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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的心脏》 给你们写个小故事

时间:2020-08-18

关于温顺的故事

提示:本文共有 14249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29 分钟。

《温柔的心脏》 给你们写个小故事 知乎首发于关注专栏

写文章《温柔的心脏》 给你们写个小故事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微博:杨七七Pearl。26 人赞同了该文章

这个小故事写了一个月左右,终于完成啦。它关于我,是我的过去和现在,不算很长,零零总总都付诸笔下了。我,还有我爱的人都在里面了,希望你们喜欢。

她每天坐在那里写字的地方,楼下远一点的地方就是列车站。每天有大大小小的列车在这里停留,或是携卷着北方的风刷地一声经过。

不忙的时候她就坐在这里发呆,窄小的笔记本像秋天的枯叶一样落在她的腿上,旁边小婴儿的摇篮已经有五年没有用过。下午的时候,这个朝北的大窗子还剩斜斜的一点太阳光,夕阳,是很难形容的一种色彩,已经是弥留之光,但是灿烂得不像要结束。

这是专属于她的娱乐项目。

观察火车,类似于体验一种时间的魔法,把人飞快地带来又飞快地带走。她在虚幻的光里瞌睡,像一只冬眠的极地松鼠,夜幕降临时醒来。安稳中带着一些难以磨灭的遗憾,怀念了太多次而变得陈旧,亮一下就灭了,并不会那么不甘心。

有时候她在夕阳晒不到的地方观察火车,女儿小禾就会穿着一件粉嘟嘟的小棉衣跑过来,爬到她的腿上。小禾玩她头发上的皮筋,扯衣领,玩她右手中指上玫瑰金色的戒指。戒指没有任何花纹和图案,就是远远细细温润的一枚小戒指,不值几个钱,她一直戴着。

小禾问她:“妈妈,每个人都会长大吗?”

安安就回答她:“对啊,每个小宝宝都会长大。”

“每一个都会吗?”小禾又问,不甘心。

“对,每一个都会。”

安安出生在90年代初的春天,苏联刚刚解体,德国刚刚统一的那个春天。她降生时,那片大地刚刚复苏,改革开放如火如荼。

她出生的家庭平凡无奇,爸爸是公务员,妈妈做会计,小康之家,偶尔会财政吃紧。那个年代地产还不是什么炙手可热的业务,人们住得都不算太好,搬进洋楼小别墅的绝少,大多数小孩还是像安安一样,在职工宿舍的大杂院里长大。

童年的时间过得很慢,成都天阴,灰灰凉凉的,永远像暮秋。但安安喜欢阴天,有水汽和暗光的阴天,她的卧室终年朝北,坐在桌前读书时就像一条深海的鱼潜伏在幽暗的石头下。

很多很多年以后,安安去北京工作,才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亮的阳光,简直是不歇气地亮着。但南方小城养成的习性,让她很不习惯北方的气候。刚来北京那一阵,住的房间不通风,尘土大,整天干咳流鼻血。

住处离地铁站奇远,每天回家要走上一公里半,中途经过一条河,要走上一座冰冷的天桥。每当走到桥顶,那个北风就号号地吹,她听见整个城市呜呜作响,冰天雪地,像一座被废弃的集中营。

她在北京朋友很少,偶尔能聚一聚的就那么几个。早晨从西边出发,往西四环走,公交车坐五站,还能有座。西边与东边迥然不同,这里远离北京的繁华中心,远离三里屯、双井、鼓楼、望京,立交桥错综复杂,道路宽而无人,有时走很长的夜路也碰不到一家商店,萧条,索败,就像一片永远无法完工的厂区。

她做记者,从社会到文化,一直写字赚钱,工作时风驰电掣出门,灰头土脸地回来。

说不上什么一定要留在这里的理由,就是一直没走。吃饭、睡觉、看电影、听音乐会,换过两次工作,搬过一次家,和前同事还有联系,算是在北京最好的朋友。她这样一个人生活了很久,记不清多久了,大概有两年时间。

直到阿梳的出现。她叫他阿梳,因为他像一把刷子,总给她顺毛。

记忆中很多好事总是发生在冬天,那时候她已经从西三环搬到了北三环,东北角落,终于有了人烟气。她住在一栋红砖楼房的二楼,老楼,没有电梯,院子里是繁茂而无人修剪的植物。

葱葱给她发信息,晚上吃饭,在东四,北方周刊的同事。

这是一次挺大型的聚会,安安没赶上吃饭,完事还有个酒局。在职的离职的全来了,一波乌泱泱的年轻人,有两位带了对象。说主题是吐槽。北方周刊是安安的前司,做实时报道,她在那里干了一年文化,很累很艰辛。

聚会上的人,一小半已经离职了,一小半在职,一小半正要离职,大约三个月后,这桌上的十多个人里,就剩葱葱一个还在杂志社。

她被安排坐在阿梳的旁边,点了一瓶樱桃酒。

这是一间格局很奇怪的酒吧,从厅最后面的楼梯向上走,会通往一个窄小走廊,走廊后是一个玻璃门隔开的厅,穿过厅,再向里走是一个很大的厅的二层,放满酒桌和椅子,站在二层的扶手上向下看,又是一个红彤彤的厅,旁边有吧台,前方是舞台。乐手在这里唱歌,人们在中间跳舞。

这种格局,基本上是违章建筑了,就像蚂蚁的巢穴,而且没有消防通道。安安喜欢这种一去不回的感觉,越走越深,每开一扇门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空间。

她说要去后面看一看,起身从靠墙的沙发钻出来,经过阿梳,他说我陪你去看看吧。一桌人就起哄,逗他,你心急啥!安安去哪你去哪!在一起在一起!

