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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革命
本文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抗日战争是革命吗？”回答是：“不是，土改运动才是革命——即中国土地革命。”前天，2017年的7月7日，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爆发的八十周年纪念日，据报载：“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于6日在南京召开，两岸退役将领、抗战老兵以及专家学者、高校师生共约300人与会，这是两岸首次举办如此大规模和高层级的抗战史研讨活动。其中台湾方面共有包括一级上将郝柏村在内的8位上将出席，这在大陆举办的活动中也是前所未有。其中，现年99岁的郝柏村曾经参加抗战，是本次研讨会与会者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他说，抗战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牺牲最惨，而战果也是最辉煌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必须了解为什么中国现在能位居世界五强之一，其主要原因就是抗战胜利，抗战光荣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子孙宝贵的精神文化资产。郝柏村说，由于国共内战的影响，过去两岸在抗战史认知上各有不同，不够全面客观，这是可以理解的。所幸80年来内战的前辈已经走进历史，年轻世代的政治包袱和情感已经淡化，现在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历史具有了更好的条件。对于两岸如何共同研究抗战历史，郝柏村建议从五个基本立场着手，包括站在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不是某一个党派、更不是某一个个人的立场；站在学术良知的立场，不受任何政治情感的影响；站在战略层次的立场；站在客观的立场，使年轻时代了解历史的真相；站在对人类、对世界和平影响的立场，了解抗战与二战的关系。毫无疑问，郝柏村讲的这段话涉及到中共——尤其是中共的抗战历史政策。中共在抗战期间，一直实行一种很“奇特”的政治政策，这就是“革命与抗战并行”。在这个政策下，同样是在进行抗战，但似乎抗战的性质是不同的。1937年全国性抗战爆发，当时中国存在着三种抗日力量：一个是国民党军的抗日力量，一个是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最后一个是在国共之外的自发兴起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用说了，这第三种自发兴起的抗日力量也不可小觑。在东北打响抗日第一枪的马占山，在辽宁拉起队伍抗日的苗可秀、赵侗，还有1937年平津沦陷后遍布冀中平原的河北农民游击军，都属于国共之外的抗日力量。但你只有参加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去，你参加的抗战才属于“革命”性质的抗战。这体现在当年每个抗战期间参加到中共军队中的人，都是你“参加革命”时间段的开始。至于在参加中共军队以前的抗战经历，还有国民党的抗战，以及国共之外的抗日力量都属于什么性质的抗战，是属于“反革命”还是“不革命”性质的抗战，那就没有人能说得清了。所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同样都是“抗战老兵”，有的人享受高工资、免费医疗的“离休待遇”；有的人衣食艰难，奔波一生；还有的人甚至被劳改流放，半世囚犯。这都是由于不同的抗战政策所决定的。你的站队，犹如一场政治赌博，你押宝押错了，尽管你经历了八年全国抗战，侥幸不死，但你也无法享受中国大陆所给予的抗战优待政策。究其根源，“革命”属阶级斗争的内容，“抗战”属民族斗争的内容，这二者是有差别的。中共在红军时期执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政策，在抗战时期，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所以暂时停止了“革命”政策，实行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民族”政策。这就是全国抗战期间，大批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青年大批涌入中共队伍的主要原因。这些知识分子青年最初选择的是救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并没有选择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政策。这些在抗战期间加入到中共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干部，很多人对抗战胜利后的土改运动缺乏心理准备。由于中共严格的党纪和军纪，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干部们“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才是我正在讲的这段故事的问题的实质。1935年底在北平发起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在全国各地走上高潮，当时但凡激进的青年学生和文化青年，都以走上街头游行、演讲、演文明戏、抵制日货、焚烧日货、向政府请愿为最时髦活动。很多后来加入到中共队伍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把1936年参加学生运动当作自己参加“革命”活动的起点。写出《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的作者李新，学生时代是四川学潮领袖，与李成之（作家李锐的父亲）、王方名（王小波的父亲）共同策划、领导四川的1936年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李新到延安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共太行分局科长、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等职，并做过两年县委书记，与彭德怀、邓小平、任弼时等中共高层多有交往。李新很谦虚，也很有自知之明，他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一直都记作到延安的那个时间。