史书记载，禹治水成功后，山东丘陵以南的直至东南丘陵的所谓“夷”族纷纷臣服（那些让人云山雾照的古名称我就不说了）。也就是说黄淮平原、江淮平原乃至江东平原的“原始东夷”族都纷纷臣服。如果这个范围没有错误的话，那么黄河在禹之前所为患的地区应当主要为黄淮平原。也就是说走的是南线，连通淮河的支流，进入淮河“夺淮入海”。并造成连锁反应，使得淮河水向南漫流，为害江淮平原。而禹所治理的办法就是引黄河之水向北，与现河北境内的河流对接，并最终流入渤海。 大禹的这次治水工程在地缘上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黄河的地缘影响力扩散到了淮河。而大禹本人实际上也凭借这次治理水患，树立了洛阳盆地在黄——淮之间的政治地位。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大禹及其所代表的部族既然可以通过疏通龙门而减轻淮河的水患，自然也存在人为堵塞龙门，让伊水复流入淮河的可能性。对于淮河流域的部族来说，这是一种现实的地缘威慑力。尽管伊水的水量在后世已经逐渐减小了，黄河对淮河的这种地缘控制力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因为春秋之后的政治家们，已经有能力通过人为的方式，在洛阳盆地——山东丘陵之间的任意一点，将黄河之水向南引入淮河流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决堤）。有一种看法是中国的集权结构是源于“治水”文明，从黄淮之间的地缘关系来看，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 既然大禹已经通过治水显示了自己的能力，那么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向分散于黄、淮流域的部落们宣示自己的政治权威了。由于淮河流域的诸多部落都在这次治水工程中出了力（当然也有坐享其成的），因此大禹需要找一个地方召集各部论功行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试探行为，以观察自己在淮河流域的威信究竟如何。由于评定功过实际上是一个计算过程，所以这次会盟行为被称之为“会稽”，也就是现在“会计”的意思（学财务的朋友倒是应该去“会稽”圣地拜一拜）。这种做法倒是很象姜太公在“封神台”上所做的，只是不知道〈封神演义〉的作者在创意封神榜时是否受到了大禹“会稽诸侯”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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