安安觉得莫名其妙,就笑笑,阿梳拿起桌上的花生粒砸他们,差点把酒泼翻。

楼梯窄梯子陡,安安手脚并用,像管道工人一样。阿梳跟在她后面,伸手抓住扶栏,他不好意思扶安安,不过这样即使她掉下来他也能接住。

有意思的酒吧。危房和违章建筑的结合体,除了一小撮中国人,全是颜色各异的外国人,说的话都听不懂。安安问他:“你来过这吗?”

“没有。”

“第一次来?”

“对啊。”

安安环顾四周,像是对他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北京有意思的地方真多啊。”

那天以后阿梳就开始频繁地组局,大家建了一个群,阿梳是群主,中心人物,在《北方周刊》跑财经口。不过因为远和懒,安安常常不去。她依然穿梭在上下班的路上,钻过各式各样的立交桥,仿佛没有任何亲密的朋友。

那一阵,安安的公司接了个宣传片的大单,做策划,从统筹到执行,忙到没时间定外卖,饿了就去后面流理台抓几个橙子吃。方案做好以后开始筹备,又是一个星期过去,忙到冒烟,忙到失去自我。

见面后的一个月左右,阿梳给她发了张樱桃酒的照片,那是另外一家她没去过的酒吧。

她问他:“你在喝酒啊。”

“是啊。”

“一个人吗?”

“你来不来。”

她坐了五十分钟的地铁到鼓楼,寒冷的十二月,她裹得像颗粽子。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晚还要放下手里没做完的工作去赴约。可是想喝樱桃酒,就像被孤立很久的新芽期待灌溉,酒红色可以治疗她的单调的眼睛。

阿梳坐在靠门的窗边上等她,放了一瓶樱桃酒,点了一盘薯条,放着蛋黄酱。安安从大门进来,带着冬夜的风雪,找了半天找到窗边,拖过来一张凳子,把围巾手套大衣三下五除二褪下。酸酸甜甜的樱桃酒,一小瓶,冰冰凉。

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喝酒啊。”

阿梳说:“吃完饭朋友散了,过来坐坐。”

安安点头。

“你要是来得早,这边有爵士乐演出,都是北京不错的乐队。”

那晚上他们聊了四个多小时,瞎聊,从童年到工作到文学。阿梳喝完酒两颊会有点微微的红,酒没舔干净,嘴唇就亮晶晶的。讲到好笑的地方,闭着眼睛笑,睫毛是长的,仔细看有点卷曲。

酒吧里灯光很暗,夜的灯光在他脸上变得斑驳,透亮,喝了很多酒。他酒量很好,据说白酒一斤,啤酒八九瓶。安安喝了两瓶,一个樱桃味一个苹果味。

凌晨两点,他送安安回家,给她开门让出后座,彬彬有礼。

从那以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理由层出不穷。有时阿梳在她家附近采访,有时橙子买多了,有时邀约一起听演出,有时候急需吃卤煮。

阿梳很高,肩宽肉紧腿长,头发像舒克和贝塔戴的头盔,圆滚滚毛茸茸地贴着他的脑袋。风吹过来的时候,会有一小绺翘起来,像《猫和老鼠》里边的汤姆,没睡醒的造型。

第二个周六的下午,阿梳来她住处附近的学校打球,球友有些不认识,是北京一些同城的朋友组织的。打完球已经是夜里八点,阿梳走到安安楼下吃春饼,问她在不在家。

安安在饭店的角落里找到他,阿梳一条紧身的黑色弹性长裤,外面是一条大红的运动短裤,很韩式的打扮,上身一件蓝色运动衫。他叫了酱牛肉和土豆丝,用面皮给她包了两个不同蘸料的春饼,倒好了豆浆和小米粥。

他刚运动完,脸上泛的红还没有褪去。低头吃饼,脑袋毛茸茸的。

安安说,打得累吗。阿梳说还行,脚差点抽筋,使劲蹬了两下地就好了。说完就给他表演起来,邦邦往地上两下。安安瞪大了眼睛。他一边喝北冰洋一边讲打球的事,说下半场上来个哥们,技术不行,但是胖,撞人厉害,一连助攻几个好球,不拉不拉。

吃完送阿梳去地铁站,安安撑得站不起来,两人就慢慢地走。街对面就是学校,十点过了,走道边白莹莹的灯亮得很冷清。安安感觉凉,把自己的帽子抽起来,让阿梳把他的帽子也抽起来戴上,他说不冷,转身把安安帽子边上的扣子扣上,堵住风口。

那是迄今为止他和安安之间最亲密的动作。她自始至终没有抬头看他,不知道自己平视的眼光是在他的肩膀还是脖子。到了地铁口,阿梳往阶梯上走,安安站在原地跟他挥手。阿梳也挥手,转过身走两步,又回头挥挥手。

那之后的几天,安安出去跟了一星期项目,有一阵没见阿梳。她一直回想阿梳在地铁口转身向他招手的样子。这一刻给她带来隐秘的欢喜,就像一口剥开的糖果,舔一口就放回书包深处,舍不得吃完。

十二月中旬的某天,阿梳约她在什刹海边喝酒,她只记得那一晚比十二月所有的夜晚都要天寒地冻。什刹海结了很厚的冰,湖边有一圈斑斓的夜灯,黑夜里亮得很梦幻,像在举办一场无人的冰灯节。

到十二点,安安问他:“你明天不上班吗?”