可到了延安之后他发现，很多参加了他发动的四川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都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记作为1936年的四川学生运动。李新知道后大为惊奇：连我这个领导人还没有参加革命，他们参加的是哪门子革命？彭家老爹也是1936年武汉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四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中期，空军由张廷发主政，彭家老爹利用同张司令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普遍在“落实政策”这个时机，成功将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7年的抗战爆发提前到1936年的学生运动。由于这一时间上的提升，他可以从“抗战干部”升格到“红军干部”，这样，1988年全军颁发功勋荣誉章的时候，他可以从原来的“独立功勋荣誉章”上升到“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1935年底的北平“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后来大部分都参加到国民党军队一样；1936年的武汉学生运动参加者，后来大部分也参加到了国民党军队，只有少部分参加到共产党一边。不知道国民党方面会不会将他们参加“国民革命”的时间提前到1936年的学生运动？当然不会，因为国民党方面的确不会将“革命”与“抗战”混为一谈。抗日战争的目的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无论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还是国共以外的抗日力量，都以“打日本”为唯一目的，此时谁要把“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内容放进抗战，那一定会搅乱中国抗日战争的大方向，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所以，八年抗战也好，十四年抗战也好，都不是中国红军时期提倡的“土地革命”，抗战就是抗战，全中国、也是全中华民族的一致目标。由此推演，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的1936年的全国性学生运动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延续，它可以被称作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前奏，但因为“绝对没有进行中国土地革命的内容和要求”，所以却很难被称为是“中国革命的组成部分”。1945年日本全部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进行抗战的目标已经达到，于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又回到了抗战之前的1936年。1945年的中国是战是和？这要看当时中国属于强者的那一方是要战要和？因为弱小一方的意愿是搅动不了大局的，但强者一方的意愿就能够主宰大局的走向。当时，就像一个大家族中的两户人家，一家有哥四个兄弟，另一家单传一个男孩，你说这哥一个的家庭会去挑衅哥四个的家庭吗？这不明摆着去找死吗？相反，这哥四个的家庭在心术不正的情况下，倒有可能要去灭掉这哥一个的家庭，然后吞并这哥一个的家产。1945年的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就是国军要以四比一的优势，灭掉共军，全国成为大一统的国民党天下。1946年6月，国民党以“三个月消灭共军”为目标，开始了内战。军事力量弱小的共军在内战的初期步步后退，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中共又开始了“土地革命”的内容，“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从解放区先开始的土改运动。我们所说的“革命”的内容，就此才真正开始。但一个“抗日分子”向“革命者”的转变，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完成的，要经过一个“蜕变”过程。1946年的10月，晋察冀共军中的冀察野战纵队从张家口、宣化撤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发现自己的易县老窝里乱套了。易县在抗战八年期间一直是一分区狼牙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当时从宣化前线撤退回到易县的四旅——抗战八年由一分区八路军组建的主力，发现那些在抗战时期积极帮助八路军的英模们都已经被土改运动打倒在地，有些积极分子甚至在土改运动中被活活打死，打死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本人是地主或富农。看到没有，这就是“革命”与“抗战”的本质区别，“抗战”强调的是“民族矛盾”；而“革命”强调的是“阶级矛盾”。这些悲惨的场景，在姚雪森的书中有清楚的描写，绝非虚构，我不一一列举了。姚雪森没写到的，抗战时期曾任一分区易县涞支队支队长队张琴南，因家里是大地主被扣上“反对土改”的罪名，当众枪毙。抗战时期担任一分区卫生部副部长的卢星文，当时担任冀察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因为自己全家人都被扣押并在斗争大会上陪绑当场抗议，险些连自己也被扣押起来。他连忙赶到当时还在易县县城的四旅旅部向旅长肖应棠求援。回到易县的四旅旅长肖应棠，还有他的夫人，冀察军区总医院驻四旅卫生队队长，对土改运动中的受害者们给予了极大的同情。肖应棠无力扭转土改大局，只好在易县塘湖的四旅后方留守处（以后迁到满城县上紫口村）收容了这些“地富分子”，并出主意，要卢星文带着一些抗战中的积极分子，赶到冀中的杨成武那里去诉苦。杨成武又能有什么办法？只能在冀中的一些地方工厂（被服厂、卷烟厂）安置下这些人，起码当时保住了他们的性命。我在本系列文章的最初阶段就指出过“充满血腥气的晋察冀土改”，被某些个别人士质疑。我曾在很长时间里，想找出“不那么血腥气的晋察冀土改”范例，但找不到。以暴力手段为依托的土改运动，目的就是要土改运动一定要“流血”，以便使土改中受益的农民坚定站在国共内战中的共产党一边。其实相比于当时各解放区土改，晋察冀土改最初还属于比较温和的，以后被刘少奇“纠偏”，才开始“左”了。1947年5月31日，来到晋察冀的刘少奇同朱德一起，致电各解放区：全国土地会议定于七月七日在晋察冀的平山县召开，各区除区党委务须派一负责代表到会外，各地委亦可出席代表一人。