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风》二十二期，有一篇乃蒙先生的章太炎的讲学，写得真够味— —辛辣，在芥川龙之介之外，我们所不曾看见过的深刻而冷隽的解剖。他说章先生是悲剧的人物： “他是狂傲的人，一切是自私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在演讲台上，他将听众幻成一种意象，以为这意象是他的获得，他的生命之某种关联，而这意象是陌生的，于是以眼光，以笑脸，去粘住它，把它位置在某种精神生活上。这里，我仿佛看见章先生心灵的凄独！”
我看了他的文章，有一点感兴，也胡乱来写一点。
我是不大相信章疯子那一类的传说的，太炎先生对于弟子们的问学，态度非常谦和，和家人父子一样说家常话，并不摆出什么大学者的架子。从康有为那几看了天才的面孔，再回想太炎先生的态度，可以推想乾嘉朴学家的冲和模样，愈觉其可亲。太炎先生大概也不甚爱过访的人们和他谈什么学问，时常谈谈《黄帝内经》和张仲景《伤寒论》，该是顶聪明的办法，反正彼此都是外行。他的《伤寒论》说得并不坏，好在他自己并不替别人开方子，听听也何妨？
他是要做王者之师的，（芥川龙之介语）民国初元，我的老师单不庵先生曾经想请他讲学过，（正是他为袁世凯所忌，马通伯请他莫问政治，以学问成千古业的时候）他摇摇头，表示不愿以政治上的大才略局促于虎皮交椅上。可是周流十年，政治上并无所表现。民国十一年，春间，由于沈信卿那些人的策动，（借章太炎来做复古运动的盾牌）才在上海省教育会作连续的国学演讲。第一次讲演时，听众有一千多人；其后逐渐减少，约以五六十人为常，照他那样的演讲，有五六十个听众，应该够满意了。他的讲演，如乃蒙先生所说，满口土语，——带余杭方音的杭州话，（我们可不要忘记他是写《新方言》那名著的学者。）夹些带音尾后的笑，一面吸烟，一面低声的演讲。象我这样对于他的方言并不感到困难的人，而我又从单不庵师那里知道足够的关于今古文家争执种种的人，还是和乃蒙先生一样体味到太炎先生心灵上的凄独。太炎先生的笑，有的是胜利的笑；他提出强有力的证据，驳倒了今文家的嘲弄，或用史的事实证明了古文家的可信：但这五六十个听众中，并没有皮锡瑞康有为其人，老实说大家并不关心今古文家的争辩，甚至连什么叫做今古文家都不明白；他如唐·吉诃德一样向羊群舞矛，他自己的脸上浮上胜利的笑了。有的是嘲弄的笑，嘲弄梁启超、严几道、林琴南那些人写不成象样的文章，嘲弄那些阘冗颟预的人们爬上政治舞台，但听众中，对于共和党进步党同盟会的争执，虽说是眼前的故事，其实摸不清楚，仿佛他在嘲弄隔壁王三的秃头一样，全然“事不干己”。有时是会心的笑，他在人性研究上，超过了宋明理学家，直入道家禅宗的堂奥，显出他自己的别有会心；可奈听众对于哲学修养实在很浅薄，并不想到人性论上有这样的道理，他的最得意之处，大家的确茫然得很。我和钱玄同先生的主张有点相近，不十分热心于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看太炎先生这样对下一代人热烈重提上一代的争论，有时真为他的白费气力而加以恬惜。
但是，唐·吉诃德的长矛，有一回竞向我们年轻人的身上投过来，他要用嘲笑宋诗派的话头来嘲笑白话诗。他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日本和尚娶妻食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等等，何必称做和尚呢？”又说：“我们不能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下堕落，便是白话诗。” 于是辩论起来了。我们是一群，他是一个人；我们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他只有几句嘲笑的话头；我们有正在试验的种种作品，他自己又并不是诗家。他只批评我们一阵子，我们从各方面去驳斥他，使他无话可说。可是我们的辩驳，要使他能够看到知道真不容易；因为国学讲演的结果，和沈信卿他们所预定的复古目的相反，一则省教育会的记录员写不成一篇讲稿，二则以《民国日报·觉悟》为中心的反复古的一群，每一篇文章都比他们所说有力量有影响；沈信卿有点对于我们不高兴起来，他用种种方法，阻止我和太炎先生的会见。
在西门××里××号的楼上，我第一次晤见太炎先生，我把我们所提出的关于新诗的意见给他看。他只说我旧书读得不错，能够从他的著作中找材料补充他的演讲，对于新诗却不表示什么意见。我把胡适、康白情的诗给他看，他才知道新诗还是沿袭诗词的旧体裁，（这是我错的，因为那时新诗已有很进步的作品，不当拿初期新诗给他看的）于是他又开批评宋诗的话匣子，说《检论》上的老话。我单刀直入请他不要说《检论》上的老话，他才相当表示对于新诗并不了解。笑我这孩子的倔强态度，但是一年以后，他在《华国》上回我的信，还是说的检论上的老话。
他的国学讲演，那年预定上海完了以后，轮流在杭州南京各讲一次。政局的变动，刺激了他的政治欲；他又变成赵恒惕、黎元洪、孙传芳那些人的 “王者之师”，不再讲学了。民国十五以后，他非常失意，直到国民政府助万金讲学，才在苏州抬起头来。我们读他在苏州的讲稿，觉得十年不相见，也毋庸刮目相看；只因为有万金作底子，语气稍微有点不同，快要变成“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诗人了。
我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在静安寺路上，他答应我和徐志摩先生去看他，不料徐先生坐了飞机跌死了，我也就懒得去看他，我对于这鳄鱼似的大师，有一句话埋在我的肚子里，几次要问终于不曾问，现在懊悔也来不及了。我真不懂：“他那回为什么不到巴黎大兰去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