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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意”与“功”纠葛——《故事新编》主题的嬗变 姓名：孙伟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导教师：张全之 20090401 摘要 论文依据鲁迅“诗人”与“战士’’的双重角色在《故事新编》小说文本中的不同显 现，将集子里八篇小说的主题区分为“意”的表达主题和“功”的需求主题，并进一步 考察它们在创作时间纬度上的发展流变。 《故事新编》的“意”、“功”主题有着不同的创作目的。“意”主题倾向于对人类 的审美体验进行关注；“功’’主题则往往和较为明确的现实功利目的相联系。边缘位置 的生存状态、丰厚的生命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哲思，影响着《故事新编》“意”主题的 表达；社会思潮的裹挟和鲁迅的个性气质影响着《故事新编》“功”主题的表达。 依据上述理论，论文认为《故事新编》主题的嬗变存在着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 一阶段是“意”的表达主题，包括《补天》、《奔月》、《铸剑》三篇小说；第二阶段是“功” 的需求主题，包括《非攻》、《理水》两篇小说：第三阶段是“意”、“功”双面并置主题， 包括《采薇》、《出关》两篇小说；第四阶段的《起死》采取了戏剧的文体形式，这是为 了突现双面主题中的“功”而进行的无奈选择。 《故事新编》主题的嬗变清晰地显示出了鲁迅后期文学创作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 他要以文学创作来实现“战士”的职责，另一方面又需要在文学创作中传达自我的生命 体验。这两个来自不同方向的力在鲁迅的内心里扭结撕扯，使他心神交瘁。但鲁迅毕竟 有着非凡的创作力，当他被现实挤压到极为狭仄的空间的时候，他仍然通过迂回曲折的 形式，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创造力：《故事新编》迷人的艺术形式，冲破一切艺术藩篱 的决绝姿态，为鲁迅后期的创作生涯竖立了一座艺术丰碑。 关键词： 鲁迅；故事新编；小说主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ｒｅｖｅａｌｍｅｎｔｏｆＬｕｘｕｎ’Ｓ ｄｕｐｌｅｘ ｒｏｌｅｓｉｎ‘’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ｎｅｗ 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ｏｅｔ ｗａｒｒｉｏｒ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ｔｈｅｍｅｓ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ｌｂｕｍｉｎｔｏ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ｓ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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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有关部门送交论文 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曲阜师范大 学，可以采用影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可以公开发表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作者签名：；，、．＜为 日期：２。。７．箩．ｚ７ 导师签名：弘纱乞乙 日期：乃哆岁’夕 与“功”纠葛 ——《故事新编》主题的嬗变 一、引言 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建国前的文章大多是感性解读，缺乏系统的论述。５０、６０ 年代的研究，在体裁性质、“油滑”和创作方法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政治革命 的视角却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文革’’１０年中，《故事新编》的研究基本陷于停滞的 状态。进入新时期以来，由于摆脱了政治革命视角的束缚，《故事新编》在思想文化层 面的价值得到了较为深刻的探讨。９０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故 事新编》进行新的研究，形态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运用到 研究中，这使得《故事新编》在非功利审美层面上的价值得到重新解读，特别是郑家建、 朱崇科在小说诗学层面上的研究，使《故事新编》独特文体的价值意义得到突现。 在《故事新编》以往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被大多数研究者忽视的盲点，这就 是只看到了《故事新编》８篇小说文体的一致性，而忽略了它们在文体特征上的内在差 异。研究者们往往以研究长篇小说的方法来对待这部短篇小说集，把从其中一篇小说里 抽象出来的特征扩展为整个短篇小说集的特征。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导致以偏概全，并不 能把《故事新编》的真正特点总结出来。