看刘少奇7月30日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与晋察冀代表团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晋察冀在土地改革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同时强调这些问题的性质还是党内问题，要当作党内问题来解决，不要打人。一打就秩序混乱，就没有民主了，要订出纪律。在刘少奇的这次讲话中严厉训斥了当时的晋察冀最高领导聂荣臻。此出处见于《李新回忆录》：1947年七八月间，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各解放区的土改工作。他对晋察冀的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当地干部先是有右倾偏向，上级指出后，又不服气，于是来个处处点火、户户冒烟，到处打人吊人，乱斗一气。“而领导呢，毫无办法。你领导是干什么的？占着茅坑不拉屎。”他说这些话时，声色俱厉，全场鸦雀无声。不少人将目光集中到坐在台下的聂荣臻（时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身上。之前，聂荣臻很郑重地一边听报告，一边做笔记。听到刘少奇的厉声指责后，他很沉重地低下头，双手捧着笔记本，再也无法记下去了。请允许我再引用一段军科院贺捷生将军的一篇文章：《1948年习仲勋调研土改往事》中的有关片段。寒冬来了，父亲和习仲勋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历史上着名的土改纠偏。1947年1月，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率队在晋绥进行土改试点，提出了一个所谓“化形地主”的错误概念，他认为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农。因为老区的地主富农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劳动者，所以必须“查三代”，即只要往上三代够地主条件的，都属“化形地主”，并列入斗争对象，连破产了也算在其内。“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麽办就怎麽办”，是康生叫得最响并推向解放区的口号。之后，土改工作团把这些极“左”做法和口号带向边区各地，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风起云涌，泛滥成灾，老百姓称为“大锅里煮牛头”。骇人听闻的是，当时在晋绥实行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粪等肉刑，竟不下15种之多，结果把许多人查成了破产地主或富农。有些干部，只要与地主富农沾边，即被当成“石头”搬开。在如此高压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静乐大夫庄一次就逼死3 个人。习仲勋在子洲整整待了9天，这是扎扎实实搞调查研究的9天，勤勤恳恳走群众路线的9天。9天下来，他看到极“左”倾向造成的祸害，血泪斑斑，触目惊心。例如有些地方把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演变为浑水摸鱼，少数人乘机打秋风，吃大户；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对准干部，连作战部队指战员的家属也在其列；有些地方把贫下中农的东西也一律没收。某些机关、学校没有地主富农可揪，便揪自己的同志，如边保的马夫把同为马夫的班长当恶霸揪出来斗了，名曰让贫雇农翻身；绥德干部子弟小学把十几名八九岁的孩子打成狗腿子。至于肉刑，更是司空见惯，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有用滚油从头顶浇下当场把人烫死的，有逼着斗争对象的妻子剖腹自杀的……1月19日，习仲勋第二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土改纠偏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电报列举了9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起中央重视。他特别强调∶“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电报的次日，复电习仲勋，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而且继续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各解放区，指示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再加一小段中共主席毛泽东的有关故事。此出处见毛泽东卫士李银桥的回忆。1947年11月，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来到杨家沟暂住。队伍刚刚住下，村里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发生一连串严重的违反政策事件。当地贫雇农在土地改革中吊打地主，甚至还打了开明士绅。土改小组不仅乱划成分，还把个别中农也定为了应批斗的“新地主”。少数干部更是以“分浮财”的名义侵占本应归公的细软财物等等。当时，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听说要斗地主，觉得好玩，就让保姆韩桂馨卫士长李银桥的妻子和警卫员带着她去看。没想到，李讷回来后就大哭不止。毛泽东急问何故，韩桂馨说斗争会上吊人打人的惨状让孩子受到了惊吓。毛泽东闻之大惊，决定立即停止这种极左做法。他指定任弼时、陆定一马上调查处理土改中的一切错误。他还亲自找了五个农民谈话询问。
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在杨家沟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两个月后又在此地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并亲自起草文件撰写数篇文章大力纠正各种极左行为。就在刘少奇土改讲话的时候，就在习仲勋土改纠偏写调查报告的时候，就在毛泽东住进杨家沟尚未召开“土地工作会议”的时候，晋察冀土改运动中发生了影响重大的陈怀初悲剧。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转载1950 我们湖北家乡的土改故事——革命”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