阿梳露出好像刚刚在做梦,忽然醒了一茬的表情。“要上要上。”埋着头喝完了杯子里的酒。

从二楼楼梯走下来,阿梳的脚步比往常要拖沓。安安用手机打车,找不准定位,阿梳拿过她的手机,说我给你定,然后长按侧边的键关掉了手机。安安有点诧异,正抬头看他,忽然被他扶住了肩膀,继而毫无过渡地被他抱到怀里去。

这是他这辈子做过最浪漫的事。

阿梳抱安安的姿势,有点像女主人抚摸一只小奶狗,特别是用巴掌摸索她脑袋的手感,她的耳朵都开始摩擦生热。安安在黑夜里睁大了眼睛,发现阿梳冻得全身微微发抖。

过了两分钟,阿梳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安安伸着两臂,不知道是该抱他,还是乖乖放回自己的身体两侧,最后决定就这样有些尴尬地停在半空中。忍不住开口问道:“你是不是没穿秋裤。”

后来回想那一晚,安安记得最清楚的是隔着那么厚的衣服,她都能听到阿梳胸腔里的心脏激烈跳动的声音,在冬天宁静的冰湖边,又温柔又勇敢。

阿梳说,他第一次见安安就爱上她了。听起来有点像骗小姑娘的爱情故事的开头。安安就当场反驳:“哪有这样的好事儿。”阿梳就伸出两只大手呼呼呼地揉她的脑袋。

就这样俩人忽然成了有对象的人,花了一段适应时间。新年的前一天,天上下了一场豪雪,阿梳出门找安安,地上还是蓬松的新雪,没有被踏黑,没有板结成冰。

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一个饱含着快乐和希望的兆头,他是这么的爱安安。

阿梳穿着一件黑色羽绒服来找她,整个人鼓得像只铅球。安安一到楼下就嘭地一声扑到阿梳怀里,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装满海绵的游乐池。阿梳把她夹在自己手臂底下,等红绿灯的时候,就两只手穿过她的膀子,在她腰间扣上,形成一个闭环。

他们在安安家里总待得不自在,合租的另外三个姑娘总是不停地经过她门口,一到夜里就在合租群里问安安,她们默认不让男孩在家留宿。阿梳不得已只能送她到家楼下,即使上楼也在十点前离开。这样送了一星期后,他把安安接到了自己屋里,一个十五平的房间。

那是安安的二十三岁。

外企在中国已经在衰落,每个人都开始创业,连跳广场舞的大妈都开始聊区块链和币市。传统媒体凋落得不成样子,安安眼看着自己的前同事和前同行们一个个离开纸媒载体,做营销公关或市场,少数的像她,跳去了做了影视。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生活在迷茫中,这样一片长天大地,是尽情挥洒的时候但无从下手。等待的日子着实像旋风一样,她是那个坐在风眼里呼吸着低气压的人,看这个世界疯了一样旋转,却因无法参与而出奇地冷静。

如果说从前的她像风筝一样,无着无落地生活了很久,阿梳的出现,就像有人伸出一只手,逮住了那个摇摇晃晃的线头。她觉得自己落到了地上,大地松软空气宁静,阿梳把风暴和狂沙挡在他的身后。

有时她在夜里感慨,在阿梳睡着的时候,贴在他的肩胛后面,在那里留下轻如蝉翼的一点泪痕。他睡得那么沉,像一艘远行的船,带着无所畏惧的信心。

安安经历过已婚男人的追求,在泥沼里生生死死,在不算平顺的恋爱经历里,这是最幸福最静好的一个,她希望这是最后一个。想到这里就把阿梳抱得更紧一点,反正他也不会醒。

春节前的半个月,他们搬家了,选了个东三环的一居室,老房子,好好装起来也算温馨。阿梳是个布置能手,墙纸贴上,小家具买上,安安把卫生间彻底清扫一遍,厨房的油污抹了,基本上焕然一新。

他们的卧室有飘窗,安安买了张浅蓝色飘窗垫,把到北京以后在夹娃娃机里夹到的所有娃娃都摆了出来,一共七个,又在网上买了两个装衣服的篓子,换下来的脏衣服可以扔里面。

收拾完屋子的那天晚上,安安疲惫地躺下来,感受四只发酸的虚脱。安安终于明白,这才是过日子的样子。阿梳洗完澡蹭到床上来,把安安抱在怀里。安安问了一个自人类直立行走以来最俗套的问题:“你说,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呢。”

“什么都喜欢。”