《故事新编》文体在表面一致的深层里，其实 存在着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关于《故事新编》各篇小说之间的差异，有些学者已经进 行过论述。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探讨《故事新编》前后期创作环境以及作者的 思想、世界观和创作心理等的变化对作品产生的影响等方面，此外，就是针对“油滑” 这一创作方法的前后期变化，很少有研究者对各小说之间文体特征的差异展开论述，对 于小说集文体特征的发展流变更是缺乏关注。本论文准备选择《故事新编》主题的嬗变 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分析《故事新编》主题在发展阶段上的演变特征，以及这些变 化和鲁迅思想情感之间的内在联系。 唐驶认为鲁迅世界观的变化引起了《故事新编》前后期创作的不同（唐锼．《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Ｊ．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７９，（１）：３－－１１．）。王瑶认为由于鲁迅后期世界观的改变，《故事新编》后期五篇作品与前三篇有比较 大的差别（王瑶．鲁迅＜故事新编》散论〔Ａ〕．张梦阳．１９１３—１９８３——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Ｃ〕．北京：中国文联出 版公司，１９８５．５卷９５２－－９８３．）。皇甫积庆从鲁迅创作心理的阶段性差异方面对《故事新编》文本进行分析（皇甫积庆． 历时创作中的变异与持恒——《故事新编》创作心理解读Ｊ．鲁迅研究月刊，１９９５，（２）：３３－－４１．）。李怡从鲁迅的人生体验 出发分析‘故事新编》各阶段的差别（李怡．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９，（３）：２３５－－ ２５２．）。聂运伟对‘故事新编》创作过程中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异与联系进行考察（聂运伟．缘起中止结局——对《故事新 编》创作历程的分析Ｊ．文学评论，２００３，（５）１２８－１３４．）。 二、《故事新编》“意”、“功’’主题划分的依据本论文的研究方法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主题研究”，也不是典型的“主题学研究’’，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主题研究”。“主题”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 解释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１〕主题学研 究被认为“只能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 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２〕主 题研究与主题学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首先是两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一般的主题 研究探讨的是某一作品的中心思想或某一人物典型的形象意义；而主题学所要探讨的是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的不同处理。前者 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内涵，是主题的本体：后者则将重心放在研究对象的外部联系方面， 即表现主题的手段和形式。其次是两者研究范围不同，一般的主题研究着眼于单个作品 的主题的呈现，是一个点，而主题学研究是对两部或多部作品加以考察，是一条线，甚 至一个面。”３由于对《故事新编》主题嬗变的研究既不是对单一作品主题的深入挖掘， 也不是对不同国家、不同作家相似主题的对比研究，而是对一个作家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的主题嬗变进行研究，所以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鲁迅创作《故事新编》８篇小说时的生活状况具有内在的相似性。《补天》创作于“五 四”落潮期；《奔月》、《铸剑》创作于鲁迅离开北京文化圈，并且被厦门大学和中山大 学里的文入学者们排挤至很边缘的位置的时期；小说集的最后五篇创作于鲁迅生命的晚 期——不仅疾病缠身，而且因为“两个口号”的论争和“左联”解散的问题而与周扬等 人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时的他身心俱疲。这三个看似不同的创作时期，其实存在着一个 共同的特征，即鲁迅的生命都处于一种被抛掷的状态。鲁迅在厦门时就有写成八则像《补 天》一样的小说，以凑成一部集子的打算。着意的主观设计和相似的创作状态，都天 然地赋予《故事新编》各篇小说的主题以内在一致性，但另一面也应看到它们之间的差 异，还有它们发展流变的过程。 《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１３年，“是一部‘试验性’的作品”〔４｜，以至于鲁迅在完 成这部小说集后明确表示，“《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 油滑”５〕。从鲁迅创作《铸剑》的时间跨度来看，他显然是对这一新的尝试进行了较长 时间的思考。“《铸剑》的艺术构思开始于厦门，并写成了第一、二节。