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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振讲述淮海战役 任焕德图
记者马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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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更替，沧桑巨变，一转眼淮海战役胜利61年了。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昔日的淮海战场早已旧貌换新颜了。从战争到和平，从翻身解放到改革开放，淮海大地见证了61年的沧桑巨变。这一切都源于淮海英雄们的浴血奋战和成千上万仁人志士的拼搏奉献。回首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沿着淮海英雄们的足迹，挖掘淮海大战亲历者的故事，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揭示战争胜负和历史兴亡的规律……2010年1月15日下午，在郑州市二七区老年爱心公寓，记者找到了几位曾参加过淮海战役的前辈们，听他们讲述了那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淮海战役的宏大场面……
毛甲申
坦克轧不死的战士
个人小档案毛甲申，现年78岁，1948年11月参军，当时16岁，九纵二十五旅七十四团一营一连一排战士，祖籍郑州市北郊丁楼村。
解放郑州时，解放军就住在我家。郑州解放后，大概是1948年10月26日，我牵着我们家的小毛驴送解路军到海棠寺车站，现在的长途汽车北站。有位解放军领导问我愿不愿参加解放军，我当时就想跟他们走。可是我是独生子，父母愿不愿让我去？我说回去和父母商量一下。11月中旬，我的一个亲戚也是在部队上的，他到我家动员我参军。我怯生生地和父母商量，谁知，父母当即答应让我去。我高兴地参了军，先到区干队，然后到县大队，最后到九纵二十五旅，直接参加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后，国民党第六兵团和第八兵团，从蚌埠沿津浦路北上宿县，刘汝明率第八兵团，奉命与李延年兵团北上救援黄伯韬、黄维，企图重新打通津浦路。
我们的部队是1948年12月初到的淮海前线，在安徽宿县，我们营和兄弟部队的另一个营在前、后乔家和高皇寨、岳村、龙王庙一线阻击南来北上的李延年兵团，打了整整6天5夜，和兄弟部队一起阻止了敌军李延年兵团3个军在飞机、坦克配合下的多次猛烈进攻，配合了我主力部队围歼黄维兵团。当时进入阵地不久，敌人发起大规模的猛烈进攻，被我们打了下去。第二天早晨，敌人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敌军在坦克、重炮和飞机的配合下，火力十分凶猛。我前沿阵地每分钟要承受几千发炮弹的压力，房屋被炸塌，阵地被夷平。敌人的坦克碾平我方战壕，很多战友被轧死或者被活埋在战壕中。营长王凤陆下令反击，最后战役取得胜利，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也是在战壕里从敌人的坦克履带下爬出来的。
在这种极其残酷的环境中，久经考验的战士和敌人斗智斗勇，班长们、各战斗小组长带领战士们抢弹坑，保护自己。反坦克小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着炸药包爬上坦克与敌人同归于尽，一次次地打退敌人的进攻。敌人反复用飞机、重炮轰击我军阵地。天空灰暗，大地轰鸣，狼烟骤起，阵地上伸手不见五指，敌人的炮弹炸得大地颤抖，房倒屋塌，燃起了熊熊烈火，阵地上的焦土被炸得翻了几翻。敌人的炮弹呼啸着朝阵地冲过来，很多战士身上多处负伤仍继续战斗，他们凭着对党的忠诚，顽强得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等敌人的坦克、步兵上来，战士们奋起向敌人步兵开火。反坦克小组战士提着炸药、手榴弹爬上坦克，拉响炸药包和敌人同归于尽……
特等功臣刘廷振
小档案刘廷振，现年78岁，党员，16岁参军，特等功功臣，中野九纵二十七旅七十九团三营七连战士。
那时候，家里贫困，我常年在外要饭。1948年流浪到禹县时参加了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时，我一人缴获两挺机关枪、两支步枪、一支手枪。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12月，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我军与敌人隔河对峙，面前是滔滔的河流，而我们却是有水不能喝，敌人用枪看着呢！当然，敌人也喝不到水，我们的枪也时刻盯着河面，只要敌人一露头，我们就开枪。河也不窄，有100多米宽。
有一天下午5点多，团长、政委都来了，你别看我只有16岁，团长、政委都认识我。这里头有个小插曲，刚参军前三个月不发枪，打下洛阳后，有一天战士们都在打靶。政委过去，三枪打了个24环。没人敢给政委比赛。我那时还没发枪，但平时用老战士的枪练得多、学得也认真。因此，我过去三枪打了25环。政委高兴地说：“小鬼，这支枪发给你了！”政委问我还有什么技术，我就说，会游泳，我一猛子（潜泳）能穿过家乡的黄河……谁知道这话让政委给记住了。