“这不可能,我长得也不算漂亮。”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安安在他身边动了动,脖子垫在他胳膊上。阿梳说,“你往下来点,”安安就梗着脖子向下移,移多了,“你再往上点,”安安向右上挪了点。“再往左一点,到肩窝这里来。”

安安在黑夜里白了他一眼。“你以为我是俄罗斯方块吗。”

卧室的窗外是东三环的夜色,一条长长的大道由南至北铺开去。借着一点夜光,安安打量阿梳的睡相,明明是个强硬善突破的记者,稳重有担当,睡眠时睫毛又细又长根根分明,嘴巴像是不高兴地翘起来,像一只需要喂奶的猫。

安安揪着他的脑袋使劲亲了一口,他依然没有醒。

有了阿梳之后,生活就开始有了相依为命的意思。她母胎单身到二十二岁,和一个陌生人在同一个空间里亲密无间地生活,一直是个伪命题。好像要把过去二十多年的缺失都补齐一样,恋爱让她开始过于有血有肉。

她缠着阿梳给她买了一枚小戒指,玫瑰金色,才70块钱。戒指细细的,没有花纹,她无比喜欢,一直戴着没有掉色。

相处五个月后,在不大的工作圈里,她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前女友,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类似这样神奇的时刻大约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让她重新审视一遍他。

但不得不承认,从前她有点轻敌了。阿梳来得太轻巧,太热烈太一往无前,让她有点膨胀。人就是这样轻易地忘记艰辛的经历,而轻松地享受如今的好日子。她不知道,阿梳长得挺拔俊俏,从前也是一个在女孩堆里受着宠爱和追逐的少年。

见到他前女友的那天是在一个行业发布会上,她穿得像个时尚的稻草人,黄白的背带裙,高挑的马尾辫,不知道品牌的链包,身子骨柔弱绵软,比一般女孩要小一号,像雨天爬出软泥的蚯蚓,可以滑到任何尖锐的表面。

终其一生,安安和她只有过这一次照面,没有说过话,甚至没有对视。

她在安全距离内观察她,敌明我暗的偷窥里,难言的嫉妒中有一种莫可名状的亲切。她曾经是他的一部分,和他亲密无间地生活了那么久,比我还久。

那晚她和阿梳无意间讲起这事,本来放松的心情,在开口的那一刹那仿佛感受到一闷锤狠狠砸在了心脏上。阿梳虽不算伶牙俐齿,但平日举止也很少有无所适从的时候,那晚他是如此不安,为了安抚安安,只能不停揪着一些断断续续的字眼察言观色。

阿梳把安安搂在怀里,讲一些有的没的笑话,看她眼里还有没有闪泪。不通情达理的时候是不快乐的。安安一晚上没说话,最多沉默地笑笑,抚慰他的辛苦。睡前她使劲搂着他脖子,仿佛不服气地说:“你是我一个人的。”憋了一晚上的气话。

那一刻起她就知道她变了,变得脆弱而刻薄。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还常常回想起刚在一起的那个冬季,十二月最后一天的快乐夜晚,她扑到阿梳怀里像掉进泡沫池里的那天,在新的日子把旧历淘汰掉的前夕,他们在东四的一个小巷里听了一场新年音乐会。

陋巷寒冬的深处藏着摇滚趴,小巷外面是荒芜的夜色,小巷里的酒吧沸腾得像一只加了特辣的火锅,参加新年趴的人就像自甘奋勇跳进沸水的虾饺,把自己煮得颠三倒四。

安安在台下抱着一只红漆的木头柱子四处观察,阿梳去吧台点了两杯啤酒,它们在酒单上的名字,一杯叫“艺伎的胭脂”,一杯叫“城南旧事”。

艺伎的胭脂有点甜,灯光下是殷红的,比艺伎的唇膏深出一个色号。

她缓慢地咂嘴,被阿梳牵到舞池边。那时他们在一起还不到两周,在一切还没有娴熟到亲密无间的时候,牵手和接吻依然带着新奇的试探。

这种试探,到后来就渐渐消失了,而变成一种像呼吸一样的日常。

葱葱总说,阿梳才是你的初恋吧,她记了很久。因为这句话抹去了她的不堪,照亮了她的一生。直到她生下小禾,开始带着渐渐长大的小禾进行人类世界的角逐的时候,还依然记得当年这句话里的感情和语境。

她快乐得像一只红白相间的比目鱼,游到硕大的鱼缸尽头时,总是通过忽然抽抽的摆尾来调转方向。

乐队上舞台了,阿梳头顶约过人群,跟她汇报前方的情况。安安个子不高,陷落在黑压压的人群里,被热浪和呼声挤压得晕头转向。台下沿墙的一周有一圈窄小的桌板,阿梳带她到达边缘,伸手一抱把她放上了桌板。

顿时视线宽广,上面的空气果然比传说中的还要清新。越过所有人的头顶,她看到台上安装乐器的每一位成员。吉他贝斯萨克斯和鼓手站得就像准备约架,地上的电线像藤蔓一样长满了整个舞台。

灯光和电音回荡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人们把手臂举过头顶。阿梳需要用尽音量才能让她听到,大多时候两人只能微笑示意。

主唱郝名唱民谣的时候总是闭着眼睛,阿梳喜欢他,眼睛听得流泪,然后台上忽然轰鸣,开始摇滚。乐队的鼓手坐在所有成员和复杂的鼓架后面,舞台光最弱的那个角落里,因为遮挡而若隐若现。