后来鲁迅由厦门 到了广州，一…同时对未完成的《铸剑》后半部分作了酝酿、充实和发展，最后完成它 的更加辉煌的第三、四节。”６〕这是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特例，除了《阿Ｑ正传》因 为分期连载的原因创作时间较长外，其他小说都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因此，《铸 鲁迅在‘故事新编 序言》中曾说：“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鲁迅．故事新 剑》是鲁迅小说创作中比较特殊的一篇，它标志着鲁迅在《奔月》后对下一步的创作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考，并试图做出调整。 《故事新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着比较复杂的寄寓，对于这样的小说，我们往往很 难用单一的主题来概括它。在我看来，《故事新编》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功”的需求 与“意”的表达两种不同的主题。这是鲁迅基于自身“战士’’与“诗人”不同角色实现 的需要在小说创作中的不同表现。鲁迅的战士情怀要求他在小说创作中必须承担起社会 现实中的战斗任务，这正如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所说的，“不过想利用他的力 量，来改良社会。”〔７〕这种创作意图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就形成了《故事新编》“功”的 需求主题。由于鲁迅对社会现实战斗任务积极主动的承担，因此，他在文学创作中往往 会对“功”主题进行比较明确的阐发；与此相对的是，鲁迅内心中的诗人情结促使着他 在小说创作中进行“意”主题的表达，这里的“意”指的是具有作家个人特质的思想、 情绪、体味等，它往往难以用具体明确的概念来说明，更多的是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的东西。由于现实环境对“意”主题表达造成的限制，它往往会在较为潜隐的层面上得 以实现。当作家进行创作时，无论他出于什么样的创作目的，在进行文字传达的时候总 是必然会把独具的个人意味表达出来。这是因为“文学词汇既是语义性的，更是体验性 的。当它在意指作家的心灵图景时，不仅要传达出图景的意义（是什么），更要传达出 图景的意味（作家是怎么看的）。”８〕 《故事新编》的“意’’、“功”主题受到不同层面上创作动机的影响和支配。阿瑞提 在《创造的秘密》中对创作动机进行了如下的描述： 创造过程是一种途径，以满足某种渴望和需求。从经验上或者实体上所渴求的 某种新事物新状况是难以发现难以得到的。这种渴望和追求常常不仅在创造的过程 中可以看到，而且从创造产品本身也可以看出来。特别是在审美的艺术创新中，作 品常常不仅表现了新客体而且也表现出了这种渴望，表现出了这种朦胧的追求，表 现出了这种持续不断却从未完成过的努力，这具有着一种可以意识到的动机和一种 意识不到的动机。９ 上文所说的“意识到的动机”指的是推动文学创作的显在动机，而“意识不到的动 机’’则是潜在动机。作家的显在动机属于意识层面，它可以被意识捕捉到并通过文字的 形式表达出来；潜在动机则属于潜意识层面，它更多的是作家在生命体验中所沉积的情 感发酵的结果。这两种动机同时存在于一部作品中。如果没有作家潜在动机的酝酿和铺 垫，那么作品的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如果没有使作家的潜在动机得以突破意识域阀门 控制的显在动机，那么作品也就永远只能深埋于作家的内心而无法降生人间。 这两种创作动机除了紧密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外，在发展方向上的是否一致还会对 作品主题的形成产生影响。由于作家也是生活在群体社会中，因此，作者在创作时会考 虑到创作动机在作品中的传达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以及由此而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如果 作者无意识层面上的潜在动机的表露给作者的显在创作意图带来损减的话，那么他便会 通过艺术的创作技巧想方设法对其进行压制，从而使作品的显在创作意图突现出来；如 果创作的显在动机是由潜在动机的积极推动产生的，并能够获得理智层面的认可，那么 这种情况下的创作便是由作者的潜在动机做主导的；如果创作的显在动机虽然并不是由 于潜在动机的推动而产生的，但对其表达并不构成明显的压制，那么这种情况下的创作， 作品的显在动机和潜在动机便会分别在文本中得到展现。作品主题受以上不同情况的影 响，相应地也分为不同的类型，本文把前一种情况称作“功”的需求主题；中间的称作 “意’’的表达主题；后一种情况称作“意”、“功”并置的双面主题。 依据上述理论，本论文认为《故事新编》的主题在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四个不 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意”的表达主题，包括《补天》、《奔月》、《铸剑》三篇小说； 第二阶段是“功”的需求主题，包括《非攻》、《理水》两篇小说；第三阶段是“意”、“功” 并置的双面主题，包括《采薇》、《出关》两篇小说；第四阶段的《起死》采取了戏剧的 文体形式，这是为了突现双面主题中的“功”而进行的无奈选择。 三、影响《故事新编》“意”、“功”主题的因素 《故事新编》“意”、“功”两种不同类型的主题，受到来自各个方面不同因素的影 响和制约。