团长找人把我们连长叫来，当场给我们布置任务。团长说：“看到了吗？河对岸敌人有四条船，我们只有一条船，今天晚上我们要把船抢过来，然后渡河消灭敌人。每条船可容纳五六十人。也就是说，抢来敌人的四条船，一次就能渡过河五个排（一个排60人，当时部队是四四建制）的兵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这小鬼了。”团长说完话很信任地拍着我的肩膀。我说：“好，保证完成任务！”晚上9点多，团长下达了抢船命令。政委从怀里掏出一小瓶酒，大概有三四两，我一饮而尽，浑身一阵燥热，把衣服脱得只剩一条小裤头，手臂上挽着4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留给岸上的战士们。我一头扎进还结着冰的河里，带着4根手指粗的麻绳游向了敌营。到敌人的船下，我先把绳子拴在船缆上，然后把锚从土里拔出来扔到船上。这时，敌人发现了我，就向我开枪。河对岸的我军全团火力向敌军阵地压了过来，敌人抬不起头。4只船被我们拉到了对岸。我趴在敌方的河岸下，敌人的子弹打不着我。不一会儿，5条船载着300多名战士过来了，战友们把棉衣给我穿上。我一跃而起，随战友们追击敌人去了。我军经过一天一夜的追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
第二天，我们又追了十几公里，三四百敌人看到我们人少，回过头来和我们拼起了刺刀。当时的我年轻有力，反应灵敏，拼死战斗，刺伤敌军数人。后来，我们的后续部队赶到，把这股敌人全歼了。在整个战役中，我们团共解放了8个村庄，消灭敌军1.7万人。这场战斗结束后，政委夸我说：“干得不错，我代表团党委给你报功！”后来上级领导说我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荣立了特等功。
在淮海战役打响后的第五十二天，我在挖战壕时被流弹击伤大腿，身负重伤被抬下火线。几个月后，我到郑州参加建立中南空军郑州航空站……
苏润兴
“活着的烈士”
个人小档案苏润兴，今年80岁，1948年参军，中野九纵警卫营战士，离休前为郑州电缆厂调解委员会主任。
当记者采访他时，他指了指头说：“我没啥说的，也说不成，脑子不管使了……”后来，在其他老人的介绍下，记者才了解到这位“活着的烈士”的片段。
郑州解放后，苏润兴随军参加淮海战役。后来，他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被敌机丢下的炮弹炸得昏死过去，部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后来发现他失踪后又派人返回战场，找到了他断掉的手臂和血衣，于是追认他为“烈士”。事实上，他被后边的部队发现后送到后方抢救。因为做手术，他被换了衣服，于是身份也变了。直到后来他写信给自己的老首长秦基伟，大家才知道原来他还活着。于是首长开玩笑地说他是“活着的烈士”。这位“活着的烈士”今年80岁了，尽管头发全白了，大脑也反应迟钝了，但身子骨还挺结实。
苏润兴是个坐不住的人，这可能跟他还留在腿内的弹片和性格有关。他家住在东北一个小江边，从小就喜欢游泳，他还喜欢赤脚滑冰，因为会水，他还在渡江战役中给士兵们当过教练。
退伍时，按规定一等以上的伤残军人是不安排工作的，但他跟首长说，要向保尔学习，于是，就给他安排了政工工作，之后他还做过后勤、保安等好多种工作。
“苏润兴退伍后没有向国家要过功，没有要过待遇。他参加过很多战役，还在朝鲜抓过特务，但他都不说。”老战友说。
在普通人看来，苏润兴的一生可谓坎坷不平：在战争中被炸飞左臂，右手手腕和脑部至今还留有弹片，右手只有大拇指和无名指能活动；老伴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癌症；2008年四川地震，他儿子的家还被震得家当全无。“东西没了人在就好，我儿子、媳妇都还活着多好，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其他的，都不用去想……”说完这话，苏润兴坦然地笑了。
王秀珍
战地卫生员
个人小档案王秀珍，1931年出生，1948年1月1日参军，中原军区野战部队三院三所护理队护理员，在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
1948年淮海战役一打响，我随部队进驻亳州老百姓家里，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收治、转运了伤员。我们整天忙得连上厕所的空都没有，一天有时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但是大家一点怨言也没有，只想为伤病员服务。做战地救护工作，我感到责任重大，但那个年代人的思想很单纯，有干劲，不懂的就去问军医。卫生员的十字包里有绷带、救急水、阿司匹林、一小瓶碘酒、酒精棉球、几根银针、几块木夹板。战士们小病都坚持，坚持不住我带他们去找军医，行军时战士们脚底板打泡了，晚上洗完脚我到各班用针去为他们挑脚泡。
在淮海战役时，部队卫生员非常缺乏，一个连队才配备两个。但在战争进行中，受伤的战士成批成批地抬下来，我们只能一刻不停地为这些伤员清洗伤口、上药、包扎。
作为卫生员，虽然与前线有一定的距离，枪是很难打到的，但冒着火的炮弹经常在头顶呼啸而过，或在周围爆炸。
其实，在淮海战役进行的几十天里，到处都是前线。记得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命令，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赶快突围。我就随着部队悄无声息地连夜跑了几十里路，才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那时，经常因为没有药，眼睁睁地看着伤员痛苦地死去。有一个得破伤风的战士，因为没有破伤风针，看着那个年轻的战士在痛苦挣扎中离开了我们，我们也只能掉眼泪。一些战士因伤口感染伤势加重需截肢才能保命，在没麻药的情况下先用手术刀把肉皮掀开，然后用小锯硬生生截肢。那一声声痛苦的呼叫，到现在想起来都让人揪心……常常是早上还好好的一个战士，到下午因为没有救治的药就痛苦地离开了我们。我们一边抽泣，一边堆个小土丘，坟前挂个木头牌，上面写上烈士的名字。有的连名字都不知道……
采访结束，已是暮霭沉沉。透过公交车窗，郑州的街头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副国泰民安的景象，我由衷地感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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