不打鼓的时候,他文静地坐在那里,带着孩子气,像《血色浪漫》里年轻的马元,一旦开始打鼓,整个人就像被注入灵感的哈姆雷特,主宰了整个复仇。和阿梳听了好几场演出之后,她总结出一个道理,每个乐队里最有魅力的成员总是鼓手。

这位鼓手叫张放,是郝名乐队的重要成员,在跟随阿梳追了好几场郝名的演出后,她终于记住了他的名字。

安安一直在阿梳的手臂旁坐着,为了防止她掉下来,阿梳用自己的身体卡着小木桌。新年倒计时的最后一秒,她回头过来亲吻他。缭乱的灯光把在场的人闪得昏头转向,她和他闭着眼睛,就像在风眼的低气压里,旁若无人地享受旧年的最后一秒。

过年的前一个月,葱葱结婚了,婚礼很小,朋友也不多。阿梳和安安以及一帮前同事坐在主桌,葱葱有点发福了,羞赧和善良让她脸上始终带着泛红的微笑。

作为女人的一生,也就这么一个时刻最世俗最闪耀。阿梳在桌子底下牵着安安的手,安安用手贴着他的手背,就像在冬天的雾气里就像握着一只粗粝干燥的船桨。

24岁那年的春节,阿梳跟着安安带回了成都,母亲把主卧打扫给他们住,洗漱起卧都在这间房。下飞机的那天父亲来接他们,这么多年在外地,第一次是两个人一起回来,当爸的开心得就像抱上了孙子。母亲看到阿梳就更开心了,他就像不知什么时候凭空变出来的儿子,匆匆几句寒暄之后,迅速地不见外了起来。

母亲用它落后的手机镜头给阿梳和安安拍了很多合照,选了一张出来,强行洗成实体照片,用一个小小的相框裱起来。她把这张照片放在茶几上边一伸手就能碰到的位置,一个恨嫁的母亲是需要这种激励的。

和安安一样,这是她舍不得吃完的糖果,存下来一颗就可以无限循坏地回味。

过完年回北京,第一件事是去参加有郝名出场的草地音乐节。是春天里闷热的一天,夏季冥冥的前兆。他们来晚了五分钟,音乐会还没有开始。

郝名那时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牌,全部粉丝聚起来也就那么数得出来的一小撮。郝名站在最前面话筒的旁边,头发的长度介于“酷毙了”和“流浪汉”之间,顶上绾了半个小结。张放依然坐在鼓架后面,那个自成一方天地的位置。

张放瘦了点,圆鼓鼓的脸修出了一点椭圆。他因为嘴皮子厚而不自觉地嘟起来,和马元一样形状的眼睛,不过是丹凤眼,头发像块西瓜皮或小奶锅的盖子,有点自然卷曲。打鼓的时候整个人都在鼓架后面晃动,头和脸若隐若现,应该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乐手。

听累了,安安和郝名去草地另一边买水和吃的。这种小型音乐节不像声势浩大的音乐节那么兵荒马乱,餐饮区不仅不排队还有空座,安安不禁担心起它的营收到底能不能付得起这些乐手的出场费,后来想想乐手也穷。

安安点了热狗和汉堡,既然没有肉夹馍和大煎饼子,阿梳只好勉为其难啃了个汉堡。

这个场子的招商很业余,展位不多,买食物饮料的摊子就更少。安安和阿梳并排坐在学校食堂样式的桌椅面前,一边吃东西一边观望春天的景色。埋头苦吃的时候,对面来了个人。安安正在书包里翻餐巾纸擦脸上满嘴的蛋黄酱时,感觉到阿梳使出了非同寻常的力气跩她,直到抬头。

安安“嗯?”一声抽了纸巾出来,发现正面坐着张放。

她整个人往上一弹,膝盖磕着桌底板还来不及叫疼,先吼了出来:“我靠,张放,是不是你。”张放手捏着热狗,吓得一震,面包里的热狗滑出来了一半,他瞪大眼睛看着安安。

安安旁若无人地问阿梳:“这是张放吗。”

阿梳点头。

她转头跟自己嘀咕:“近视害死人啊。”

近看张放,脸还是圆滚滚的,晒得黑了,嘴唇挺厚,大男孩的样子。

安安指着对面的热狗问张放:“你们也吃这个?”

张放瘪瘪嘴:“吃啊。”

“主办方不给你们准备点好吃的?”

“有正餐,这不饿了吗。”

安安和阿梳看看四周,歌迷和观众在若无其事地行走着。

安安问道:“就这么出来,你倒也是没什么偶像包袱啊,不怕狗仔么。”

张放咬了口热狗,头也不抬地反问:“你看他们像认识我吗。”

安安皱起眉头:“做音乐不容易啊。”

安安和阿梳盯着他吃东西,他没有露出介意的样子,张放话很少,又羞涩又饿,来不及讲什么话。吃到一半,灌了半杯水才想起问他们:“你们是郝名的粉丝吗?”