鲁迅“诗人”与“战士”两种不同角色实现的需要，构成了《故事新编》“意”、 “功”主题在小说创作中起伏消长的基础。这两种角色有着各自不同的构成因素和价值 参照体系，对人的外在行为活动也起着不同的指导作用。“诗人’’倾向于对人类的生命 体验进行审美关注，而“战士”则往往和现实中的具体功利目的相联系。鲁迅双重身份 的兼具使得他的文学创作拥有了双重特点，他以不同的创作形式分别实现着不同角色实 现的需要，但在一些创作中也同时凝聚着两种角色的需求。鲁迅在北京时把他作为诗人 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感悟都写在了《野草》里，这里面凝聚着来自他心灵最深处的歌哭。 鲁迅的朋友章衣萍认为，“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１０〕。鲁迅自己也“一 再声明，他并不希望青年读他的《野草》——《野草》只属于他自己。”〔１１〕鲁迅的杂文 一向被称作是投向旧社会营垒的匕首和投枪。在杂文创作中，他实现了一个战士的责任。 “《故事新编》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鲁迅转向杂文与各项社会事务之后的锱铢积累之 作，颇有在夹缝中诞生的艰难与尴尬。”Ｉ；１２〕《故事新编》一方面是鲁迅基于抒发自我情 感的需要而进行的创作，这形成了它的抒发个人落寞情绪的“意’’主题；另一方面也实 现着“战士”的责任，这形成了它的“功”主题。这两者纠缠于《故事新编》的整个创 作过程中，它们各自的现隐也受着不同因素的影响。边缘位置的生存状态、丰厚的生命 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哲思，影响着《故事新编》“意”主题的表达；社会思潮的裹挟和 鲁迅的个性气质，影响着《故事新编》“功”主题的表达。 １、影响“意”主题的因素 《故事新编》“意”主题的表达是鲁迅的“诗人”角色在小说中实现的需要。鲁迅 边缘位置的生存状态、丰厚的生命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哲思，是影响《故事新编》“意” 主题表达的主要因素。鲁迅以创作的实绩应和了时代思潮的呼唤，从而尽了作为“战士”的责任，但在这 些为了他人而做的文章中，他同时又表露心声：“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 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１３〕“我自然不想太欺骗 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１４〕这表明在鲁迅 的文学世界中，除了进行战斗的需要外，还存在着另一个幽暗孤独不为常人所知的世界。 这同样也是他最真实的一面，只不过在很多时候都为时代思潮的喧嚣所淹没而不得展 现。当鲁迅的人生轨迹脱离了常态而处于边缘位置时，他在生活中积累的苦闷情绪便会 情不自禁地以文学创作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因为：首先，作为个体的人总是有一种投 入团体怀抱的冲动和愿望，这是人基于安全感和得到社会认可的需求而选择的一种生存 方式，所以当个体暂时处于边缘状态时往往可以把平时被遮蔽在喧嚣声中的发自生命的 真声音表达出来；其次，当个体遭到团体的排挤或被时代主潮抛弃时，他在饱尝孤独落 寞情绪的同时也幸运地卸掉了外界强加给生命个体的枷锁，使得在团体内部不能舒展的 自由心态又重新回归生命；最后，当个体在社会现实中碰壁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时，往往会退回到个人本身，去审视和体会蕴藏在生命主体中的密码，去回忆思考人与 自我、自然、社会的关系。《野草》是鲁迅被他所深爱并全力为之付出的大家庭赶出来 后，在处于人生事业低谷的落寞状态中写出来的；《故事新编》同样是鲁迅处于人生边 缘状态时的创作，这里凝聚着他最深刻的人生感悟。 尽管鲁迅对时代的社会思潮会做出反应有时候甚至会主动地投身其中，但他其实一 直生活在边缘状态中。在被冠以高帽尊为旗帜的背后其实是对他的利用，根本谈不上对 其思想的理解与承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是在钱玄同、陈独秀等人的劝说 下才开始写作的。在这场运动中，鲁迅扮演的是一个敲边鼓的角色。３０年代上海时期的 鲁迅虽然被尊为左翼文坛的盟主，但除了少数真正崇仰他思想的人以外，在“左联”中， 他却一直是被利用和排挤的对象。鲁迅在其中的感觉非常糟糕，他在信中对朋友诉苦： “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 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 １５〕〔１５〕。在这些活动中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精神界之战士”的孤独和寂寞。 鲁迅是一个认真的人，不论是投身新文化运动还是加入“左联”，他都以做事的真 精神全力以赴。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敷衍，更坚决抗拒任何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而另有目 的的投机者。由于思想的特异和超前，他在团体中会被人误解甚至被排斥至很边缘的位 置；当团体散掉后，出于一个“真的革命者’’的忠诚，他体会到了理想幻灭的苦闷。这 是他早期所推崇的“争天拒俗”〔１６〕的“摩罗诗人”在现实社会中所遭遇到的真实的生 存状况。作为那个时代的少数的清醒者，他对历史的痼弊和周围的黑暗有着比其他人更 多的敏感和警醒，但这也使他体验到了更多的人生苦恼。