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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犹如秋天累累硕果挂满了枝头，其中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所要坚持的五项原则之一，显得格外醒目。
所谓“德治”，产生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是自生的、传统的。几千年来我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就是以德治国。在有的人看来，“人治”中好的“善政”，就是德治了。这种在德治和“人治”之间划约等号的观念是非常错误的。以德治国首先是对“居庙堂之高”的执政者们的道德品行提出很高的要求，用现在的话来说，只有在建设一支纪律精神、牺牲精神和自律精神三要素合一的执政队伍的前提下，德治才有了它“想”运行的可能。其次，以德治国也是对“处江湖之远”的社会公众的期待，当整个社会环境崇尚守望相助、礼让为先、诚实为本成风成俗时，德治才有了它“能”运行的社会基础。第三，德治并不是和法治相对的，更不是排斥的，没有法治的德治是“行”不通的。
“法”字在我们的古代社会也出现很早，由于它在原初生发时与“刑”结合得很紧密，与权力两面一体，而不能与“治”有机地“联姻”，更与“权利”无缘，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缺乏法治的传统。但这30多年一路走来，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人民群众，法治意识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诚然，我们也看到了差距。一方面历史先验的空白，导致我们缺少法的精神，如对宪法权威性缺少敬畏，“治国者首先受制于法”的理念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超常规”的发展，无论是立法质量，还是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总是跟不上实践的步伐，立法上“填空”、“补白”，执法上“补差”、“缩距”，还不能令人满意。
要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厘清国家和社会各自的角色、功能，也要发挥好它们共同的作用，也就是需要“分”的地方要“分”，需要“合”的地方要“合”，这样的结合才是有机而不是生硬的。
《决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这里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有“分”的要求，它将国家和社会的角色明确地进行了区分。国家和社会并列叙述而又进行了分殊，其实质是重视了社会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恩格斯强调的是先有社会，后有国家，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过去经常是国家淹没社会，采取的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管治模式，其特征是国家权力主导社会。在我国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个特征十分突出。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初就曾说过：“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一帮忙，豆腐必定受伤。”国家权力的强势，使得行政干预法律的现象十分突出，法律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社会力量过于弱小，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显得力不从心。国家和社会的分殊通俗地说，“国家的归国家，社会的归社会”，这就要求国家权力要主动调整和收缩，社会力量才有不断壮大的可能。前者的退让是为法治腾出空间，后者的进取是为德治提供契机。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的伟大在于他能看到道德不能“全覆盖”的一面，因而需要法律的约束。国家和社会角色的分殊，有利于各自功能的发挥，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
《决定》还指出：“既重视发挥法律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首先，我们要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有人一旦自律失效而失范失德走上犯罪的道路，法律的他律是不可替代的。我们也要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人的德性德行是可以培养的，传统中国人的德化主要来自“教化”这一途径，经由“教化”转化为“内化”。在今天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个人品德，目的也在于让道德真正内化。
其次，法治体现道德理念，法律对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良法为人性提供规则，由此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持续性，也是达成道德“教化”的另一种途径。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法律、规范性文件的目的是从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弘扬美德、满足长远公共利益出发的，好的公共政策与道德原本的用意，即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尊严是一致的，公共政策不仅有利于维护和提高公共利益，而且还能够达到“治化”的效果。
再次，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古人说，“道在外，行之千古，德在内，存于一己”，行之千古的道，并不意味着千古不变，道的内涵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不成为人们推崇和遵守的道。我们今天的道的内涵与法治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表现为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和公平等核心价值。德是人的内在规范和自觉，它表现为在某种既定的情境中，人们必须怎样去行动，也就是说道德越是自觉，法治越是容易达成，因此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培育法治文化具有支撑作用，两者完全可以互相补充。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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