阿梳嗯嗯嗯嗯头点得像捣蒜,从包里抽出一摞签名照和一本乐队自传。张放擦擦嘴,从斜对面探过脑袋来,指着其中的几张,说到:“这是12年在青岛演出时拍的,这是14在北京,这是我们地下乐队时期排练的地方,你看这是我,啊,我那时才21岁。”

阿梳问他:“郝名是个啥样的人?”

“就,大哥,吊吊的,人好,自己做曲子自己唱,玩各种奇怪的乐器。”

“你们晚上常年在酒吧里演出,平时还有什么活动?”

“接商演啊,录专辑,四处跑场啊,忙起来一周都睡不了一个好觉。”

交谈不知不觉持续了一小时,两个记者的问题加起来能够一篇人物特稿素材了。天色都开始暗下来,张放还没有归队去吃正餐。最后阿梳怂恿安安:“你们做影视的,有空去给郝名的乐队做个纪录片吧,做不了郝名做张放的也行啊。”

三个人带着年轻意气一拍即合,合作人员预算费用设备内容大纲一样都还没有,却被这个点子兴奋得当即就要结拜。张放临走的时候给二人留了联系方式,说,交个朋友。转身离开餐区回到后台乐队那里的时候,又恢复了沉默和羞赧。

张放有点分裂,这是安安开始给他们做纪录片的时候发现的。安安公司老板是个热爱民谣的大佬,愿意花费成本去做些可能亏钱的事,比如给一个没什么名气的乐队拍纪录片。这个项目安安是导演。

鼓手的沉静和狂热同时出现在张放身上,将他分成了两半。打鼓的时候,冷血又放荡,远离了衣食住行。阿梳的音乐品味深得张放的心,他总是在雨天听湿淋淋的歌,就像安安还没有出现时常做的那样,盯着滴答落雨的窗外,过去那些不起眼的日子,谁还记得呢。

阿梳和张放互补,阿梳长得明朗浓眉星目,这样的长相更适合乐手,但本性他稳重周全。张放俊秀内向,鼓点是他唯一躁动的方式,时常露出孩子气的样子,但他本性嚣张狂放。

这个片子的主角从最初的郝名,变成了鼓手张放。他这种乏味的人,一到镜头里就变得有故事了。张放早就适应了全天候的跟拍,作为不算一个善言辞的人,被安安的摄影机激发了表达欲。

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张放带安安去了一个郊区的小镇,却提前告诉她,这一天的内容不要记录,安安不明所以,但也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们排队坐大巴,下雨,天空幽幽的。张放一路上没有说话,只是拨开窗帘望着外面。窗外没什么好风景,无非是山坡和高速路。他没有开口说,安安也就不好多问。

汽车行进了一个半小时,下车的地方是一个郊县的汽车总站。张放撑着伞带她走到旁边换乘的公交车站,上了一辆破败的公交车。

再次下车前,安安困得睡了一觉,汽车停得毫无声息,醒来车里只剩她和张放。她被张放摇醒,带着下了车。这一路人烟稀少,是灰沉沉的山和窄小的路。两边的楼房像是90年代还未拆迁的样子,上边写着“鳝鱼面”、“粮油店”。

安安走累了,问头顶撑伞的张放:“你不会是要把我卖了吧。”

张放轻轻笑了两声没说话,直到走近一个大院门前,他们俩终于停了下来。

雨还在下,但小了些。安安看着这座森严的建筑,大门一侧的竖匾上赫然写着:XX省秀水监狱。

安安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发问,张放先开口了:“带你见见我爸爸。”

张放把证件给监狱人员查验,安安跟在她身后进了监狱大门。天色暗沉,空气还是冷幽幽的,安安有点受凉。他们一直走到厅里,穿过了走廊,走到接待室,静静地等着。

后来安安才知道,那是十多年前的秋天,刚出生张放还在上幼儿园,他父亲的公司因为偷税漏税受到严厉处罚并被查封,总经理和董事长为了逃脱风险,事先让他父亲做了法人,追责时,顶层的人全都消失了,只留下他父亲,被公安局“取保候审”的名义带走,再也没有回来过。

情节严重,在律师的争取下,他父亲被判了十七年有期徒刑。这十七年里张放一直由母亲抚养,十多年后,当他父亲在他牢里第一次见到儿子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襁褓中的小婴儿长成了一个挺拔清秀的少年。

安安坐在接待室里不知该说什么,张放拿起听筒又放下,和父亲聊了一些家常。

父亲看上去很老了,胡茬是没有光泽的银白色,他的生活似乎已经没有了所谓的顺心或者磨难,唯一确定的是,他望着张放的眼神是欣慰的。

回程的路上张放依然没有开口,车行到中途他才终于说了一句久违的话。

“我爸爸明年就能狱了,正好是阳春三月。”

那天的事好像从未发生似的,就这样过去了,像分享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但务必不要再提起。他们认识第三个月之后,张放带安安去了一个大型的音乐节。

张放作为乐手,无需像普通观众一样辛苦地买票排队,不过进入会场之后的自由走动就和大家一样了。那天天气很凉爽,有一点不扎人的小阳光,安安背着她的轻型单反跟拍,舞台搭得如梦如幻。

阿梳没有来,他在家里睡觉。安安从未见过他这样贪睡的人,他曾经因为睡眠而错过了许多重要的约定。他睡过去的那些时间里,对世间万物是毫无知觉的,任山洪海啸也无法将他唤醒。