在理想与现实的猛烈惨酷的碰 撞中，很多人无法忍受由此而来的心灵折磨，为了保持内心的平衡与安宁，他们选择了 逃避或者干脆变节投降。作为强者的鲁迅，他选择了“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即使是 面对没有任何希望的现实，他仍然像那困顿倔强的“过客’’一样继续前行，像手持长矛 的战士那样“举起了投枪”〔１７〕。正是在这种“向死而战’’的抗争中，鲁迅积累了比一 般人深刻得多的生命体验。 在抗争顽固强大的现实时，鲁迅有着近乎自杀式的顽强。与此相对的是，在鲁迅的 个人生活中，当他信奉的新的生存法则与旧的生活传统相抵触时，他采取的却是近乎自 虐式的自我承担。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和母亲的关系以及他的婚姻生活中。鲁迅对母亲非 常孝顺，从不拂逆她的意思。这对作为新思想接受者的鲁迅来说，显然有悖于他的人生 理想。他曾在信中写道：“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 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 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 己，——至少是一部分。”１８〕鲁迅非常反感大家庭对个人自由的束缚，他一再表示“中 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１９Ｊ，但他仍然像过去书中所表彰的“孝子”一样去侍奉母 亲。这显示出了处于思想道德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所负的重担，一方面他们接受 了新思想，另一方面，为了他人的幸福，他们又宁愿舍弃心中的理想从而完成对传统道 德最后的祭奠。在鲁迅的婚姻生活中，面对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他虽然极不情愿但仍 默默承受。他曾在创作中表露心声，“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 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 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２０〕在和许广平恋爱时，他完 全没有许的那份热烈与激情，而更多的则是矛盾和犹豫。一方面，他担心自己一旦有所 改变就不能在旧社会存身，另一方面则忧虑自己没有资格去爱一个充满朝气的新女性。 鲁迅作为鲜活的生命个体，需要爱情的滋润，但碍于古老传统的道德羁绊，他的整个心 灵都处于极端的苦闷状态中。鲁迅和许广平后来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很大程度上是源 于许的坚决与果敢。在鲁迅的个人生活里，充满着近乎自虐式的对传统道德的自我承担。 鲁迅在现实战斗中近乎自杀式的顽强和在个人生活中近乎自虐式的自我承担使他 获得了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深厚的生命体验。鲁迅向来把自己归于那个他一生致力于批判 的旧世界，认为自己身上有着许多旧社会的遗毒。他在《铸剑》中借黑衣人之口表达了 对自己的看法，“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在 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 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 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Ｃ２１〕鲁迅在意识到和旧社会血脉相联的 一体性质后，采取的是以“抉心自食”的方法来认识自己。他在《墓碣文》中写道： …一挟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２２ 西方的普罗米修斯窃取天神宙斯的火种给人间带来了光明，自己则被绑在高加索山 上遭受身体的酷刑。鲁迅是借了西方的火来煮自己的骨头，希冀以此种方式使自己被五千年腐朽文化浸泡得近乎麻木的肉体得以恢复知觉。在采用这种极端方式苏醒的过程 中，鲁迅品尝到了极端的痛苦，但也获得了“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２３〕。鲁迅 作为生命的强者在经历了常人所无法忍受的苦痛后获得了深厚的生命创伤式的体验。 鲁迅在“抉心自食”的生命体验中对社会人生有着充满智慧的大哲思。他以独到睿 智的目光洞察着包裹在正义进步旗帜下的旧社会的遗毒；以彻底的反抗精神对中国传统 文化中自欺圆滑的生存哲学进行批判；以直面人生的勇气揭示出了人所生存的荒诞状 对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在国家不独立且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外族压迫还是主要任务的情况下，中国根本不具备像西方那样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等强大思想文化运动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现代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因此更谈不上对这 些东西的消解与怀疑。中国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往往是把西方的价 值观念当作救命的稻草，将其加以“中国化”并以此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这样 一种丧失自主意识的盲目效仿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落后的封建思想常常借这 种表面现代而骨子里却依然沉旧的运动得以复活。在这一点上，鲁迅恰恰是避免了沦为 西方殖民地的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容易犯的致命错误，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 “鲁迅是抵抗自由、平等和其他一切资产阶级道德的。所谓抵抗，就是抵抗把这些东西 作为权威从外面强加于人的作法。他看清了：把新道德拿进没有根基的前现代社会，只 会使它们完全变为前现代性的东西；不仅没有解放人，相反，只能转化为有利于压迫者 的手段。这样的洞察是基于他的体验的，在这一点可以说，他的目光并没有离开殖民地 的现实。”〔２４〕这是鲁迅对于当时轰轰烈烈的社会政治运动冷静智慧的思考。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批判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因子所造就的民族劣根性，这是因 为“以满足现状与崇尚过去（历史）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自大心理，严重地阻碍着中华民 族的觉醒与变革。这就迫使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改革运动，不能不以历 史的批判为先导。”〔２５〕中国要想走向现代文明，就必须彻底抛弃传统的封闭、保守、圆 滑、自欺的传统生存哲学，必须敢于直面在当今世界中所处的“绝望”境地。“所谓‘绝 望’，实质上就是走出麻木境界，丢掉一切自欺欺人的假面，直面人生：一面正视现实 的黑暗与人生的痛苦，一面正视自我主观能动作用的局限，在现实世界中支配自我命运 的有限性。”２６正是由于鲁迅敢于正视现实中的绝望境地，所以，他不仅没有沉迷于中 国古代悠久的文明，而且对西方的现代文明也同样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鲁迅以中国现 实国情的需要为出发点对人类的一切既成文化进行审视。这样一种清醒的“敢想，敢说， 敢作，敢当”〔２７的独立意识对于落后国家的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这是他们得以向 现代社会转变的最可依靠的东西。 鲁迅边缘位置的生存状态、丰厚的生命体验和对社会人生的哲思汇聚成了一种巨大 的创作冲动潜隐在内心中。虽然鲁迅积极投身社会战斗的迫切压制了它，但作家内心的 创造情绪在很多时候是无法遏制的。西方文艺理论家说：我曾经把孕育在艺术家心灵中的作品说成是一种自主情绪，我用它来指一种维 持在意识阀下，直到其能量负荷足够运载它越过并进入意识门槛的心理形式。它同 意识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它已被意识同化，而仅仅意味着它能够被意识觉察。它并不 属于意识的控制之下，因而既不能被禁止，也不能自愿地再生产。这一情绪的自主 性表现为：它独立于自觉意志之外，按照自身固有的倾向显现或消逝。创造情绪同 别的自主情绪一样，具有这一特性。２８ 这种创造情绪是《故事新编》“意”主题的根本创作动机。它贯穿在《故事新编》 主题嬗变的整个过程中，并通过和现实战斗任务创作需要的较量而影响着“意”主题在 小说中的表达。 ２、影响“功”主题的因素 《故事新编》“功’’主题的表达是鲁迅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在小说创作中的反映。当 时社会思潮的裹挟和鲁迅的个性气质是影响着它的主要因素。 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一直存在着亡国灭种的危机。生存的压力要求动员起全民族 的一切力量进行战斗。２０世纪的中国注定是一个充满了功利目的的时代，它还没有多少 余裕的精力去供人们浅吟慢歌，更没有闲情逸致去探究个体生命内心里的喜怒哀乐。即 使是那些号称不问世事躲在文艺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他们心灵的底色依然是被一种浓 浓的愁苦遮盖着。内忧外患的中国迫使当时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纷纷用文学创作为 他们的政治理想摇旗呐喊。尤其是到了３０年代，大批知识分子向“左”转，把笔触伸 到他们本来十分陌生的工农大众的生活中去。这也使得倡导阶级革命的左翼文化得以大 行其道。工农大众在文学作品中被描写成为最有力量改变中国现状的希望，是最能够克 服知识分子只会坐而论道而缺乏实际行动的缺点的救星。 鲁迅在北京时期主要从事文字工作，但在厦门、广州时期的思考使得他发生了改变。 面对中国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他开始意识到“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２９〕鲁迅在黄 埔军官学校的讲演中说： 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 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 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 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 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３０ 思想转变以后的鲁迅加入了“左联”，他把主要的精力时间集中用在对现实社会能 迅速产生影响的杂文创作中。