现场有很多张放喜欢的歌手,最喜欢的莫过于朴树。他的出场在晚上八点,夜幕四合之际。安安陪他等着,披着张放的外衣。

她从没见他这样热切兴奋过,连他打鼓的时候也没有。打鼓的张放是冷酷的,面无表情的,自由奔放但绝对节制,但是朴树出场的时候,他好像变回了一个普通的青春洋溢的少年,痛苦的日子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印记。舞台的灯映在他圆润的脸上,他几乎记得每一句歌词。

他最爱《生如夏花》,开头响起的瞬间,张放的热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即使是全场大合唱,他也能以特殊的嗓音让自己的声音独立于众人。这种嗓音,介于干嚎和深情之间,注入了他所有的爱和拼命。

安安抬头看他,紫红的舞台灯下,整个侧脸仿佛被注入了神性。使劲全身力气唱歌的时候,他脖子上青筋突起,细小的颈部骨骼一闪一闪,她想,怎么可以唱得这么拼命。汗滴从鬓发间滚下来,这个凉爽的秋夜,他炎热得像盛夏。

她忽然就很感动,已经很久没有见证一个这么冲动感性的少年时刻。她觉得自己变得有点像母亲,想拿出背包里的毛巾抹去他的热汗,再把一瓶凉水灌进他的喉咙里。

那晚张放很开心,抱着一堆音乐节上采买的东西带安安回大巴。他浑身的汗还未干透,就在絮絮叨叨的谈话间睡着了,头深深垂到安安的肩头。

安安拿出纸巾为他擦了汗,心里犯着嘀咕,阿梳要知道你这样一定会杀了你的。

小片子做了四个月,安安一有空就去拍摄,到最后已经不知道是为公司制作还是为自己。后期的那段时间,张放一有空就来看片,年轻孩子抵不住好奇心,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拍他。

阿梳和张放有了嫌隙,即使宽容如阿梳,也不愿自己的女朋友天天和另外的男孩混在一起。然而不满归不满,他却没有这么多时间陪伴她,不写稿的时间,也大多在满世界出差和补觉。这时的他们已经在一起两年了。

那段时间,除了和张放在一起的日子,大部分的时间,她总是坐在家里等待阿梳。在越来越暗的光线里,东三环的车灯总是首先亮起,然后是店铺,然后是居民小区。

那段时间阿梳总是很累,只能记得在夜晚回家的时候给她带一盒最爱的曲奇饼干。他拥着她睡觉,夜里无知无觉。

安安体谅他的辛苦,不在意她受的冷落,也没有和张放断了联系,时常去看他的乐队排练。他们在准备这一年的新年音乐会,那时候她已经是郝名乐队的常客了。

初冬的某一天,他们三人相约一起去什刹海滑冰。租冰鞋的门面头一天才刚开门,他们是今年最早下冰场滑冰的一批顾客。张放滑冰很溜,阿梳和安安却都是新学员,张放带着两个学生满冰场跑,阿梳学得很快,一跤也没有摔,安安若不是仗着衣服厚,必然会摔得浑身青肿。

滑冰很累,那么冷的冬天,她滑得浑身是汗,脸颊通红。夕阳洒在冰场上,有一点巍然的血红。宁静亲和的下午,冬天也变得不严酷了。

她在坐地休息的间歇,看着寥寥冰场上几个怡然自若的滑冰手,还有远处玩耍的张放和阿梳,两人一般高的身影在斜阳下拉得很长,正对着的站立姿势,就像彼此间即将进行一场朔风烈烈的挑战。

乐队里的乐手有时会串场,帮别的歌手做配乐。新年音乐会的前夕,张放邀请安安去听一个地下酒吧乐队的驻场,他是鼓手。

酒吧在双井的一个深巷里,场地很小,有些复古风,这里观众不多却很热闹。张放刚进酒吧就围上来一波朋友,他介绍了安安给大家,很豪爽地说:“今晚上的都是朋友,一起喝!”他请安安喝了低度的甜白和鸡尾酒。

中场休息张放坐在他身边,和各位哥们胡吹海侃,额头渗出了细密的小汗珠。喝到半酣的时候,台上有人叫他上去唱歌,他端着酒杯摆手,安安大笑着怂恿他,说展示你真实水平的时候到了,最后盛情难却。

张放站到了主唱的位置,吉他手守在一旁准备给他伴奏。他选了一首朴树的歌,轻轻唱起来。声音不错的,节奏快了一点,但音准很好,安安给他打节奏。

一曲毕,张放的脸因为酒气微微红了起来,他还没下台,欢呼雷动。他拿起话筒注视着台下,最后看着安安,认真地告诉她:“这首歌献给安安。”

台下正要热烈鼓掌,他补了一句:“安安,我爱你。”

一时间全场肃然,继而爆发式地沸腾了起来。

安安没说什么,拿上包包走出了酒吧。张放在寒冷的冬夜里追出来,站在酒吧门口。安安没有回头,径自往小巷出口走去。张放站了半晌,随后使劲浑身力气,朝安安的方向喊了一句:

“我说的都是真的!”