鲁迅曾对自己的杂文创作数量做总结，“我从在《新青年》 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 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 年。”〔３１〕鲁迅在上海时期，尤其是到了生命的晚期，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杂文创作中。“别的琐事又多，会客，看稿子，绍介稿子，还得做些短文，真弄得一 点闲工夫也没有，要到半夜里，才可以叹一口气，睡觉。”〔３２〕鲁迅倾尽全力地写作杂文 显然是和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左翼文化倡导作家积极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斗争 中，并以自己的创作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现实。由于鲁迅加入了“左联”，所以他的文学 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它的制约与影响。这种状况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故事新编》 “功”主题的表达。 ３０年代的社会思潮把鲁迅裹挟其中，但他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使他与之保持着 一定的距离，他是其中与众不同的“这一个”。鲁迅正是在这种被裹挟与冷静审视之间 进行着对社会责任的独特承担。如果说鲁迅在１９２６年离京南下前主要是以思想文化的 视角去思考中国现实问题的话，那么在厦门和广州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这种观察视 角开始发生了变化。对这一转变最早做出断语的是瞿秋白，他认为鲁迅是“从进化论最 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 ３３〕〔３３〕在此以后的论述多据此说。瞿秋白依据他所掌握的话语系统对鲁迅的思想转变进行 了较为准确的描述，但也把一些本不属于鲁迅的东西强加给了他。本文认为应把这种转 变概括为，鲁迅开始把过去以思想文化的单纯视角去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转变为了以政 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并行视角。鲁迅加入“左联”并不意味着对原先思想文化视角的放 弃，与此相反的是，他时刻以当初的“立人”理想对现在所从事的社会政治活动进行审 视，又以政治活动的视角对原先的“立人”理想进行审视，在这种双向的逼问中却又同 时表达了对二者的怀疑。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在对两者视角的共同超越中达到了一 种更为深刻的境地。 “左联”虽然是一个旨在发动工农群众以求改变中国命运的团体，但它本身存在着 很多问题，在表面是一个文化团体的背后实质上却是一个准政治团体。“左联”内部存 在着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很多在形式上看似新潮的做法实际上骨子里仍是旧社会 的遗毒。鲁迅对此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批判。因此，鲁迅 在“左联”中的位置就比较尴尬，以至于经常产生“也想走开”阻〕的念头。 鲁迅受当时社会思潮的裹挟加入了“左联’’，但他却又始终无法做到和它完全保持 一致。这种既投身其中又和其保持一定距离的状态，使得鲁迅既随和当时社会思潮对文 学创作的要求，但同时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表达方式。这种状况对《故事新编》 “功”主题的表达产生了深刻影响。 同样的社会思潮对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和鲁迅生活在同 一个时代的有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像他一样向“左”转，而是固执地保持着自己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的立场，坚守着文学自身的独立园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 就鲁迅而言，他之所以投身其中并积极地以文学创作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在很大程 度上和他的个性气质有关。 据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的个性，从老太太的谈话中谈到，他有许多地方像他的父亲，如他的爱整洁，放东西有一定的地方。在老太太看起来，后来鲁迅先生把自己弄 得像‘囚首垢面’的样子觉得有些奇怪。”〔３５〕这说明鲁迅在幼年甚至青年时，是一个非 常整洁并且性格比较开朗的人。他之所以后来变得不重仪表且多以黑色调服饰示人，以 至于给人沉郁阴冷的错觉的重要原因，是成长过程中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使他对人生 的看法发生了改变。青年人对世界多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但成年以后的鲁迅“见过辛 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 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蚓鲁迅以认真虔诚的态度从事革命活动，但他看到的现实却是， 到处充斥着革命的投机者。基于自己真诚愿望的落空，真的革命者开始隐起当初光鲜的 铠甲，甚至不惜以颓废的面目示人，而把当初对革命最真切的热忱埋藏在心底。这种情 况和鲁迅所揭示的魏晋时期阮籍、嵇康的心态是一致的。看到当权者对礼教的歪曲利用， 他们“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 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 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３７ 鲁迅个性气质的形成还和他的成长环境以及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鲁迅自幼生 活在浙东的越文化圈里，深受其强健尚武习俗的浸染。鲁迅曾说，“大概是明末的王思 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 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３８〕这里是大禹和勾践的故乡，近代的章太炎、蔡元 培、王国维、秋瑾、徐锡麟等都出生在这里，而“由越文化圈走出的鲁迅，其文化人格 中有最鲜明的浙东人的‘硬气’。”〔３９〕这种“硬气”成为了鲁迅整个人生中的底气，无 论身处何等危险和困难的境地，鲁迅从来没有向黑暗低过头，始终保持着荷戟战士倔强 前行的姿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孕育了鲁迅作品中刚健强硬的文风。这是对大环境的考 察，就小环境而言，他成长在一个“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４０〕的家庭。这对幼年时 期的鲁迅来说显然是不幸的，但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却又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鲁迅得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４１〕。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成长经历使得他在以后的人 生路途中对世道人心有着透彻的了解，对中国传统中“瞒和骗”〔４２１的文艺有着深刻的 认识。面对假面撕破后的世界，鲁迅看到的是一个到处充满着血淋淋的吃人现象却又是 无比真实的恐怖世界。这种呈现在他面前的无可怙依的绝望境地，反而造就了鲁迅“不 克厥敌，战则不止”〔４３〕的“韧”性战斗精神。 儒墨两家对鲁迅“战士”文化品格的形塑都起着重要作用，也间接地影响着他“反 抗绝望、直面人生”的哲学。“鲁迅对孔子儒学中代表民族文化心理的优点有直接的肯 定，并受积极方面的影响，如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 精神等等。’’〔４４〕墨家文化对鲁迅的影响“包括‘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救世精 神；‘以自苦为极’，‘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的禁欲主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 求法、为命请命’的实行主义和牺牲精神。”４５鲁迅在儒墨两家文化的影响下，对社会 １０ 人生始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的姿态，即使当他对人生的荒诞虚无本质大彻大悟之后，他也 没有像周作人那样选择以消极顺从的态度对待人生，而是采取了“反抗绝望’’的战斗姿 态；即使明知前面是“坟”，他依然倔强地前行。这也是鲁迅在３０年代恶劣的生存环境 中创作了数量巨大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鲁迅冷静的外表下包裹着一颗火热的积极关注现实勇于迸取的心。尽管现实的冰冷 使他陷入了“无地彷徨’’的困境，但就像他在《死火》中所宣示的那样，与其“被冰冻 冻得要死”，“那我就不如烧完！”〔４６〕鲁迅选择了向无比黑暗的现实进行着即使是到最后 也看不到希望的战斗。真诚火热的心与残酷的外界环境的落差，使得鲁迅的性格变得“峻 急’’〔４７〕，这又迫使他倾尽生命全部的能量去抗争。 鲁迅直面现实的强者的个性特征和受时代思潮的裹挟两个因素共同影响着《故事新 编》“功”主题的表达。鲁迅的个性特征注定了他不会在漆黑的暗夜里选择沉默，他坚 持以自己枭鸣一般的恶声去惊醒沉睡的人们，而全然不顾他们尖利的咒骂或阴险的迫 害。时代思潮的革命呼声呼唤着鲁迅参与其中，他也做出积极的回应。鲁迅以自己的创 作为当时的时代思潮呐喊助威，这也使得他的行动极富左翼色彩。但这两种因素对“功’’ 主题的表达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鲁迅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的个性是对“功’’主题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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