安安停了下来,张放加快步伐追了上去,呼出的打团白气遮住他的视线,鼻尖冻得通红。他走到安安面前,毫无过渡地将她抱到怀里去。安安使出吃奶的力气把他推开。张放没说什么,又上前了一步,还是将她抱住,轻言细语地说了句:“冬天的凌晨是很冷的。”

安安因为遗憾和愤怒而没有再说什么,忽然间流下了眼泪来。

她抬起手擦了自己的眼泪,生气地说:“奇怪,他妈的,我哭什么。”

张放亲了亲她。毫无顾忌的一吻,温柔,没有侵略性,不求结果也没有回应。

安安轻轻地推开了他,好看的丹凤眼在面前一闪而过。她说:“就到这里吧。”转身走了,没有人再追上来。

阿梳消失了,带着他简单的行李。他们的屋子被整理了一番,他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搬走。他留了一条短信给她:“你们那么多的秘密,就不要告诉我了。”

安安疯狂地找他,给全世界打电话,请求,质问,夜里无眠,喝水为生。阿梳没有任何的提问,安安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他只知道她变了。两年的时间他很满足。

安安从愧疚到愤怒,她给他发信息,问他这算什么,就这样结束了,要消失吗,这样就要放弃了吗,没志气,没出息!

就像沉入大海,没有丝毫回应。

她觉得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她总是做不起数学题,老师把试卷递给她,她发现分数不对,翻来覆去地算,但小分永远加不完,就这样一直循环。翻过面来还发现大题没做,一整面的空白。那么多的题,她一分也没得。

后来梦里变得一片空白,她醒了过来,出一身汗,然后是更多的空白。

张放给她打电话发信息,她都不接,后来张放找到了她的家。她挂掉门铃,让他进了门。张放一点也没变,卫衣上的英文字母让他看上去有些嘻哈。

张放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安安还没等他说什么就先开了口。

“没什么,他自己的选择。”

那晚上张放留在安安家,两人并排躺在沙发床上,安安一直在发呆。她也是喜欢张放的,有哪个女孩会不喜欢张放呢。她爬起来在张放脸上亲了一下,至今也没有理解那一刻是自己是怎么想的。张放把她搂在怀里,像从前阿梳喜欢做的那样,给她放好加湿器,盖好被子。

他问她:“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我有阿梳了。”

“如果没有他呢,你爱我吗。”

“不爱啊。”

张放没有再说话。

他是后半夜离开的,无声无息。他走后不久安安就醒了,在极度的寂静中忽然醒来,没有任何声响。她摸了摸旁边的位置,又转过身去盖好了自己的后背。忽然像杯子被注满了水,继而顺理成章地溢了出来一样,她无声地大哭了起来。

她哭得那么伤心,眼泪连贯地从她体内一点一点地流了出来。她失去了世界上可能最爱他的人,又辜负了另一个喜爱的人,她的整个世界就这样空了。她哭累了,给自己倒一杯水,靠在枕头上睡着了。梦中天旋地转,她恨她的数学老师。

终于在两个月后北京大学的冰场上,他见到了阿梳。虽然速度还不快,但他滑冰的技巧已经很溜了。他就像昨天才和她分开一样,跟安安问候,给她带了一盒她爱吃的饼干。

安安问他:“这么长时间你去哪了。”

“在上海培训出差,我大概要换工作了。”

“你要走了吗。”

“换了工作,我就要去上海了。”

安安指了指远处的行李箱:“那是你的东西,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阳光照得阿梳有点睁不开眼,安安眼里又开始噙泪了,刺得他眼眶生疼。

她问他:“你确定要走了吗。”

阿梳以他一贯的稳重忍住了没有回答,他说:“你们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到我的生活里,又以同样的方式离开。”直到很久以后,她才知道他是在说那位光彩照人的前女友。“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不了,你们离开以后都会更好的。”

她一直在想那一刻,她是不是应该心软下来求他。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被捧在手心,从未服软过,重新再来一次,她会改变主意吗,她这么蛮横,这么硬气,这么不愿认输。

阿梳走了,张放也没有再回来。一个去上海做了杂志主编,一个开始了全国巡回演唱会。安安开始给商业片做制片人,人总是这样,一忙起来就会完全忘了爱恨。她不知道阿梳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她只知道他从来不愿坐飞机,南下永远是坐动车或高铁。

三年后,她结婚了,嫁给了一个不温不火的生意人。他产业做得大,常常出门工作,留下安安和女儿小禾在家。她不再工作,丈夫的钱足够养活好几个她,平静的日子里会写些小故事讲给孩子听,等着她慢慢长大。

她和小禾住的房间,窗外远处就是北京火车站。她知道,阿梳就是坐着这里的列车南下,永远地离开了她。

她得知阿梳工作的杂志社,却再没有联系过。结婚后一年,她给阿梳寄去了一张照片,那是她在海边拍的,墨镜挂在头上,修长的手放在嘴边,中指上的玫瑰金戒指还没有摘下。

安安没有附上信件,只在照片背后留下一句话:

今天的一切都阴霾满布,唯有这支戒指,闪闪发光。

编辑于 2018 0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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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故事:公主与龙。吞茶嚼花发表于一碗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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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1 年前她快乐得像一只红白相间的比目鱼,游到硕大的鱼缸尽头时,总是通过忽然抽抽的摆尾来调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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